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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生产与价值选择（第1页）

三、文化生产与价值选择

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英国新马克思主义通过对文化观念的重构，建立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批判理论。威廉斯将文化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将文化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理解为社会主体对意义和价值的修正、选择以及建构过程，从外显的形式来看，则体现为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这种全新的解读不仅凸显了社会主体在文化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能动性，更重要的是它指示了通过推动人民生活方式转变重塑主体意识的可能路径。伯明翰学派和后期的威廉斯在借鉴和运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同时结合并融入诸多其他理论资源，如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福柯的知识一权力理论等，细致入微地探讨了上述可能，极大地推动了文化批判理论向社会学维度的拓展。

（一）文化生产是人民生活方式转变的价值选择

文化作为对某种生活方式的描述，在更深的层面上讲，是某种意义和价值的表达方式。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提道：“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文化是对某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它不仅表达了艺术和学术上的一定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达了体制和普通行为上的一定价值和意义。”①从文化的社会定义出发，文化分析就是对隐含或外显的特定的生活方式的价值和意义的一种澄清。可见，文化在更深的层面上体现了某种意义和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不仅在艺术和文学中得到描述，也体现在机构和普通人的日常行为中。同时，文化也是一种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中的非常基本的实践，它内在于人们认识、了解和管理世界的方式之中。文化生产就是社会主体在体制和日常行为中对文化的实际运用。与其他的生产活动不同，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对思想、感觉、意识和意义的建构。

持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关注日常文化实践问题，并在研究中形成了一套以“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人民历史”观念和超越资本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设计为主要内容的，具有明确自身限定性的文化研究范式。其主要贡献在于开启了对真实的经验整体的倾听和再创造的理论空间。工人阶级的情感经验和反抗意识得到重视和肯定，凸显了工人阶级文化的解放功能。

文化研究领域转向结构主义范式后，与前期强调文化的解放潜能不同的是，人们开始将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来研究。文化被视为生产和体验意义的领域，通过它，社会现实被建构、被生产、被阐释。或者说，文化不仅仅是经验的表现，更是产生经验的前提，是意识和经验的基础。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化是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解决问题的办法。

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拥有共同的理论预设，即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从本质上讲，就是社会主体对意义和价值的修正、选择以及建构过程。从外显的形式来看，则体现为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例如，威廉斯指出：不能依据工人阶级穿上了资产阶级的服装、住着半独立的房子，拥有汽车、洗衣机和电视机等，就判断工人阶级正在变成资产阶级，正在转变成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工人对资产阶级心存艳羡，并不是说他想成为那样的人，其中绝大多数人只是想达到资产阶级的物质标准，而在其余方面他们宁愿维持现状①。

20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整合了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研究范式，开始专注于社会关系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专注于社会划分被赋予意义的方式。文化被理解为一种将阶级、性别、种族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自然化的表述，或者说，通过文化，阶级、性别、种族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与造成这些不平等的经济——政治不平等之间的联系被割裂了。显然，这种文化研究的取向迥异于文化批评家，因为后者所说的文化属于艺术、美学与道德等创造性价值的领域。也就是说，这种文化研究不是参照内在或永恒的价值，而是参照社会关系的利益全景图来说明文化的差异与实践。因此，任何从文化批评的精英传统上对“文化”与“非文化”的人或事进行区分的做法，现在都被当作阶级的话语来对待。这种区分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评价和歧视，都被分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述。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那样：“为我们的事实陈述提供信息和基石的隐蔽的价值结构，就是所谓‘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①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使“文化研究”具有了超越学术研究的意义。他们在知识领域进行的是一种政治批判，意在争取文化领导权，不断扩大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阵地。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开创了大众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揭示了文化的建构特质，以及深植于其中的各种神话和意识形态，希望借此创造出新的主体位置以及有能力反抗自身被支配的居于从属地位的主体。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和底层大众并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资产阶级的文化与统治，而是能够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虽身处资本主义的文化控制中，却仍然具有能动的解码实践可能。威廉斯在《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中批判了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生产视为文化工业的简单化处理方式。他认为，当代社会中至少存在四种不同的编码方式：父权制的、压抑性的编码，视媒体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权威制编码，视媒体为赚钱工具的商业性编码，视媒体为大众介入与双向对话的民主性编码。所以绝不能简单地、笼统地将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视为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笨蛋”或“大众”①。

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开始强调在文化生产过程中，人们对意义的建构总是复杂的，并总是处于争论之中。“意义总是在具体的语境中得到商谈与建构，这种观点本身可以在无数与其他特定的知识生产者和使用者进行合作的策略语境中被修正与应用，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实践意义的了。”②

总体来看，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经历的范式转折，鲜明地体现了他们在价值选择方面的转向。

（二）共同文化的现实指向

威廉斯的共同文化源于对精英文化的批判，却没有终结于对精英文化的否定和对普通大众文化的强调，它强调的是一种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平等协商、共存共享的多元文化状况。其目的在于超越工业社会中主体分裂化的存在状态，重构一种基于人类生活自然和自由状态的新主体。

共同文化在威廉斯看来，并非一个乌托邦或空泛的概念，它的存在有其现实根据。威廉斯认为文化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是关于“一种规划和一种构成之间的关系”①。“规划”指的是文化的形式，“构成”指的是社会的构成。二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动态过程。共同文化是现代工业社会这一特定社会构成阶段的产物。这种社会构成最大的特点是拥有强大科技能力的现代工业社会，科技的使用为信息的普及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手段和途径，知识的大众化和平民化导致的直接的社会后果，是社会权力的分散以及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而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事务的大众参与以及社会格局的多元化。

威廉斯认为，工人阶级无法避免的运动是迈向更加紧密联系的共同体，唯一的危险就是试图在现存的阶级标准上定义这种共同体的规范，而不是去清理渠道，并允许为相同的生活方式做出贡献②。所以，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做的不是提前定义文化，而是清理渠道，那么取代公式猜测行为的，就是人类精神对在具体、富裕和多样化中不断展开的生活完全加以回应的机会。

1。用“与邻为善”取代“团结”

面对英国社会生活的巨大转变，特别是消费品总量的增长给工人阶级各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威廉斯坚定地认为：“工人阶级决不会通过拥有新产品而成为资产阶级，就像资产阶级也决不会由于拥有物的种类发生了变化就不再是资产阶级一样。”③因为在他看来，文化作为整体的生活方式，决不会简化成人工品。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最关键的差异在于两者的社会观念不同：资产阶级把社会看作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奋斗和竞争而努力实现自我的舞台；工人阶级则把社会视为一个联合的实体。这是威廉斯关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态度的经典概括。

在威廉斯看来，“团结”观念一方面是社会潜在的真正基础，另一方面也是个人利益在共同体中实现的基础。但是，“团结”原则只是理想社会中的一种型构原则，即它只有在充分民主的社会中才能够以自己真实的面貌发挥积极作用。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和限制的现代社会，“团结”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保守甚至消极的力量在发挥作用的。比如，发生于工作场所、家庭和旧的社区的工人阶级团结观念，它曾经使工人阶级的男男女女们承受住工业化时期的恐惧，或许现在，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是严酷的和压迫性的。但由于它的强大，它仍然是一种“阶级”生活。由于旧的工人阶级社区非常坚固，它们必然常常对其他社区、其他民族或种族群体，对其他“怪人”和“不合群的人”具有排斥性，或者挑衅性。这不是一个蕴含价值判断的褒贬问题，而是一个经济和社会体系的问题。在这个体系内，工业无产阶级以及它的价值观和态度才得以发展并成熟起来。再如，现代社会中，技术的专门化使个人独立性增强了，但仅靠个人力量无法有效地参与社会文化，因此，它需要人们承认高于技术的更广大的共同体，这是个人意识深处的必然需求。也就是说，对任何人来说，充分的参与整个文化是不可能的，个体只能选择其中的某一部分，但这种选择总存在诸多差别与不平衡，因此，需要人们之间的相互负责和相互调整，以保障个体现实选择的不平衡与一个有效文化共同体的和谐共存。这就需要一个比单纯的“团结”更有效的原则。一味地强调抽象而僵化的团结，不仅会延误甚至阻碍人们采取正确而有效的行动，甚至还会削弱乃至窒息个体意识的发展。所以，在这种共同的忠诚中，必须要容纳异议和变化。

威廉斯总结说，源于对工业主义入侵防御对策的团结，本身在现代社会中并不能完全适合于一个更为全面的共同体观念。因为“作为感觉，它明显处于僵化状态，而这种僵化在变革时代是危险的。共同行动的要求通常是正确的，但共同理解并不充分的危险总是存在，而它的实施将会阻碍或延迟正确的行动，这一危险也同样存在”①。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否定性警告，而是一种肯定性强调的来源，因为实际地创造未知的未来，常常是一次探险。在这点上，我们最终回到对自己和每一个人“活生生的经验”的敬畏上来，在形塑和探险过程中，我们努力达到“共同理解”，达到“共同文化”。威廉斯替换了既有的“主导”文化思想，无论好坏还是中立，这都不是为了回应，而是为了接受，即通过一种接受了“人类事务的必然的复杂性和困难”的文化观念，实现接纳。

威廉斯还批判了利维斯主义所宣扬的有机社会时期的共同文化，并指出，团结的感觉，在我们这个复杂多样的时代，必须不断地被重新界定，“而且会有许多人试图援引旧时的感觉为某种新型的局部利益服务”②，如福利国家的出现。但事实证明，威廉斯所倡导的服务的观念最终是无法替代主动的相互责任的观念的。因为精英主义所谓的有机社会、共同文化，其实是一种文化文饰之下的团结，是精英主义者便于统治的工具，而非真正的民主社会。一个真正有机社会强调的是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和连续性，而不是强调利益范围的分割。

针对上述困境，威廉斯提出应该将“与邻为善”的原则作为实现共同文化的现实保障。他指出，一个好的共同体不仅会容纳，而且会积极鼓励所有为人们共同需要的意识的进步做出贡献的人。“与邻为善”倡导的开放性参与就是一种政治上更为民主的文化原则。用“与邻为善”取代“团结”，把握了当代社会共同文化的实质。这个“共同”兼容了诸多“不同”，揭示和展现的是一种异质的和谐共存状态。威廉斯共同文化超越了简单的“批判”和彻底地“解构”，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对多元文化审美价值的承认与尊重。

2。建立基于生命平等的真正民主

威廉斯认为，工业和民主是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两大力量，对于这两种力量带来的改变，他从意义层面进行了分析。

对于工业，威廉斯指出：“可以把支配的气氛看成工业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人类主宰与控制其自然环境的理论和实践。”①人类基于支配观念和氛围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征服与满足模式非但没能带来人类的成长，反而因为对生存条件的破坏，使人类陷入了生存危机。更可怕的后果是，在人类将这种支配氛围从自然扩展到自身后，人也开始被孤立地利用，甚至被剥削。正是基于此，威廉斯指出，基于支配的观念和氛围，人类最终的结果是在精神上丧失由物质的收获提供的全部机会。例如，本来工业的发展减轻了社会民主进程发展的物质障碍，可我们却用支配方式去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失掉了这一实现民主的机会。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威廉斯指出，人类必须放弃这种支配模式，并代之以一种全新的模式，才能继续生存下去。为民主而奋斗就是这种重新评价的模式。现有的民主作为支配模式在精神上的表征，是通向真正民主的最大障碍。威廉斯指出：“我们试图掌握他人，用我们自己的结构去决定他们的走向，并认为这样做是一种美德，要扫除这种障碍，文化观念是必要的，正如扶持自然成长的观念也是必要的。”①但决不能将这种扶植异化为支配，它是自然的成长与扶持自然成长相结合的一种共同文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