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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塑主体的大众文化抵抗（第1页）

三、重塑主体的大众文化抵抗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借助于卢卡奇的“总体性”方法，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开始以一种“整体的、过程的”视角来审视本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将现实看作一个由各要素在相互联系中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另一方面受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启发，他们也首先把关注点聚焦于文化，用文化来指称上面提到的“整体的社会过程”。

基于对传统和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分析，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重新定义社会斗争，寻求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相适应的新抵抗形式。葛兰西的文化领权思想启发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的新理解，即革命除了凸显政治经济权力的转移，更重要的是推翻一种完整的阶级统治形式。这种形式一方面存在于政治、经济的制度和关系中，另一方面也存在于人们的经验和意识形式中。由此，他们试图重新定义社会斗争。在这一目的的指引下，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把研究的视野转向了文化，因为“它一方面指示了这种政治被重新思考的领域，另一方面认识到这个领域是政治斗争的场所”①。并建构起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批判理论。在他们看来，文化批判就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的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把当代文化看成低级民众的文化工业，完全否认人民的主体能动性不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将文化视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一种社会物质实践，力图通过文化批判，唤醒大众的革命意识。在文化实践领域重塑当代社会的革命主体，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们自觉而重要的使命。

正如第三章讲到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克服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传统文化研究漠视甚至否定民众主体能动性的弊端。全面论证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动的革命主体依然存在。而且，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文化的物质性理解，赋予了文化斗争极其重要的地位，即不再将其视为经济过程的必然结果，而是把它看作社会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专注于各种意义的文化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强调从文化出发改造社会的可能，并把希望寄托于新的文化主体的生成和塑造上。他们甚至非常深刻地洞察到应该从生产和消费的多次循环中动态地把握当代社会文化生产的复杂运行机制，以创造出新的主体位置。

（一）工人阶级文化的抵抗潜能及必然性

第一代新左派理论家基本上都坚持认为政治抵抗是工人阶级文化与生俱来的功能。他们基于“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主张各种文化形式、经验与阶级之间的必然对应关系，强调大众主动地、创造性地建构有意义的共享实践的能力。汤普森、霍加特和威廉斯都非常强调在当代社会中文化主体和文化生产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他们也都强调了文化的阶级基础，注重对工人阶级和底层阶级的文化研究，探讨文化与阶级权力的关系。

汤普森关注工人阶级的经验和文化，致力于恢复从属阶级的经验。他认为工人阶级文化中有鲜明的革命传统，只要善加引导，革命就会再次降临。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正是这种努力的一种尝试。它结合了自由传统对个人的关注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平等主义目标。强调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同等重要，确定了人类动力在历史中的核心作用。通过对工人阶级文化形成过程的分析和论述，汤普森揭示了政治抵抗逐步融入大众文化并构成其内在性质和功能的过程。他详细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从1790年至1830年的形成过程，并通过这种实证性的分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理解，提出阶级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形成，而且认为工人阶级“也许是英国所熟知的最有名的通俗文化”①。所以，我们可以将汤普森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分析，理解为对大众文化形成过程的揭示，当然，在这种揭示中也贯穿了工人阶级这种大众文化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抵抗。

汤普森从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出发，探讨了工人阶级文化的形成。他认为，作为抵抗意识的阶级意识是民众的生活经历与思想传统借助于文学的传播而形成的。在英国，为维护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同行业、不同生活背景的工人群众同雇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正是基于这些共同斗争的生活经历激发的思考，工人群众才形成了共同的阶级意识。值得一提的是，汤普森明确的区分了阶级经历和阶级意识。阶级经历是由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而阶级意识并非完全自发地源于人们的阶级经历，而是人们基于他们所继承的文化资源对其阶级经历进行总结和反思的产物。可见，民众的思想文化传统对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汤普森还分析了英国民众思想传统的独特构成，它既包括蕴含公有制思想和民主因素的非国教传统，也涵盖民众源于道德经济学的自发反抗行动中表现出来的“亚政治”传统，以及“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传统信念。为了维护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英国民众在工业化早期的社会变革中进行了不屈不挠斗争，并在这种斗争的经历中形成了阶级的“自我”意识。工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文化传统都是通过对文学文本的阅读与创作来进行传播和延续的，以形成同时代工人之间以及民众思想传统与工人之间的观念和思想的交流，进而达成他们之间的共识，形成阶级意识。

汤普森基于独特的文化视角，探讨并指出了工人阶级阶级意识形成过程中传统与变革的连接点。提出英国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是基民众自身经历、传统和体验的一个自主的自我形成过程。另外，汤普森指出了考察阶级意识的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群体的民众之间的利益认同及其关于自身与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意识；二是体现这种意识的许多组织机构以及这些机构组织的一系列抵抗活动。所以，在汤普森看来，工人阶级在形成过程中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从意识到实践的全方位的抵抗，正是这种抵抗使工人阶级成了大众文化抵抗功能的最初诠释，同时也将政治抵抗功能深刻地植入了以工人阶级文化为最初表现形式的大众文化体内，从而使得大众文化对社会日常生活的介入蕴含了政治抵抗的色彩。之后的青少年亚文化、被殖民者文化以及女性主义文化一直延续了这种抵抗传统，他们共同抵抗的对象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

威廉斯则关注当代文化的发展，重构了大众文化讨论的前提，为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辩护。在他那里，大众文化不再被视为洪水猛兽，它产生于大众，接受于大众，强调了大众作为文化主体的能动性。尽管汤普森和威廉斯在文化是“整体的斗争方式”还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一问题上有争论，但他们都重视阶级或大众与文化的关系，认为阶级斗争是两种文化、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将工人阶级文化看成是对统治性文化的抵抗，研究目的最终都指向社会主义政治。

工人阶级出身的霍加特，在工人阶级文化受到大众娱乐新形式的严重威胁时是，依然阐述了他对工人阶级的信心，坚信他们能够基于自身的能力抵制大众文化的控制：“工人阶级天生有强大的能力，通过适应或吸收新秩序的需要，忽视其他，在变化中生存下来。”①

很多学者都对文化主义的这一理解和阐释提出了质疑，如托尼·本尼特就认为：“仿佛它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被保存和滋养在某个隐蔽处，不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文化生产形式所影响。”①同时，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社会出现了的一系列新变化，如福利国家的建立、消费主义的出现以及大众文化的盛行等。特别是1968年“五月风暴”失败后，由于撒切尔对人民意识的重构，人民也不再必然具有左派性质，民众大多对政治持冷漠态度，要被组织起来支持新左派的总体目标很困难。英国社会发展的这一残酷现实很快打破了

第一代新左派理论家强调工人阶级文化解放功能的乐观态度，进而动摇了他们基于人民主体意识的人道社会主义的根基。工党内部的修正主义者安东尼·克罗斯兰甚至扬言，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不但会带来一个无阶级社会，而且会使经典理论构想的社会主义不再为人们所需要。威廉斯和霍尔分别对这种观点给予了驳斥。

威廉斯指出，不能依据工人阶级穿上了资产阶级的服装、住着半独立的房子，拥有汽车、洗衣机和电视机等，就判断工人阶级正在变成资产阶级，正在转变成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工人对资产阶级心存艳羡，并不是说他想成为那样的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只是想达到资产阶级的物质标准，而在其余方面他们宁愿维持现状②。

与威廉斯相比，霍尔的态度则显得较为矛盾。一方面，他也驳斥了克罗斯兰对物质生活与工人阶级意识之间做的那种极为简单化的因果分析，指出工人阶级文化的基础在于它的价值观和制度体系。他指出：“一种生活方式必须在一定的关系模式以及一定的物质的、经济的和环境的制约下才能够维持下来。”①也就是说，关注和探讨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与主体反应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工人阶级文化的一种必然选择；另一方面，霍尔也表达了对这种状况的担忧。他指出工人阶级文化正像中间阶级的文化一样，被分解成多种生活风格，这虽然并不能说明导致阶级不平等的客观因素变得不真实，甚至不存在了，但被无阶级的虚假感经验之后，这些因素就会导致一个悲剧性的矛盾，即“工人阶级通过陷入新的和更加精致的奴役形式而解放了自己”②。

进入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变化最终还是使得社会主义政治不再根据人民的共同经验来思考了。霍尔一改之前的矛盾态度，尖锐地指出了汤普森所推崇的经验概念导致的两个政治问题：一是它可能导致一种承诺政治，即主观地认定通过唤起与赞美过去的经验，社会主义的未来就能得到保证；二是它赞同并依靠了一个对社会主义政治来说已经不再富有成效的“人民”概念。霍尔指出，20世纪70年代，已经不可能再把政治策略建立在资本使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的方式的基础之上了。但霍尔也并未因此就陷入悲观，陷入对主体反抗潜能的否定，他相信转变正在发生，新左派必须面对它们，这是在既定条件下寻找抵抗潜能的唯一途径。他指出：“社会主义将从差异开始，这种差异既产生对抗又产生与对抗一样多的联合，只要我们观察一下可能会产生联合的斗争与组织形式，就知道社会主义只能从差异开始。”③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英国新马克思主义那里，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虽然受到了挑战，但他们对文化抵抗的深刻关注却延续下来。

（二）现实文化抵抗斗争的可能性和复杂性

以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从文化主义的对立面出发，开始关注并强调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他们看来，当代英国资本主义已经实现了对文化领域的统治，因此，英国文化和思想处于贫困状态，不可能建立革命文化。他们希望通过超越本土的思维方式，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使工人阶级能挑战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于是，在安德森接手《新左派评论》以及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这些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者们试图转换思维范式。一方面他们

开始关注第三世界政治，但不再以阶级政治为核心，而是更关注民权运动、学生反叛运动以及女性解放运动等政治形式；另一方面他们开始大量译介欧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借鉴阿尔都塞理论的基础上，安德森开始将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来研究。他指出，文化是生产意义的领域，社会现实是通过文化得以建构、生产和阐释的。在结构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视域中，文化不再仅仅是经验的表现，更是产生经验的前提，是意识和经验的基础。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化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种结构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下，第二代新左派的理论家们开始将文化生产视为一种文化商品的生产与再生产，其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揭示和分析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实践内部主导意识形态的存在及其运行机制。

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理论家们关注和研究的内容虽然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没有导致他们对人民主体意识的否定和放弃，而是推动他们尝试通过理论上的努力，揭示文化生产中人民主体意识存在状态的复杂性和总体性。换句话说，他们用更加理性的理论研究取代了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主义者基于感性经验的略带信仰色彩的乐观判断。文化研究的这一转向是在现实的发展冲击了人民主体意识同质性的情况下，英国新马克思主义重塑人民主体意识的一种理论努力。

面对20世纪70年代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变化，特别是青年亚文化以及多元文化的出现，再加上“撒切尔主义”对人民革命意识的进一步消解，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成了一个不能从根本上被保证的概念。现实的危机使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家们意识到构建真正的、不受干扰的、来自民众自己的“大众文化”是不现实的，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平等的方式参与到文化生产实践中。换句话说，文化并非大多数人共建和共享的价值和意义系统及实践活动，而自始至终都表现为不断变化的意义网络，因为现实社会中的意义创造与象征性权力密不可分。

威廉斯和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家们在借鉴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等诸多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的有效整合。努力揭示和展现大众文化的抵抗潜能。他们指出，作为一种实践，文化生产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应该被理解为人民主体对自身存在意义和价值的选择与建构。这种选择与建构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冲突和斗争被诠释为文化领导权转换的动态机制。基于这种理解，他们开启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致力于揭示文化生产过程中主体意识转换的动态机制，并力图在此基础上探求主体意识确立的方式和途径。这些学者的理论探讨同时也清晰地展现了文化抵抗斗争的复杂性。

霍尔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对霍加特、威廉斯和汤普森等前辈的理论进行了总结和批判性继承，并将他们的理论从阶级视角转移到了种族、性别，以及亚文化等视角上，推动了国际人文学界的“文化转向”。

1。大众文化是文化领导权斗争的阵地

面对当代复杂的文化生产状况，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尝试揭示大众文化的政治维度。在威廉斯看来，文化领导权概念一方面超越了作为整体社会进程的“文化”，因为它除了指涉整体社会进程外，还指出了文化运行过程中权力和影响的特定分配。我们知道，人类确定和形成他们自己的整体生活只能是在抽象的意义上，在任何真实的社会里，人们在财富的分配和实现这种社会进程的能力方面都是不平等的；另一方面也超越了作为表现各种特定阶级利益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包含意识形态，但不等同于，也不能还原为意识形态，它应被视为在统治和从属构成的关系中的一种实践意识”①。也就是说，文化的内容由统治阶级获得领导权的实践和被统治阶级对各种领导权的抗争共同构成。可见，领导权设定了某种真正总体性的东西，它不是次要的或上层建筑的东西，而是广泛地渗透于社会中，构成了在它影响下的大多数人的常识的内容和局限。因此，它比源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公式中的任何概念都更适合对应于社会经验的本质。

威廉斯同时也认识到，学者们在运用领导权这一概念时，总是忽视概念本身的总体化倾向，或者仅仅抽象地理解这种总体性，忽略了社会中其他对抗因素的作用。实际上，现实的社会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它蕴含了社会整体的各种因素的变化。因此，必须强调领导权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于是，威廉斯提出了对领导权的独特理解，将领导权看作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虽然它以高度的认同为特征，但冲突和抵制也始终存在。因此，领导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总体，应该包含“反领导权”和“替代性领导权”，它们是实践中真实而持久的因素，尽管其存在会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但却对领导权自身的进程有重要影响。在威廉斯看来，领导权最关键的功能体现在对其他文化形态的控制、转化乃至合并上，但现实的文化生产既提供一种支配的力量，同时也提供抵抗所需要的资源，因此，领导权就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斗争。威廉斯指出：在复杂的社会中，文化分析最有趣又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试图在领导权的那种能动的、构成性的和不断发生着变化的过程中把握领导权本身。①

威廉斯还指出，为正确理解领导权运作的物质基础，必须区分文化过程的三个方面，即传统、机制和构型。选择性传统作为一种领导权运作的最明显的表现方式，依赖于各种机制的建立，而某些新出现的文化构型则使不断变化的领导权模式更加复杂和多变。现实中的“大众文化”总是与统治文化之间保持着一种持久性的张力。

上述思想从主体角度表达就是，现实的领导权代表的是一种动态结构，它不属于某一个阶级，而是由统治者和附属阶级或群体以及一些动态联合体共同维持的一种动态结构。起初，虽然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或阶级虽不拥有主导权，但却仍能在文化内部表达和实现其从属地位的生存和经验。主导文化在将自身再现为整个社会文化的同时，还必须面对来自从属阶级文化的挑战。后者在从属于主导文化的同时，还要与主导文化协商和斗争，要改造、抵抗，甚至推翻主导文化的领导权。这一思想得到了其他文化研究者的普遍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将大众文化阐释为从属阶级或群体反对统治阶级领导权的场所，是多元异质主体在争夺文化生产主导权过程中相互妥协的产物。正如约翰·斯道雷所说：“大众文化既不是一种本真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是一种由文化工业所强加的文化，而是如葛兰西所称的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折中平衡，一种来自底层和上层力量的矛盾性的混合体。”①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者们在自己的理论分析中，就强调了多元异质主体领导权与反领导权兼具的性质，试图在结构和能动性之间获得一种平衡，进而挖掘亚文化的激进潜能。可见，伯明翰的文化研究者们普遍接受了葛兰西的思想，把文化领域看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关于价值和意义问题进行争论的场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还影响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革命的理解。威廉斯认为：“革命不仅强调政治经济权力的转移，而且强调推翻一种完整的阶级统治形式，这种形式存在于政治、经济的制度和关系中，也存在于生动活泼的经验和意识形式中，只有借着创造出另一种领导权——一种崭新的、优势的实践与意识——革命才能成功。”①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完全有可能通过社会主体基于自身意识的觉醒，在大众文化领域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掌控得以实现。

2。大众文化重构主体的内在机制

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对理解社会总体范围内各种不同文化力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透过它，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者不仅看到了大众文化抵抗的可能，也更清晰地意识到了实现这种可能，即在现实实践中掌控文化领导权的困难性和复杂性。于是，他们开始关注并分析各种文化形态和文化作为权力的运行过程，致力于揭示人们日常经验背后的各种微观权力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借鉴了更多的理论资源。罗兰·巴特打开了对视觉文化和大众文化进行符号学分析的视野。符号学理论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要靠社会和文化的灌注才能获得意义，因而可以将其看作一个文本，并在符号学的意义上加以解释。正是文本构成了大多数知识和信息得以传递和存储的种种手段，从而在日常表意活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可以泛指生活中的意义实践和文化现象。这种“文本的转向”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朱迪斯·威廉逊受罗兰·巴特分析方法的启示，在《解码广告》中运用符号学理论揭示了大众文化领域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