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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值选择与超越的现代性（第1页）

三、价值选择与超越的现代性

吉登斯关于现代性社会的三个正反馈的运行机制模型，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社会哲学的透视画。它展现出现代民族一国家、整体的现实世界以及个人现实实践活动的状况与方式、亢奋与无奈、欣喜与焦虑、进步与多舛。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作为理性的人类而言，毫无疑问必然需要依赖体现理性能力的人类的价值选择，是实用主义地接受现实还是保持茫然的乐观主义，是陷入犬儒式的悲观主义还是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选择对世界的改造，对于吉登斯来说，作为一个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理论研究者，他发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实的现代性社会的呼唤，针对已察觉到的危险之根源，在社会运动中进行实践性搏击，选择改造世界的有效价值观，为此，他建构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现实主义解决方案，提出了超越的现代性理论、整体变革的社会治理和激进的生活政治等主张，从而形成了他在现实实践活动中改变世界的价值选择思想。吉登斯的这一思想，对于人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摆脱现实困境，颇有教益。

（一）现代性社会的内在生命力在于超越性“再生”

在吉登斯的社会哲学理念中，现代性社会之所以走到与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相背离的境地，主要在于价值选择的背离、理论认识上的偏差和社会实践上的极端化，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的结合是人类现实悲剧的根本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社会已经走向死亡，而是必须重新选择社会发展的道路，改变现实的社会制度，使现代性社会焕发出新的光彩。显然，重新选择人类的价值理念和发展道路是艰难的，必须以认清现存的社会制度不合理为基础。

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不可能是新现代性社会的价值选项，而且还是必须放弃的选择。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它逃不脱最终被废止的命运。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起初保守主义是为封建主义辩护的，反对启蒙运动，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老保守主义被毁灭了，然而它又以多种形式的新保守主义的面貌出现。新保守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具有普遍的影响，但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秩序毁灭了有意义的社会存在赖以生存的传统符号和实践①，因此，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情结。资本主义真正依靠的是一种世俗的清教主义，或者说是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者不再把资本主义企业看作现代文明的问题来源。与之完全相反：它是所有一切善事的核心。市场竞争制度不仅使经济效益最大化，它也是个人自由和社会稳定的主要保证者，把功能齐全的市场看作自发社会秩序的主要实例和主要的制度依据，相信自由社会的利益可以扩展到整个人类。然而，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今天都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诸如全球变暖，臭氧层被破坏，大规模污染或沙漠化，大规模的战争，全球经济崩溃，人口过剩，空气、水或食物污染，等等，带来一系列严重的政治和道德问题。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富裕国家福利制度的困难、阶级关系的实质性变化，两极分化社会的加剧以及法西斯主义和对民主的破坏，这些都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得到解决，甚至其“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能使问题更糟”②，从而使人类进入一个反思性的社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吉登斯在《社会学批判的导论》等其他多部著作和论文中都对当代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做出过分析③，这些分析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与思考。

那么，社会主义是不是应该被选择呢?在吉登斯阐释他的思想的时代，社会主义的代表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但它已经陷入困境。对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吉登斯认为，根据现实的变化，我们应该可以解释社会主义（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作者注）确实是难以自保了，当我们遇到的大部分风险不是人为的时候，并且社会反省性的程度还相对低的情况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还可以良好地运行。当这些情况不再存在的时候，苏联的社会主义或者崩溃或者被迫处于守势。①换句话说，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正确的价值选择。人类必须重新选择道路，那就是第三条道路，

吉登斯认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所谓的社会生活的“控制论模式”，按照控制论模式，一个体系（对社会主义来说，指的是经济）可以通过服从于一个指导性的智者（国家）来实现最优的组织。但是，虽然这种建构对于更和谐的体系——指的是一个低反思性、有非常固定的生活习惯和方式的社会——来说可以合理有效地运行，但是对于高度复杂的体系就失去了效力。这些体系依靠大量的低层次的输入来实现它们的和谐（在市场条件下，这种输入是由多种地方定价、生产以及消费决定提供的），人类的大脑可能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工作的。有人曾认为，大脑是一个控制体系，在大脑中脑皮层负责把中枢神经系统整合为一个整体。但是，目前的理论更强调低层次的输入在产生有效的神经整合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因此，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垂死的，这是一个更为合理的判断，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了。

基于这样的看法，吉登斯认为，甚至市场社会主义也是行不通的。瑞典模式的成功不可能说明市场社会主义可以普及所有的或大部分经济秩序，因为（1）资本不可能被废除；（2）中央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困难有可能重新出现；（3）经理的正常选举有可能产生不利的结果；（4）公司资本会因为倾向于躲避风险而造成企业停滞；（5）由于个人股份的降低而使企业不积极吸纳新工人；（6）由于个人不能带走股份而影响企业间的人员流动；（7）社会主义将出现大量的结构性失业，技术停滞，对资本的无序政治拍卖以及中央政府为了防止或纠正工人合作社的弊端而采取的频繁的行政干预。①

吉登斯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给予全方位的批判，而且断言必须放弃，这一点，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立场。长期以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以苏联的社会主义为楷模，然而，自1956年以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彻底否定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西方福利资本主义具有极端的虚假性和迷惑性，人民真正的权利被国家垄断，在福利制度的外衣下，公民的人格被**，权利被剥夺，人更被异化。所以，他们试图寻找第三条路，寻求英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道路，要使马克思主义英国化”②。《超越左与右》就是吉登斯探寻第三条路的代表作。不难看出，英国人的这些工作，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精神传统的现实表现，是一种社会批判行为，它对于人们理清思路、准确认识现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吉登斯本人特别推崇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精神，认为正是马克思开创了批判主义的理论传统①。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吉登斯许多时候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事实上也不是一回事。另一方面，他在否定苏联式社会主义时，完全看不到其可取之处，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吉登斯自认他所说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他的超越的现代性理论，已经得到了正当性证明。我们知道，吉登斯的社会理论的鲜明特色就是其研究的对象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的高度现代性社会的分析，此种分析主要是两种途径。一种是基于对传统经典社会理论的超越而提出的他的结构二重化理论，并用此理论作为他解释社会历史的基本解释框架；一种是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吸收当代其他社会理论学者的观点，如贝克等人的思想，结合他自己的解释框架，给出现实层面的决策性意见，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三条路。他对现代性社会分析批判的这两种基本的路径，在他出版的三部曲的第一部中，就交代的很清楚。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的第二版序言中，吉登斯说，总体来看，他的学术思想“代表了对晚期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勾画和证明。这种批判理论必然具有以下三个组成部分。首先，从行动、结构和历史解释等基本问题的角度来看，它必须做到‘方法论上的得当’。……其次，这种批判理论还必须与对现代性的制度性分析相契合。……现代性不是某种单一的制度性建构：现代社会是沿着一系列迥然相异而又彼此联系的制度性维度发展而来的。……最后，在一个‘历史’不再存在其目的或者总体演进图式的世界里，一种重构的批判理论还必须把握批判的含义，及其如何证明其正当性”①。

那么，这第三条道路的价值选择内涵是什么呢?吉登斯把它称作“激进政治方案”。吉登斯说，“我提出的观点可以归纳为重构激进政治的六点框架，它虽然从哲学保守主义那里汲取了营养，但是仍然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价值”②。并认为他给出了一个关于人类在现阶段乃至未来应该发展的基本方向。

在《超越左与右》的导论中，吉登斯十分明确地阐述了激进政治方案作为新现代性社会价值选择的基本要点。在他看来，第一是团结，认为我们一定要关注修复被破坏的团结，要有选择地保留传统，甚至重塑传统。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被重新组合的条件，因为这些条件不仅提供了确定的社会解体形式，而且为启发性团结提供了新的基础。第二是加强生活政治的实现，摆脱解放政治的核心地位。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会的政治，因此是创造行动自主性的核心。生活政治则不同，因为它不是生活机会的政治，而是生活方式的政治。它关注某些争论和斗争，后者与我们（作为个人和集体性的人）应该怎样生活在一个过去被自然或传统固定，现在服从于人类决定的世界有关。第三，强化积极信任。积极信任意味着能动性政治（geics）的理念，它与社会反思性的普遍化相关，如此一来，积极信任便于把国家与社会中自由的反思性动员联系在一起，在社会整体关怀和目标的环境下，寻求使个人和团体完成任务，而不是凭借国家为他们完成任务。第四，在反思的社会秩序中，进行更彻底的民主化，强化对话民主，扩大政府的透明度以及全方位的沟通。第五，改革福利国家，把福利依赖转变成积

极福利。第六，消除各种各样的暴力。①吉登斯的这一理论概括，再一次显示出自己对各种理论的归纳包容能力，以及对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的更合理的解释②。

在吉登斯的激进政治方案的价值选择中，他自认为保留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这是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吉登斯一再强调马克思的思想对于他的社会批判和形成新的社会发展思想的重要性和价值意义，他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改良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错误认识，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已经失去了根本的意义，而是对于解决现实的社会困境和问题，仍然是中肯的思想，正如吉登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中所说，“如我在本书的初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以前也被宣判过死刑。但却不止一次从骨灰中爬起，而且经常是那些试图挑战它的思想流派使它重获新生。因此在过去的岁月里，出现了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当世界上所有国家出现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当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鸿沟足够宽阔之日，在这些情况下，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仍将存在中肯的地方”①。

在充分吸收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吉登斯认为他所提出的激进政治方案，并不是要把什么外在的价值理念强加于这个社会，而是从现代性社会的发展中总结和概括出适合于现代性社会发展的一般价值理念，现代性社会之所以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它自己具有再生的秉性，是因为它自己具有反思和再结构化的能力。正如他所说，“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本身既充满活力，又必然变幻不定，它渗入了连接时间—空间的巨大跨距之中。脱域机制，通过将社会关系从它们所处的特殊地域‘情境’中提取出来，使得这种时一空延伸成为可能”②。

知识的反思性运用和脱域机制，在时空延伸的可能性中不断扩展，以及社会实践系统的再结构化，提示了新的价值选择的主要理念、核心思想和行动方向。基于激进政治方案的价值选择的一般理念和核心思想，吉登斯主张实现超越的现代性社会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在“革命实践”中使现代性社会的生命力再生出来，那就是：要从外部世界退却转而聚焦日常问题和目标的实用主义的现实接受③;要坚信自由理性和科技进步的乐观主义；要通过社会运动动员起来，降低现代性的风险，从而战胜它们。吉登斯说：“只要现代性的制度持续下去，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完全控制驾驭的路径或速度。相应地，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感到安全，因为它所穿越的这些领域都充满了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本体性安全和存在性焦虑这双重感情将彼此爱恨交加地共存下来。”①也就是说，坚决改变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特征，人类就能够找到安身立命之所，只有打破资本主义的非理性方式，破除市场的疯狂，使人类需要得到有节制的满足②，使现代性的生命力获得再生。

吉登斯强调，为了使激进政治的价值选择能够在实践中得以践行，“必须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即如果没有同制度的内在可能性结合起来的话，寻求社会变迁在实践上就没有什么作用”③。换句话说，正是基于对现代性制度的内在可能性的结合，才形成了吉登斯激进政治价值选择的基本思想，并在实践中寻求社会改造的方式方法，从而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

（二）贯彻超越的现代性价值理念重在社会治理实践

吉登斯的社会哲学思想始终是围绕着我们当下的社会及其构成的特征、方式、影响等社会事实性问题展开的，对于吉登斯来说，一旦形成超越现代性的激进政治的价值思想，重要的就是要在实践中贯彻，要在社会治理中实施。吉登斯希望他的激进政治的价值选择能够对社会治理中的问题分析提供有意义的方法，能够给出一种出路，希望他的“第三条道路”能够走得通。

结合社会治理问题，如何使激进政治六方面的价值选择在实践中得到落实，吉登斯尝试从整体上来考虑问题，给出了一种整体主义的治理方案。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时代的新情况，而不在于是要更大的政府还是更小的政府，国家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在一个后传统社会中，权威无法再通过传统的象征性符号或者通过声称情况向来如此而获得合法性。①我们知道，吉登斯把现实的现代性社会看作晚期现代性社会，一个后传统的社会。由于各个国家发展的先后和程度不同，因此很难做到整齐划一，激进政治的价值选择也不可能千篇一律。然而，既然在现代社会的时代，整个人类都卷了进来，即所有国家都在追求，甚至是急切地追求现代性社会，因此，无论各个民族一国家的具体情况多么不同，但总体性的重点应该具有一致性，也正因为如此，激进政治的价值纲领就可以转化为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具体的治理方式，使整个世界逐步推进到超越的现代性社会中去。

吉登斯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具体治理方案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所有国家治理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对所有现实社会自身治理的要求。也就是说，吉登斯把社会治理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国家层面的治理，另一部分是社会层面的治理，以此把他的现实主义的价值选择理念贯彻到所有国家和社会中，从而实现超越的现代性社会治理的整体效果。

对于国家层面的治理来说，吉登斯指出：第一，国家必须做出结构性的回应，任何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从国家结构方面做出适应性的应对；第二，国家应当扩展公共领域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作为统治或监督的工具，这意味着国家要迈向更大的透明度和开放性的宪政改革，并建立防治腐败的新的举措；第三，为了保持或者重新获得合法性，国家必须提高其行政管理效率，而不仅仅是扩大它的功能；第四，国家必须采用新的民主形式；第五，国家的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他们管理风险的能力。对风险的管控不能仅仅依靠专家系统，而是从一开始就需要公民的全程参与，也就是说，国家在产生风险决策的每一个步骤上，都需要有一定的协商程序，这一程序通常必须有专家、政府和外行人士参加，协商的范围必须扩大；第六，国家必须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民主化不能仅仅被当成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的事情，国家应当具有全球性的眼光。①我们看到，在吉登斯给出的变革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中，他特别强调了国家功能的转变、公民的共同作用以及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等方面，以此来遏制权力的滥用。

对于一般社会层面的治理来说，吉登斯从能动性政治和福利方面来考虑问题，他结合贫穷治理问题做了十个方面的思考，实际上给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治理的具体方案，把他的激进政治的价值选择贯穿于其中。吉登斯认为，一种“可供替代的发展”会是一种能动性的政治方案，具体包括：第一，强化“反思性参与”的作用，汲取营养，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第二，必须把破坏的限度放在社会发展基本的考虑范围之内，包括本土文化保护和环境保护。发挥现代化的利好方面的功能，避免有害的结果；第三，要把生活政治问题看作解放政治的核心，不要简单地用其他方法达到解放的目的，尤其需要解决生活方式问题和伦理问题。在本土文化和环境资源被肆意浪费的环境下，“如何生活”的问题实际上对于穷人特别重要。要为人的自主、自立而进行斗争；第四，把属于发展的真正含义的“自立”和“诚实”充分展现出来，不仅仅是发展市场，而是要在发展中重建本土的团结和社会支撑体系；第五，把生态危机与浪费型的生产和消费方式造成的环境灾难降到最低，加强环境的损害和保护，尽可能为了后代使用可再生资源和存在基础进行治理，避免采用短期的和破坏性的做法；第六，提高妇女相对于男人的地位，建立平等的社会；第七，要把强调自主保健放到发展的首要地位，树立保健不仅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且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的观念，把自我保健作为任何健康计划或活动的主要目标，给普通人提供清晰明确的信息以预防并在他们的家中解决大多数的保健问题，提供更及时、更便宜而且效果更好的诊病与治疗，加强医疗知识的普及、基本的保健制度和普遍的社会信任；第八，充分发挥家庭的纽带作用，为家庭的所有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提供任何制度都无法提供的、充满深情的、实实在在的资源和社会保障；第九，在家庭和其他领域，建立一种不仅强调权利而且强调责任和义务的发展模式；第十，克服完全从本土角度组织发展的短视行为，也要依靠来自像国家、商业组织和国际组织这样的“大部队”的干预。这种干预在本质上是启发性的，随时满足地方的要求，保护地方的利益，推进全球平等的实现。①

吉登斯通过对贫穷这一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的思考，把他的激进政治的价值选择理念在指导人类实践方面的意义充分展示出来，从如上所说的十点具体方案性的建议，我们可以看出他突出了六个方面的重要社会实践对解决贫困问题的价值意义。第一，他把加强发展过程中的“反思性参与”摆在首位，这既是他一贯坚持的反思的现代性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对激进政治中把社会团结作为第一价值思想的有效贯彻；第二，他强调了利好现代性的重要方面，即充分发挥现代性社会有利于人的一面，在发展的同时把破坏降到最低程度；第三，把解决人的生活问题（如家庭、保健、诊治）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加以考虑；第四，突出自主、自立等主体意识培养的重要性；第五，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看作最基本的发展理念；第六，社会平等、正义、民主等方面的建设。这些具体实践的内涵，与他的价值选择是完全一致的，也是社会治理的一般举措。

无论国家层面的社会治理还是一般社会层面的社会治理，都需要通过斗争来实现。由于现代性社会是一系列特定的对待世界的态度，一种世界观，因此，需要通过斗争来改变人们的态度，改变国家的认识，使国家和人民从保守转变到持开放的态度。现代性社会包含了错综复杂的经济组织、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因此，只为获取资本和利润的观念必须改变，树立超越现代性社会的价值选择，才能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的进步，使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治理达到所要求的高度。现代性社会特定领域内的政治组织，包括民族一国家和一般社会，都需要实行广泛的民主，而民主的实现并不是一句空话，只有斗争才能实现。现代性社会作为一种复杂性的组织，它与先前的文化形态根本不同，是面向未来的，而不是面向过去，因此，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尤为重要。

吉登斯认为，超越性的现代性社会的价值理念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实质，就是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生态文明的社会，正如吉登斯所说：“对我来说，目标是在生态可持续原则的基础上，向着一个世界主义的全球社会发展，这个社会的财富积聚与对不平等的控制是彼此协调的。我并不把这看作完全的乌托邦。”①确实，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指导性原则，而不是一种公式化表达，非常适合生态现代化这一更为宽泛的概念，用可持续发展替代确定性的增长，侧重点在于预防而不是补救，将污染等同于无效率，将环境规治与经济增长视为互有裨益。吉登斯认为，“生态现代化意味着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处于这种合作关系中的政府、工商企业、温和派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科学家们，在沿着更具有环境保护说服力的思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重建的过程中进行相互协作”②。

吉登斯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思想内涵中，突出知识、科学技术合理运用的价值意义，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科学与技术变革日益加速，并且它对我们的生活所发生的影响逐渐变得更加直接，意义也更加深远。我们可能曾认为‘环境’即为自然世界，但是它现在当然已经不再只是这样了。许多过去属于自然界的事物，现在既可能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也可能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不仅包括地球气候的外部世界，而且还有人体的‘内部环境’。不论好坏，科学技术已经浸入人体之中，并且已经重新划定了那些通过人工制作才能获得的东西与那些完全需要从自然界中获得的物质之间的界限”①。

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本目标就是消除社会风险，通过充分发挥个人自主性与科学技术变革带来的广泛影响，把由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最大的社会风险降到最低，同时又使我们能够把注意力转向这些风险所伴生的各种机会，去发展现代化的事业。吉登斯认为：“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动力的规则。”②由于风险涉及那些主动寻求与之面对，以及对其进行估量的危险，因此，在一个面向未来并充满信息的社会中，需要把关于风险的主题和政治的其他各个不同领域联结起来共同加以考虑，诸如福利国家改革，参与世界金融市场，对技术变革的反应，生态问题，地缘政治的变化，等等。通过国家和社会治理，建立起抵御风险的保障机制，同时培育出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和解决风险。由于现代化不是直线型发展的，它不等同于经济增长，因此，建设一个促进社会包容性的国家显得尤为重要，并应使这样的国家在培育跨国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基于激进政治的价值选择和整体性的社会治理，吉登斯特别主张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合作，强调每一方都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把建设美好的共同体（或社区）看作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是共同体与公民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正如吉登斯所说，美好共同体的建设，“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①。因为反思性的现代性社会必定以高度自治的组织为标志，同时也是公民素质不断提升的社会。尽管吉登斯并没有对公民素质的具体表现、规范原则等展开思考，而是强调了公民素质的功能意义，这和吉登斯正在讨论的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不确定性、高风险性的认识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吉登斯认为能够为公共生活的安全做出贡献、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就是这个时代社会公民必须要有的整体素质。它是一个关于公民素质的总的纲领性要求，同他提出的生活政治的主张内在契合。因为不是一个高度理性自主的个体就没有可能在不确定的风险环境中进行自主选择和有效的风险管理，因而作为公共生活的自己也就会处在不安全状态中，所以，自治能力是公民素质的当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