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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造型艺术（第2页）

春秋以后，青铜器开始从王室垄断中解放出来，器型突破西周以来的传统开始向轻薄和装饰力求简化的方向发展。这一个时期的器物，多从适用的角度出发，制作轻巧清丽，商周厚重神秘的作风为之一扫。战国以后，铜镶嵌、透雕、金银错等新工艺发展迅速，青铜器的制样和商周时的制样有了很大距离，标志着青铜器在让位于铁器时代之前又形成了一个艺术高峰。

青铜器纹饰是青铜制作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青铜器纹饰的变化，也可以看出青铜制作工艺风格的变化。

先秦青铜器纹饰的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商到西周前期，青铜器纹饰以凶猛逼人的饕餮和夔龙、夔凤为主，带有非常浓重的神秘气氛。这个时期青铜器纹饰图案的形式多是以云雷纹为底纹，衬托出浮雕式的主花饕餮纹，主花上再刻画各式图案，形成三层重叠图案。图案中的饕餮以兽面的鼻梁为中心，眉目、耳角从左右以对称的形式向正中聚拢，形成直立的聚纹形式，带状、网状图案运用较少。

西周中期到春秋初期，器身布满三层重叠花纹的器物减少，一般器物装饰都是在器颈、腹部饰弦纹、窃曲纹、带状夔纹、带状鸟纹等较为单纯生动的图案。

春秋中后期，器物纹饰一反西周中期到春秋初期朴质简明的作风，趋于细腻繁茂，新颖灵巧。此时纹饰的主调是带状网状类型的图案。

战国时期，带状、网状类型的图案继续使用，但以战争、宴乐、狩猎、劳动等社会生活真实情景为主题的装饰纹样增多，装饰水平、艺术造诣均超过以前，形成了一个艺术装饰的新**。

青铜器纹饰风格的变化，反映了先秦时期神权思想向人治思想的转变。从表现神到表现人，不仅体现出人性越来越走向成熟，也体现出中国雕塑越来越向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道路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商周时代不仅中原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制作非常发达，周边方国的青铜制作也各具特色。考古发现的江西新干商代墓葬、四川广汉三星堆晚商巴蜀文化墓葬及东南百越、西南滇、北方胡人的墓葬中都出土了很多精美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既有地方特色，也受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反映了当时中原与周边文化交流的繁荣。

三、富丽晶莹的玉石雕刻工艺

玉石雕刻是我国古代发达的艺术工艺之一，它的起源非常古老，在我国工艺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碧玉簋（河南安阳殷墟出土）

玉是石料中较为坚硬的、富于变化的优质品，所以古人称玉为美石。玉石雕刻在我国起源非常早，1976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晚期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璜、玦、管、珠等玉器佩饰，这是迄今我们发现的最早的玉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陆续在北方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齐家文化及南方的良渚文化、石峡文化等新石器晚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玉雕如琮、璧、璜、玦、环、笄、梳、铲、刀、动物造型和人面饰等。其中，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众多玉琮，内圆外方，四角刻抽象兽纹，细腻规整；内蒙古翁牛特旗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龙，高26厘米，曲体伸首，长须飘动，都是非常难得的艺术珍品。

商周时代，玉器雕作更加兴盛。文献记载，周武王灭商，得旧宝玉“亿有四万”，可见商代制玉的发达。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和安阳殷墟发现很多不同时代的玉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750件玉器，种类繁多，分为礼器、仪仗、生活用具、装饰品、艺术品等，动物造型有龙、凤、虎、熊、牛、鹿、狗、兔、鹰、鹤、鹅、鹦鹉等，姿态奇异，技艺娴熟，堪称绝代佳作。这时的艺人不仅造型技术高超，能运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刻画动物的姿态，而且已能运用“俏色”技术因材施刻，如把黑色的玉料雕成鳖的背甲，相邻的白色雕成头、颈、腹，这说明当时的玉雕技术已经有了相当的技术和艺术修养积累。周代以后，玉雕制作有了新的发展，如陕西西安茹家庄西周墓出土的玉鹿、牛、蚕、虎、免、鱼、蝉、凤鸟等，形神兼具，制作精工，表现出高水平的艺术创作构思。

龙形玉饰（河北平山出土）

周代的玉雕分为祭祀用玉（六器）、身份用玉（六瑞）和佩饰用玉（包括组佩）。祭祀用玉主要是用于礼神、赂神、迎神、谢神、娱神。古人认为玉有通神的灵性，所以经常用各种形状的玉祭告天地。《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祭玉的形状以象征性的几何形的璧、琮、圭、璋为主；身份用玉主要是用于朝聘结盟等，《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形状以璧、璜、圭、璋为主；佩饰用玉主要是璜和各种形状的小巧精美的玉件的组合，这是一种能显示身份高低的装饰。除此之外，玉还经常用在墓葬中保护尸体不腐烂。周代用玉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这种等级，实际上也就是宗法封建的等级。周代佩饰用玉以前发现不多，近年山西曲沃晋侯墓出土了几套诸侯一级的佩饰用玉，气象皇皇，使人大开眼界。这几套组佩形制为多璜过珩连环胸腹玉佩、三璜双环双玦玉佩、五璜连珠玉佩等，构造是璜与璜并列或相连，中间以玑珠相隔，有的两端各饰一环璧，佩戴时一璧居项后，一璧垂腹前。这几套组佩最长的达1。8米，50余玉璜系于一组，规模相当壮观。这样长度和一定重量的佩饰，可能是高级贵族参加重大典礼时表示身份和节步之用的。因为这样长的佩饰，又有一定重量，在典礼仪式上贵族只有稳步按礼的规范动作行进，才能保持他的姿态沉稳，不至于把佩饰搞乱、搞坏，于是这样也才体现了贵族的仪则和风范。《礼记·玉藻》说，佩玉“趋于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小步走要符合《采齐》的乐章，平常步行走要符合《肆夏》的乐章，转身要中规，弯腰要中矩，往前走身体要稍前倾，往后退身体要略后仰，这样才能牵动佩玉，使之相击发出有节奏的乐声——晋侯墓出土组佩的作用大概就是这样的。由此我们也可知，西周组佩虽然也有一定的装饰作用，但其主要功能是要求佩戴者时时刻刻从仪表、行为举止到内心都不要忘记“礼”的束缚，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权利和义务。

十六节龙凤玉饰（湖北随县出土）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变革的时期，玉雕艺术出现了新的格调。它一改三代玉雕制作的严谨凝滞为灵巧多变，纹饰线条亦趋于婉转流畅。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春秋玉牌，乳白色，近方形，浮雕饕餮和对称的蟠螭纹，繁密紧凑，非常精美；河北平山中山国墓出土的三龙蟠环透雕佩、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透雕玉璜、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出土的佩玉等战国遗物，晶莹剔透，都是难得的精品。

春秋战国的玉器按类别可分为礼玉、装饰用玉和杂器三大类。

礼玉，主要是璧、琮、圭、璋等。不过这一时期的礼玉和西周时期的礼玉已有了很大区别。西周的璧多为素面，春秋的璧则多饰精美的勾连纹、云纹、蟠虺纹，战国则流行细密的谷纹璧和镂雕璧。琮亦多饰云纹或窃曲纹。春秋战国圭、璋的数量极多，用途亦极广泛，不仅可以用来祭祀天地鬼神，还可以用来区分贵贱等级，或用于朝觐、盟誓、婚聘、起军旅、治兵守、殓尸、除慝，不一而足。和西周的礼玉相比，东周礼玉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象征性的仪仗用礼玉基本消失了，原来这些礼玉的用途已基本上为盛行的圭璋所替代。另外一个特点是此时期璧、琮等除用于传统的祭祀之外，还经常作为吉祥物和信物用于朝觐、盟誓、婚聘等活动，这体现了礼玉的宗教约束性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和璧、琮等宗教礼玉走下坡路形成鲜明的对比，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的玉佩饰盛行却构成了东周装饰用玉最显著的特色。

东周的装饰用玉品类繁多、典雅富丽，充满了艺术的创造力和感染力。从考古发现看，东周的装饰用玉主要有玦、环、觿、璜和各种各样的牌饰、串饰、佩饰（包括单独的佩饰和成组的组佩）及各种动物形玉雕等，其中造型别致的独佩和配置和谐的组佩多为上乘的艺术作品，受到人们的垂青。

东周佩玉的盛行跟当时玉器属性的人格化有关。春秋时代，玉器的神秘性渐渐减少，其物理属性则渐渐被人们认识。讲究人格修养的儒家把玉的自然属性和君子的道德品质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用玉的缔质、光泽、硬度、纹理、音色比喻君子仁、义、智、信、洁的美德，号召君子时时处处以玉的品性鞭策约束自己，“于玉比德焉”，于是形成了以玉修身、润身的佩玉理论。佩玉之俗蔚然成风，佩玉的琢制技术日见精进，艺术的创造力和感染力也就日益增强。《诗经》中有很多描写君子佩玉和以玉喻人的句子，如《卫风·竹竿》：“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淇奥》：“瞻彼淇奥，绿竹如簧。如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这都是东周时代佩玉成俗的写照。

除了上述的玉佩饰，春秋战国时期的装饰用玉还有精美绝伦的玉笄、玉带钩、玉串饰等。此外，这个时代还用玉制作一些精美的实用器物如玉梳、镜架、灯、鞢、简册、行气玉铭及作为葬玉的琀、玉衣片、缀玉覆面等，这说明东周玉器的使用范围越来越扩大。玉衣片、缀玉覆面是汉代金缕玉衣或银缕玉衣的先声，不过这种用途的用玉主要不是发挥它沟通人神的作用，而是发挥它殓尸防腐的功能，跟祭祀用的礼玉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