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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命意义与价值认同（第1页）

三、生命意义与价值认同

吉登斯是一位推崇积极生命意义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和新马克思主义者，与那些在生命意义面前沮丧、颓废、消极的生命哲学家不同，也与那些犬儒主义学者不同。吉登斯倡导积极的生活政治，主张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对世界再结构化，基于马克思的解放的政治思想，联系现代性社会现实，提出了激进政治纲领的现实主义乌托邦理想，并深信在人类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活动中，他的乌托邦构想能够实现。如上我们关于吉登斯身份认同、社会认同思想的阐释，即是他积极入世思想的表现。对吉登斯来说，身份认同是人类认同的基础，离开对身份的认同和把握，就难以在复杂的现实世界定位和立足；自我或社会认同是生命主体意识创造性和主动性的内在条件，只有以良好的认同品格参与到对世界的改造和实践中，才能张扬生命的意义。然而，生命意义的张扬不会只停留在自我的层次上，也不会只限于个人与社会的认同性关联上，而是在于超越个人基础上的社会实践，在于落脚于人的生活的世界，创造一种适合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活风格、生活规划、生活实践和生活方式，建设一个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拥有亲密关系的社会。如果我们要使人的社会实践达到或实现这种状态，那么，就必须要有正确的价值选择，形成能够展现生命意义的价值认同，这样方能真正践行符合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的政治纲领。围绕这些关涉人类积极的生命意义的重要问题，吉登斯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实主义的价值认同思想。在本节中，我们将围绕生命意义与价值认同这一主题，做出尽可能详尽的分析和讨论。

（一）纯粹关系的价值认同对于自我反思计划具有根本重要性

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这部专门讨论现代性社会人类认同的重要著作中，吉登斯在诸多关于认同的问题中，就三个相关问题使用了“根本的重要性”这一表达。

第一是他在讨论人的存在性活动时，认为自我认同的“内容”，即在个人经历的过程中随着社会和文化的改变而建构起来的特质，“在现代性的境况下，这个问题在评价自我认同的机制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①。

第二是他在讨论现代性社会制度与认同的关系时，认为现代性有着与社会再生产和自我认同相关联的控制取向，“更为根本性的是”，行政控制的加强变得更为一般化，这是制度反思的条件，同时某些方面也是它的产物。因此，“以一种特殊的制度形式来表达，这是对所有社会再生产特征的重新描绘。然而，在监控机制高度发达的制度中，社会再生产的状况变成自我动员的日益增加”②。

第三是他在讨论认同选择的多元性和与他人的关系时，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只有是自由的选择，我们才能在公众话语层面论及“关系”，“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纯粹关系（它与性纯洁毫无联系）对于自我反思计划逐渐具有根本的重要性”③。

仔细分析一下这三处对“根本的”这个词的运用，可以看出，第一次使用是在讲人的存在性与认同问题，其实是在讲人在社会结构化中的地位或定位，即身份认同问题。第二次使用是在讲反思的现代性制度与认同问题，即社会认同。第三次使用是在讲基于价值选择的人们之间的纯粹关系问题，即价值认同问题。由此不难看出，身份认同、社会认同和价值认同这三种人类认同形式对于吉登斯来说具有“根本重要性”。在本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已经分析了吉登斯人类认同基本思想中的身份认同和自我或社会认同，而价值认同正是本节要展开讨论的问题。

吉登斯把基于价值选择的人类的价值认同与纯粹关系之间的关系，看作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为什么呢?按照吉登斯的看法，在人类的价值认同中，纯粹关系对于“自我反思计划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吉登斯认为，“关系”一词的最原初的含义是指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亲近而持久的情感维系，而一种纯粹关系则是指这样一种情境，在此，一种社会关系的达成没有外在的原因，它只是因为个人可以从与另一个人的紧密联系中有所获，这样一种情境只有在关系双方都对关系满意的情况下才能持续下去。纯粹关系是普遍性地重构亲密关系的一部分，它以一些因果相关的方式，平行于可塑性性征的发展。①吉登斯所说的“自我反思计划”则是指在现代性社会中自我行动的安排。吉登斯把纯粹关系与自我反思计划关联在一起，意在说明现代性社会中人的自我行动的计划是在一个具有纯粹关系的场境中进行的，也就是在具有自我认同的场境中进行。

纯粹关系提供了一个环境，使个人乃至群体、民族、国家之间建立了认同关系，有了行为的或实践的活动。纯粹关系有许多特质，正是这些特质，使价值认同和人类实践内在一致起来。

按照吉登斯的看法，纯粹关系首先体现为亲密关系和友谊，其基本特征是伙伴是在多种可能性中自愿选择出来的。显然，选择伙伴要在邻近的有交往和接触的人中选择，这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伙伴关系的选择具有自由性和合理的持久性，如婚姻和友谊关系等，都近似于一种纯粹关系。基于纯粹关系可能建立起来的这些基本条件，吉登斯从诸多方面讨论了纯粹关系与价值认同之间的关系，借此说明在个人乃至更大范围的组织及共同体之间，现代性社会如何建立起信任、履行义务、双赢、合理分配权力以及平衡与制约关系等问题，建立一个正义、公平、协商、民主的社会，旨在阐明借助纯粹关系的建立，如何实现自我反思计划，为他进一步揭示以现实主义的价值认同为基础实现激进政治纲领的乌托邦思想，埋下了伏笔。

对于吉登斯来说，纯粹关系的首要特征在于建立这种关系的主体的自主性。他并不认为纯粹关系的建立要依靠外部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状况，这一点与人们的传统解释正好相反。吉登斯以婚姻关系为例来说明这一特征。在传统社会中，婚姻是一份契约，通常由父母或亲戚来做主，而不是由配偶双方自己来确定。这种契约通常受经济因素的强烈影响，甚至构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系统或经济交易的组成部分，在现代性社会早期，此种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善，婚姻内部也是自然的分工，男人养家糊口，妻子照看孩子，操持家务。只是进入真正现代性社会以后，随着爱情在婚姻制度中成为主要因素，婚姻才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长久维系的亲密关系，彼此获得情感的满足，建立一种自主性的纯粹关系。从婚姻作为经济社会关系到纯粹关系的转变这一案例，吉登斯把它推广到现代社会的友情关系、工作中的同事加友情的亲近关系等，他把朋友界定为除了这种关系所能提供的回报以外别无所求的他人。在工作中的亲近关系，不仅分享工作带来的利益，而且增进友谊，而友谊即是与他人联系的价值本身，这样的纯粹关系不同于与亲属之间的血缘关系，这是明显的区别。具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之间，特别是家属关系，义务是首要的且无法解除。显然，来自于自主性的纯粹关系，是一种以价值认同为基础的关系，正如吉登斯所说：“只要亲密情感因为自身的原因而被双方相互拥有，人就会正常地维持朋友关系。”①

纯粹关系的建立还在于维护这种关系的主体之间稳定关系的持久性。吉登斯认为，纯粹关系的追寻，仅仅是为了它能给卷入的伙伴双方带来些什么，恰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这种关系才是“纯粹的”。②“能给伙伴双方带来些什么”，意味着能给伙伴带来有益的方面，人与人之间利好的关系是可能导致持久的个人关系，且是经受过考验、承受过压力的，同时也是有所得益的关系。对于这样的关系，一旦出现其中某一方或者说是某个人，仅仅为了自己而不顾及他人的情况，或其他任何差错，都会内在地威胁这一关系本身，如果伙伴一方这样做，另一位很可能就会因此而疏远，由此造成的特殊紧张就可能引发放弃这种关系，或寻找可行的其他关系，这样的行为“确实具有组织性关系品质的编码力量”①。也就是说，纯粹关系的这种状况，不仅仅适合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反映出任何组织性关系的特性，这是一种内在的痛苦，反映了内在于创造和维系特定关系时的困难，反映了纯粹关系中使双方都满意的给予和接受之间的平衡和互惠维持的不易。不难理解，如果拥有纯粹关系的人或组织之间，能够长久地保持一致的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纯粹关系就能够得到维护，否则，就难以做到长久地平衡和互惠，这一点，对于当代社会关系复杂性的认识，是有重要启迪意义的。

在吉登斯的思想中，纯粹关系保持了一种开放的形式，它在连续的基础之上，“被反思地组织起来”。②吉登斯使用“被反思地组织起来”这一术语不是偶然的，这反映了他对现代性社会反思性的一贯看法。吉登斯的意思是说，在纯粹关系中，越是依赖其自身，就越会产生反思性的疑问，且这种疑问会越来越成为核心问题，从而引发关系内部的紧张。在这里，吉登斯明确意识到，“内在于纯粹关系的自我审查与自我反思计划紧密相连”，它传递出是奖赏还是引发痛苦的直接疑问，表明一个伙伴“为什么爱我”的反应，也是一个与自我认同和纯粹关系需要之间的联结有关的问题，表明今天所有的亲密关系的反思调节都会纳入更广泛的现代性的反思性中。③吉登斯在这里所讲的问题，其实就是在纯粹关系中，一旦价值认同发生了偏离，亲密关系之间的平衡常常会偏离，亲密关系的持续就构成了问题，因此，只有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不断地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在反思中不断地重构这种关系，纯粹关系才得以发展。

纯粹关系中人们之间的“承诺”扮演了中心的角色，换句话说，纯粹关系具有承诺性。在吉登斯看来，人们之间的相互承诺，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类型中，在一般人类社会活动中，具有普遍性，尽管承诺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在任何社会或所有的文化场合中，它都起着作用。吉登斯列举了宗教秩序中的承诺、亲密关系之间的承诺、婚姻中个体之间的承诺、伙伴关系中的承诺，等等，对于宗教中的承诺来说，它体现着那些真正的信徒对于该宗教的价值和实践所承担的义务。而在亲密关系场合中的承诺是更广泛的范畴，表达的是尽管一个人已经意识到亲密关系中的内在压力，但也愿意去冒险承受，持有终有回报这样的信念，比如朋友，他事实上就是一个承诺的个人。婚姻关系中个体之间的承诺在于赢得时间，提供情感支撑，能承受这种关系带来的一些烦恼等。

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社会中，纯粹关系中的承诺，已经基本上替代了前现代情景中的亲密关系，承诺在某种程度上受情感的力量所调整，但并不赋予它以某种权威。“没有足够的互惠因素，纯粹关系就不会存在。”①从自我反思性来看这个问题，将会产生更准确、更具洞察力的关于自我的知识和认识。在一种良好的纯粹关系中，每个人都是自主的并且确信自身的自我价值，这就易于建立起承诺关系，反之，就是自我价值的丧失，承诺就难以建立。吉登斯强调，信守诺言的个人，是有准备接受各种可能的风险的人，因为他信守承诺，就必然要放弃其他潜在的自由选择，而这有可能会带来风险。因此，在建立承诺关系的最初阶段，每个人都会很仔细地审查另一个人的活动，承诺不可能过快的单方面推进，这是一个极度敏感的问题。

吉登斯认为，纯粹关系也表现为更丰富的群体生活和隐私的缺场的特征，也就是说，纯粹关系具有丰富性，它是现实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结构化的必然结果。纯粹关系特别专注于人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它是伙伴关系得以长期稳定维持的主要条件。换句话说，纯粹关系包含了对隐私的尊重，强调了现代社会中对亲密关系获得日益增长的关注。与尊重隐私和更丰富的群体生活相关联，纯粹关系是维持在强迫性的层面上的，具有内在的可接受的压力。在现代世界中，巨大的、非个人的组织发展，使大量的社会生活处在远离常人的场合中，沿着非个人化的、个人很少或根本不能施以控制的路线运行。因此，为了适应环境并从中获得富有意义的生活，建立纯粹关系就显得至关重要。在现代性社会中，亲密关系的追求具有积极的效用，这不是对现实环境的消极反应，而是一种期盼，它“为自我的反思计划与纯粹关系之间提供了可能最紧密的联系”①。吉登斯甚至断言，亲密关系或对它的追求，不仅处在纯粹关系的核心位置，而且只可能出现在具有安全的自我认同的个体之间，这再一次表明了价值认同是亲密关系的基础。

纯粹关系不只是承诺，更是伙伴之间的相互信任，通过相互信任，使亲密关系获得更紧密的关联。在纯粹关系中，信任不是被“给定的”，而是通过努力获得的，吉登斯用“信任是必须被赢得的”①来表达，这样，更加突出了信任的自我实践属性，不仅与实践意识相关，而且与实践效果相关。对此，吉登斯结合前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社会的比较来分析他的这一思想。他认为，前现代社会时期，个人关系因外界的狭小而固定，这样，信任就有助于地位的确立。在这种场景中，亲属之间绝不会总被信任，正如在皇室家庭中为攫取权力，亲属之间策划的阴谋与反阴谋所表明的那样，但亲属之间有义务，人们也能够接受这种义务，这一点实际上为日常生活的秩序化提供了合理而稳定的信任氛围。在现代性社会中，纯粹关系中的个人联系要求新型的信任，即通过与另一人的亲密关系而建立了信任，这种信任意味着向另一人敞开心胸，获得他人的支持。因此，一个人为了建立起社会信任，就必须既信任他人，又值得他人信任。由于信任与具有亲密关系是内在一致的，它隐含着信任的双方能够保持自主性，能够相互坦诚，并且在彼此之间建立了相同的、必需的、能够长期维护的平衡。这就是说，在现代性社会的纯粹关系中建立信任，是以人们彼此相互了解对方的品格并且信赖对方为条件的。吉登斯认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可信性在自我实现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重要的是，个人能够信赖对方的所言所为。与他人达到亲密关系的能力是自我反思性计划的显著部分，而就这一点而言，也确是如此，自我掌握是可信性的必要条件”①。吉登斯的纯粹关系中的信任思想和自我掌握的认识，为自我反思性计划的实现，为自我认同的实现，找到了价值选择的依据。

共享经历也是纯粹关系的一个基本特征。吉登斯说，在纯粹关系中，拥有这种关系的个体不只是简单地“认可对方”，而是一方从另一方的行为中发现，“自我认同被证实”了，表明“自我认同是通过自我探索以及与对方的亲密关系发展的联合过程来完成的”②。我们看到，吉登斯的这一关于自我认同在纯粹关系中被证实的论断，几乎就是他的一个关于纯粹关系与价值认同的关系的结论，对于我们理解吉登斯的人类认同的思想，开了一个窗口。

吉登斯强调，纯粹关系中自我认同被证实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是一个双向作用的过程，它创造了一种所谓的“共享经历”和共享体验，正是这种共享经历的特征包含了更多紧密联系的因素，尽管这种共享经历与更大的社会世界中广泛存在的时空秩序截然不同，但它是在这个广泛存在的时空秩序中进行的。吉登斯充分肯定这种共享经历的价值，认为创造和维持这种共享经历，体现了参与者对生活规划加以“整合”的程度。提到整合，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提及吉登斯关于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联系与区别的思想，显然，吉登斯是在社会整合的意义上来思考纯粹关系的。

从社会整合的角度看，纯粹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个人与个人之间，因为每一个个人必然同时处在多种具有纯粹形式的社会关系中。这就是说，共享经历是在多种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是多种社会因素相互结合和形塑的结果，当然也包括了社会环境，包括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制度性分化等问题。然而，无论如何，以纯粹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整合对于公共领域也是基本的。吉登斯断言，无论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由于社会权力的极度不平衡，由于社会权力在社会再结构化过程中越来越处在中心地位，建立多种形式的纯粹关系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在现代性的境况下，由于更多的纯粹关系的因素在发挥作用，因此，积极推进各种纯粹关系的发展，有助于对权力滥觞的制约，创造一种有利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现实环境。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吉登斯关于纯粹关系的基于人类一般经验和逻辑的讨论与认识，揭示了纯粹关系与人类认同，尤其是价值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突出了纯粹关系对于形成良好的价值认同的意义。纯粹关系本身所具有的自主性、持久性、开放性、承诺性、丰富性、信任性以及共享性等特征，都不是空洞的、虚无的和不着边际的，而是实际的、现实的和具有内在价值选择和价值认同基础的。正是这些特征以及它们在现实的人类实践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有助于人们之间，乃至群体和群体之间，甚或一般的组织与组织之间，保持稳定的联系，发展出反思的可接受的承诺关系、信任关系等，通过制度的反思性的相互联结，推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吉登斯认为，“适用于自我和纯粹关系领域的东西，可同等地适用于身体领域。换言之，在晚期现代性的情境中，身体日益被社会化，并且被纳入社会生活的反思组织之中”①。这就是说，在吉登斯的思想中，纯粹关系不仅适用于自我或社会认同，也适用于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不仅适用于个人之间，也适用于组织之间。显然，纯粹关系的普遍化是有助于人类生活自身的发展与完善的，因为纯粹关系本身就是生活的表现形式和内在要素。

（二）“为了谁”的价值认同凸显人类生活政治的生命意义

人是有生命的存在，他的生命必然是有意义的，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论断。然而，人的生命意义的本质和实现途径对于不同的理解者却完全不同。早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人是政治动物的看法，表明人的生命意义只有在政治中才能实现。从此以后，把人的生命意义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理解，就成了一种哲学传统。然而，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生命哲学的兴起，一种把人的生命意义回归到生活世界的理念悄然而生。例如柏格森等人，其主要思想在于人的目的就是生活，生命的意义就是生活本身，因为唯有生活才能体现人存在的价值。对于吉登斯来说，他主张人的生命意义既不是简单的政治参与，也不是茫然的生活，而是二者的结合，是基于正确价值选择基础上的生活政治，换句话说，吉登斯把人的生活政治看作人的自我解放的手段和目的。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吉登斯对生命意义的看法是亚里士多德思想和柏格森等人思想的粗暴结合，但至少受到了这两种生命意义观或多或少的影响。事实上，吉登斯不过是吸收了现代生命哲学的一些思想理念，他更多地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对生命的基本看法入手，建构了他关于生命意义的生活政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