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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政治因素和心理因素（第2页）

针对命题（2）和命题（3），科琴指出马克思既不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也不是一个经济还原论者。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神圣家族》中就已经明确否定了黑格尔的目的论。而且马克思在其著述中也时常关注政治、文化、社会冲突的阶级和经济维度，因此他更不是一个经济还原论者。命题（1）（2）（3）存在的争议也使得命题（4）不能成立。事实上，科琴认为命题（1）到（4）是阿尔都塞用一些马克思从未提到的意识形态命题来判断马克思。

命题（5）的错误则与前四个命题错误的类型不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确解决了李嘉图（Ricardo）经济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在包括劳动在内的所有商品都根据其劳动价值而交换的经济模式中，利润是如何产生的?）。但是这样一种解决方式本身并没有根据李嘉图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解决方式来说明劳动价值这一理论实体的科学地位。科琴认为，马克思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术语最具启发性的使用，并不是他为人所熟知的对李嘉图理论的科学发展，而是在《哲学的贫困》中的首次使用。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论证了通过选取一个历史阶段内在社会中占主导的经济制度和实践，并将其抽象化为政治经济学的永恒原则，古典政治经济学把资本主义视作最终的经济形式和历史上唯一可能的理性的经济形式。因此古典经济学家通过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规定来判断之前所有的社会形式，并把自己当作意识形态的辩护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不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错误的，它只是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某些方面存在局限，需要换一个不同的视角方能全面解读。

关于命题（6），科琴指出，马克思的确在《资本论》和其他一些地方暗示过资本主义产生一个现象领域，在该领域中物质上不平等的阶级主体表现为形式上平等的政治主体或司法主体。但是，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主体概念的内涵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所指涉的含义。因为阿尔都塞认为，主体的法律平等不仅是阶级社会中的一个意识形态表象，而且做出主体是自发的社会行动者这种假设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阿尔都塞这种观点的理由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单个主体只是阶级关系的“承载”和“支撑”，或者更广义地说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承载”和“支撑”。这就意味着一个工人之所以为工人，一个经理人之所以为经理人，只是适应已经制定好的规则、条例或活动形式而预先设定社会角色，之后又通过形形色色的个体活动将其再现出来。

（五）阿尔都塞学派时期

科琴认为，尽管早期阿尔都塞对人道主义、历史决定论、经济还原论做出批判，但其批判所指向的现实目标也许并不是马克思，而是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法国（或苏联、东德等）的共产党领导层。因为，阿尔都塞认为在第三国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特别是他所在的法国共产党中存在一种制度化的趋势，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仅视为共产党领导层在某一特定时刻所追求的政治策略的“仆役”。因此，政策和政治路线首先是由这些领导层根据某种不变的实用主义或现实政治而制定，然后党的知识分子再用理论包装已选定的政治路线。20世纪70年代末，阿尔都塞强烈批判了法国共产党在其宣言中抛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因为，法国共产党此举主要是出于实用主义政治的考量，具体说是为了改善法国共产党在法国政治中的民主形象，其既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无产阶级的现实含义给予充分的考量，也没有对此举将会产生的长期政治影响给予充分的考量。这种现实背景促使阿尔都塞花费大量精力去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做长篇的哲学辩护，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迫切需要不受共产党领导层干涉地从马克思主义科学中提取政治理念。

然而，阿尔都塞的批判和表达方式局限了其理论的影响力。首先，他以最间接的方式展开批判，这几乎对坚定而务实的政治家不造成任何影响。其次，他更愿意从他的理论思考中澄清那些含混的政治意蕴，而不是将政治意蕴的表述局限在信念的范围内。阿尔都塞的这种间接躲闪的批判方式，造成了他的观点只对学院派产生影响，特别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

由于科琴已经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然科学，因此阿尔都塞的理论不可能确立马克思主义是自然科学的观点，而科琴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6个命题的批判也清楚地表明阿尔都塞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科琴揭露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问题存在的彻底的忽视，并发起了一个关于“不确定的主体”的批判。既然阿尔都塞的理论存在上述缺陷，那么为什么他的思想在英国和法国会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呢?科琴认为，这主要是一种心理方面的影响，阿尔都塞的作品所包含的大量元素令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为之着迷。科琴将这种元素总结为三点：“对精确知识的膜拜，以及对于这样的精确可以实现什么的一种令人陶醉的理想主义；一种晦涩、令人费解的术语，这种术语创造了许多令人着迷的隐喻世界；对不确定的主体的彻底批判，这种批判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著述中废除了作为作者的主体。”①科琴指出，第三个元素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心理层面的影响是尤为突出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三点元素，科琴给出了一些阿尔都塞及其追随者的表述。

1。对精确知识的膜拜

请读者相信，我将尽量赋予我用的概念以严格的定义；为了理解这些概念，必须注意它们的严谨性，而假如这种严谨性确有道理的话，请读者予以赞同。理论如果不具有其对象所要求的严谨性，就不称其为理论，或者说，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实践。①

如此宽宏而又如此骄傲的俄国人民何以能够忍受斯大林的大规模镇压，布尔什维克党何以能够容忍这些罪行，一位共产党领袖何以能下令进行这样的镇压?为了不回避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在我看来，那就必须抛开“扬弃”那一整套逻辑，而且要抛得一干二净。显然，这个问题在理论上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我说的是不仅要从历史研究（因为历史研究统率所有的研究），而且正因为历史研究统率一切研究，我们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中首先注意精确性，即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及其含义和论证具有准确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特点，以及对这些概念与它们的幻影的区别，进行精细的研究并得出精确的认识。②

我们只有在认识那些占据马克思某些尚未完善的科学概念的位置的哲学概念的意识形态性质的绝对前提下，总之，只有在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加以说明的绝对前提下，才能对这些尚未完善的科学概念作出严格规定，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才能够把那些掩盖科学概念的缺陷的哲学概念作为意识形态的概念识别和揭示出来。①

相较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经验主义实践，科学经过了严格的科学概念理论建构和科学对象理论定义的过程。本书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因而必须根据其概念领域和具体的问题证明形式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判断。我们试图构建某种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我们的解释和论证都是理论的，它们只能从理论方面得到评估——这就是只能根据其精确性和理论上的一致性。②

科琴指出，这些引文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其在心理上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吸引。首先，它们都呼吁重视专业知识的难以为继，正是这一点导致人们放弃成为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不会急于说他并不想给自己的概念一个精确的内涵，他们也不会否认理论和理论工作的重要性。其次，阿尔都塞和他的追随者们通过简单地复制其术语，展示出一种押韵的天分，这样这些句子的发音就同它们的语义一样严格。最后，阿尔都塞的论述内容和其严格控制的隐喻促成了一种强势的语气。

2。隐喻图景

可以看得见的东西是在一定场所和范围内，即在某一理论学科的理论总问题的一定结构领域内的一切对象和问题……这样，看就不再是具有“看”的能力并且在注意或者不注意的情况下运用这种能力的个别主体的行为。看就是看的结构条件的行为，就是总问题领域所内在的对它的对象和问题的反思关系……严格地说，不再是主体的眼睛（精神的眼睛）去看理论总问题所决定的领域中存在的东西，而是这个领域对它的对象的必然反思（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古典哲学对看的“误解”，古典哲学陷入了窘境，不得不同时说，看的光是来自眼睛又来自对象）。①

马克思通过他的概念来规定经济的时候（我们暂时用空间的比喻来说明他的思想），他不是在同质的平面空间的无限性中，而是在区域结构所规定的、并且是总的结构的组成部分的特定领域中来说明经济现象的。因此他是把经济现象看做是一个复杂和深刻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又是另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空间的组成部分。现在我们抛开这个空间比喻，因为它的作用在刚才那个对比中已经发挥完了。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深刻性或更严格地说，这种复杂性。②

结构对阶级斗争领域的影响，在这里表现为一个阶级作为一个不同的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而存在的限度。根据一个阶级所达到的特殊组织（权力组织）阶级，这些影响也表现为这个阶级所可能包含的领域的扩大；这个领域扩大的范围就是它的客观利益扩大的范围。如果我们用这种方式说明这个领域的双重限界（每个领域都有一个“近边界”和一个“远边界”），那么，一个阶级的客观利益并不直接表现为它作为一个不同的阶级，作为“自在”的阶级的某种类型的“地位”而存在的限度，但表现为它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而行动的范围。①

整个结构归根到底决定于经济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经济在这个结构中总是起着同质作用。由占统治地位的结构构成的统一体意味着每种生产方式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方面或环节；但事实上经济之所以起着决定性作用，是因为经济让某一个环节起同质作用，而由经济掌握着起决定作用的环节的转换，这种转换是由于各个环节分散活动的结果。②

生产方式理论在其形成中占主导地位……将国家的一般特征（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等）确定为由经济的基础作用所给的实例的具体表述功能。③

坚持初级共产主义的存在，这是另一个需要确立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经济结构在决定中的基础作用，用生产方式的概念定义了实例表达的具体形式。因此，在缺少关于初级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详尽概念的情况下，我们并不具备区分初级共产主义和高级共产主义的理论依据，而这两种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与众不同的。①

“纯粹的”生产方式是由不同环节的联结构成的，社会阶级正是把这种“纯粹的”方式作为它的模式对它的支持者的影响来研究时才在这种联结中表现出来，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例如，在从理论上研究“纯粹的”封建生产方式时，这种方式中的阶级已经作为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阶层”表现出来。②

阶级……并不在结构内部表现出来，而完全是社会关系领域内各种结构产生的全面影响，在阶级社会中，它们本身就包含着承担者支持者在社会阶级中的分布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阶级决定着承担者支持者与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结构之间的关系。③

科琴指出，阿尔都塞学派的著述在心理上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就是这种多样的隐喻图景，它创造并邀请读者同各种各样的“结构”（例如，“错综复杂的情况”“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共存，而且这些隐喻图景在读者产生困惑前就已经发生变更了。然而，隐喻图景和结构只是一个认知过程中的两个概念结果，这种认知过程中混合着深刻的哲学错误以及同样深刻的心理诉求。因此，要想理解阿尔都塞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就必须检验并理解这种认知过程。

阿尔都塞和他的追随者认为思想就是概念化。实际上，“概念”是阿尔都塞主义语言体系中最重要的词语，这一点从上面的引文中就可以看到。对阿尔都塞而言，在思考、分析、解释之前，想象是最重要的，想象是必要的而且它常常将物体与名称相关联。因此，阿尔都塞所使用的的概念都是名词（例如，“或然性”“知识”"理论""意识形态""科学""经济”“政治”）或名词词组（“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剩余劳动的占有方式”“自然的占有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

然而，阿尔都塞并不认为认知过程就是给外在于思想的先在客体贴上名词标签。人类思想不能被动地反映外在的现实世界，因而人类思想需要积极地通过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通过理论实践而占有世界、塑造世界。将一个对象概念化的过程就是一种创造，因为概念化的过程创造了讨论中的对象，这种讨论对象是“思维对象”或“知识对象”，而不是一个“真实对象”。阿尔都塞的“知识”“理论”和“科学”都是通过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来运作的。因此，阿尔都塞无论在描述科学的结构、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还是在描述生产方式的结构以及生产方式同社会形式的关系时，他都是在描述事物及事物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几乎所有关于“事物”的词汇和关于"对象"的词汇都来源于空间关系中实体的词汇，阿尔都塞自然会趋向创造空间结构和隐喻图景。科琴认为，许多关于阿尔都塞在多大程度上是或不是一个结构主义者的讨论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因为阿尔都塞的概念化以及他将名字一对象的关系视作思维本质，这些必然会导致他采取结构分析，也导致他形成隐喻图景。

3。废除主体

总问题领域把看不见的东西规定并结构化为某种特定的被排除的东西即从可见领域被排除的东西，而作为被排除的东西，它是由总问题领域所固有的存在和结构决定的。看不见的东西禁止和压制了某种领域对它自己对象的反思即总问题对它的对象之一的内在的必然关系。①

这里谈到的“思维”并不是同作为物质的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超验的主体或绝对意识的能力，这种思维也不是心理主体的能力，虽然人的个体是这种能力的承担者。这种思维是历史地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中产生和形成的思维器官所构成的体系。思维由现实条件的体系来规定，正是这些现实条件使思维，恕我冒昧地这样说，成为认识的特定的生产方式。思维本身是由一种结构建立起来的。这种结构把思维所要加工的对象（原料）、思维所掌握的理论生产资料（思维的理论、方法、经验的或其他的技术）同思维借以生产的历史关系（以及理论关系、意识形态关系、社会关系）结合起来。正是理论实践条件的这一体系赋予思维着的主体（个体）在认识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②

作为认识的科学命题的确实性是在一定的科学实践中通过特殊的形式得到保证的，这些形式保证了认识产生过程中的科学性的存在。换句话说，这种确实性是通过这样一些特殊形式得到保证的，这些形式赋予认识以（“真正的”）认识的特性……我们看到，这些特殊形式在科学论证的表述中，也就是说，在迫使被思维的范畴（或概念）按照顺序出现或消失的现象中起着作用。因此我们说，认识作用的产生机制就是作为顺序形式在论证的科学表述中发生作用的基础的机制。①

我们在这里不能研究这样一些问题：这种引起目光改变的“场所变化”本身只是在极为特殊、极为复杂而且常常是戏剧性的场合下完成的；这种“场所的变换”绝对不可以归结为关于改变“看的角度”的精神决定这种唯心主义的神话；“场所的变换”开始了不是由主体的看引起，而是主体在它所处的场所进行反思的过程；在认识的生产资料的实际变换过程中，无论是“构成主体”还是看的主体都无权对可以看得见的东西的生产提出承认自己的作用的要求；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理论结构变化的辩证危机中发生的，在这种变化中，主体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它自认为起到的作用而是过程的机制赋予它的作用。我们在这里只满足于作出这样的论断：主体必须在新的场所占领它的新的位置，换句话说，主体必须，部分地说是不知不觉地，置身于新的场所，才能够把使它能够看见看不见的东西的有教养的目光转向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上。②

科琴指出，从上述引文中不难看出，阿尔都塞的思维图景具有强烈的废除思维主体的特征，他将理论、科学、意识形态当作积极的对象，而把人类仅仅看作它们的“承担者”或“代理人”。这一点从心理上也对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吸引——从心理上免除了知识分子对自己做出的知识主张所应负的责任，而且他们的知识主张同时也被确保是“科学的”。总之，阿尔都塞著述在心理层面的主要吸引力就在于，其令20世纪70年代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一大群青年知识分子能够不用向前辈们解释就可以直接去断言前辈们不曾拥有的理解。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理解并不是个人主观的理解，而是对一个理论或者一个问题的理解，这种理解是科学的。

综上所述，科琴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第一国际时期、第二国际时期以及将“保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性”作为首要任务的阿尔都塞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表明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主要是出于一种心理诉求。因为19世纪中期至今，所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需要直面残酷的现实：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着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强有力的国家机构，无论在资产阶级中间还是无产阶级中间都获得强大的支持力度，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使得工人阶级成为只具有极小革命性的组织且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的未来以及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自然会产生寻求对马克思主义信念的迫切心理支持，他们希望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同科学联系在一起，以此赋予马克思主义在心理层面和政治层面更大的优势，继而能够同业已取得一定优势的且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现实做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