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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政治因素和心理因素（第1页）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政治因素和心理因素

在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不是“硬”科学后，科琴转向探究马克思主义者宣称“马克思主义是‘硬’科学”的原因。换句话说，科琴转向探索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相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那么他们这样认为的心理优势和政治优势究竟是什么?

为了便于分析，科琴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政治优势和心理优势看作一个完全独立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知识层面优势的问题。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预设，是为了避免心理或政治上的还原主义。根据时间脉络，科琴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政治因素和心理因素进行了分析，他将这种分析分为以下几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期、第二国际时期、第三国际时期、阿尔都塞早期以及阿尔都塞学派时期。

（一）马克思、恩格斯时期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一判断的政治优势和心理优势在于使得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同各种形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彻底决裂。从时间上看，“乌托邦社会主义”是先于马克思主义而出现在英国、法国、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而且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具体表现为：科学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尤其是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斗争是第一国际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在第二国际中其仍以某种变化了的形式继续存在。在这种斗争中，使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主要是为了在工人阶级或者被压迫者，抑或全人类致力于寻求某种理想状态时，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同全部社会主义理念并置，使得社会主义被视为某种道德上的对策或政治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解释为“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①，他们没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作由知识分子或梦想家从外部提供给工人阶级的一种关于理想社会的一套蓝图，而是将其看作工人阶级在反抗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由自身创造的一套价值标准和制度。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由巴黎工人阶级组建的民主形式的政府赞赏有加，因为他将巴黎公社看作“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的一个完美范例。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彻底决裂，似乎忽略了他们的理论曾受到以欧文和圣西门为代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启迪这一点。科琴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主观上对此有所“隐瞒”，但这一方面是由于尽管乌托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以及其社会主义的观点存在合理的成分，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阐述仍然是片面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直以来存在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争端，尤其是第一国际时期内部的派系斗争，这些都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保护自己所提出的理论而对这种借鉴予以弱化或一定程度的忽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概念的政治运用主要是将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同一般意义上的乌托邦主义并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核就是其政治经济学。虽然《资本论》实际上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批判”，但这个批判的核心和目的是使政治经济学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科学则是通过排除其政治因素，最主要的是在政治经济学抽象“原则”的观念形态中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构和实践“具体化”。然而，马克思如何运用其政治经济学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以及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取代?《资本论》中虽然包含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起源的大量评论，马克思一生中也多次（1850年、1852年、1853年和1855年）预测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但是并没有证据可以表明马克思曾推断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将引发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最多只假设过经济危机将给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有利的环境，而且只有富有经验的、由共产党领导的、组织严密的工人阶级才能对这种有利环境加以利用。马克思还进一步假设，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发生还受具体情况下决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力量平衡的大量政治因素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科琴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科学社会主义同乌托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的主要依据，是科学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看作工人阶级自发活动的结果，而没有将其看作理论家从外部带给工人阶级的关于理想社会的某种抽象蓝图。然而，并没足够的证据可以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通过一般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预判，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工人阶级活动的结果。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欧洲无产阶级的自发活动是否会导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取决于无产阶级内部是否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而发动政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国际及其他地方发动的就是这种政治斗争。因而，我们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和社会趋势解读为抗争必将胜利，欧洲无产阶级正朝着大众社会主义政治和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发展。

科琴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允许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社会主义除了是工人阶级自发活动的结果以外什么也不是，而且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政治经济学能给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一种科学的特权；凭借这种特权，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提出“现实的”“真正的”工人阶级政治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总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供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是洞察工人阶级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的一种特权。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将这种洞察视作他们自己的观察和独特的见解，而是将这种洞察视作是由科学所提供的，因此这种洞察比任何个人观点或纯主观观点更有力也更具权威性。科琴指出，这正是马克思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心理因素和情感因素。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为了彻底与乌托邦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为了获得工人阶级更多的青睐，为了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提供方向和策略的指导，迫切需要用科学的元素来肃清理论和实践中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因素。出于上述政治和心理因素的考量，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琴指出，尽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提出含有这样的政治因素和心理因素的考量，但并不能简单地称马克思主义者是“（乌托邦式）梦想的施法者和造梦师”，“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时必须加深对社会主义实践可行性的考量”，这样将会使“马克思主义中经过适当修改的、分析的政治经济学成为一种真正的力量”①。

（二）第二国际时期

科琴指出，尽管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已经表明共产主义革命是必然的，但这种观点在第二国际时期的确是普遍存在的，这一点在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的观点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考茨基将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成一种关于“生产方式”进化的“科学”，这种进化必然使人类社会从初级共产主义发展至后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未来社会。此处，值得探讨的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们坚持共产主义必然性的信念是出于怎样的政治目的以及心理目的。

首先，不能忽视的是第二国际所处的历史时期对其观点形成的影响。第二国际成立于巴黎公社失败导致第一国际解散、科学社会主义在欧洲盛行的19世纪80年代末，同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危机引发了经济的全面崩溃和工人运动的兴起。此时，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从科学理论层面宣称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心理层面上都给无产阶级运动提供了支持。科琴将马克思主义者宣称的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对大众的鼓舞作用，类比作“末日审判在传统宗教的千禧年主义中发挥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中，软弱的群体将在革命时期变成大众革命的领导者，为革命提供动力。科琴指出，英国的工人革命党和社会党就可以被认为是这样的群体。

然而，科琴强调，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主义必然性理念的主导性心理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一个反例。德国社会民主党并不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马克思主义群体，作为当时德意志帝国议会中最大的政党，它被认为是欧洲当时最强大和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产主义必然性的信念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每次选举、每次社会改革制度提供革命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必然性的信念变成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常政治改革在心理和理论上都同其本身的革命传统保持一致。然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此举也饱受非议，最典型的就是对伯恩斯坦（Bernstein）《进化社会主义》的质疑。伯恩斯坦坚持改革本身的重要性，主张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地位和以此为基础确立的历史必然性提出质疑。伯恩斯坦此举，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理论上，都很难使日常改革实践与最终的革命保持一致。

（三）第三国际时期

第三国际也主张共产主义必然性的理念，但不同于在第二国际时期，第三国际的这种主张发挥着完全不同的心理作用。在第三国际共产党那里，对共产主义必然性的信仰主要表现为对日常政治斗争艰难和挫折的心理补偿。在此基础上，任何暂时的挫折都可以从最终必然获得胜利的信念那里获得心理补偿，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距离最终胜利还需要多久时间。在实践中，这样的信念激发出激烈的运动，通过让人们持有上帝、历史乃至科学都是站在自己这边的心理暗示，而为运动的继续发展提供心理支持。

基于第三国际主张共产主义必然性理念的心理因素，科琴指出，当人们发现这种理念并非是理性的，或者说这种理念甚至与真正科学的需求相冲突的时候，人们在心理和情感上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则需要审视阿尔都塞及其后继者们对此问题的分析。

（四）阿尔都塞早期

纵观以上三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科学社会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并置，尽管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与乌托邦主义存在明显区别。

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被塑造成历史进化论的基础，在这种理论中，全部人类社会都被设定为必然要从某种初级共产主义阶段，经过各种各样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阶段，最终成为共产主义社会。

在早期著述中，阿尔都塞（Althusser）将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与“意识形态”并置，认为科学就意味着规避社会意识形态。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所包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此类命题包括：

（1）马克思主义依赖于某种关于人类本质的“本质主义”，即人类本质就是作为类存在。这是人道主义，也是意识形态。

（2）马克思主义者所熟知的历史最终指向某个终点或目标。这是一种历史决定论，也是意识形态。

（3）任何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都只是经济利益和力量（特别是阶级利益和力量）的一种“表达”。这是阶级或经济还原论，也是意识形态的。

（4）黑格尔哲学和受黑格尔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因为：在阿尔都塞的解释中，这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意识形态命题（1，2，

3）。命题（4）是命题（1）的根源，因为黑格尔是马克思早期关于人的异化理论的起源。命题（4）也是命题（2）的根源，因为黑格尔哲学是彻底的目的论，青年马克思继承了这种历史哲学并以一种唯物主义的形式将其引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命题（4）还是命题（3）的根源，因为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那里吸收了“因果律”，这样，每个历史时期都被视作仅仅是绝对理念自我发展阶段的一种表达。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视作已经将其包含在历史上生产方式的唯物主义形式中，因此在全部维度内，每种人类社会都只被视作对一些根本经济原则的表达（如“初级共产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

（5）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其后继者，特别是现代新古典经济学。阿尔都塞在这里的解释是非常正统的，这直接取自《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以及马克思思想成熟期的其他著述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因此，阿尔都塞只是重复马克思的论证，即使最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例如，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相较于科学而言，是更为意识形态的，因为其未能发展剩余价值概念来解决其关键的理论问题。它们之所以未能这么做，是因为剩余价值概念不能使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科学的同时还能自圆其说。因为剩余价值表明资本主义必然剥削工人阶级，这样，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必须具有革命性。然而，根据马克思和阿尔都塞的观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客观作用就是为资本主义做辩护，使之合理化，因而在结构上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发展。

这种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观点是基于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及所有由其延伸出的其他理论（例如，利润率下降的规律）的科学合理性的完全认可。阿尔都塞在《阅读》中，基于对《资本论》的哲学式解读而非经济学解读的基础，假设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性并为其做辩护。但是，如果人们并不相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及其衍生理论是合理的，那么阿尔都塞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意识形态的解释就有待商榷了。

（6）有关人类社会的全部概念都被认定为，社会是由社会主体或前社会主体构成的。阿尔都塞在他后期著述中，接受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剥削、受压迫，与统治阶级在物质关系上不平等的人，仅仅因为他们在法律上和形式上一样被视为选民、公民、合法的买方和卖方等，就被认为而且自身也认为是平等个体的观点。在阿尔都塞后期关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构的文章中，他把这称作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机构对形式上平等主体的“质询”。此外，阿尔都塞把关于人类社会的所有描述和理论都归结为意识形态，无论制度和实践发生变化还是理念出现变化，人类个体都是社会变化的践行者。因此对阿尔都塞而言，任何通过检验科学家个人的观念、行为等来解释科学发展的科学理论，其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非科学的。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构想的第二步就是尝试说明蕴含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科学概念中的“结构的因果律”。阿尔都塞试图用“结构因果律”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并明确地将其与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相分离。科琴认为，阿尔都塞这样做是“浪费精力去祛除并不存在于马克思主义中的邪魅”①。关于这一点，从阿尔都塞的6个意识形态命题中就可以看出。

具体而言，科琴认为，阿尔都塞的命题（1）是存在争议的，马克思早期关于异化和类存在的表述中的确使用了人类本质的“本质主义”观点。但这种观点中人类只是目前已知宇宙中具有意识的创造性存在，其创造活动在道德上是不受限制的，例如，人类可以建造毒气室，也可以组建室内管弦乐队；可以创造人间炼狱，也可创造人间天堂。人类会做什么是由特定时期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情况所决定的。基于此，科琴认为，马克思思想中最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关于人类本质的本质主义解释，而且由于这种解释并不旨在确立人类的某种真正道德本质，因此它不是道德上或政治上的本质主义解释。此外，马克思的人类概念是一个彻底的历史概念，人类根据他们从类生活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来学习和定义进步意味着什么，这一点与黑格尔将历史概念当作某种非历史假设的道德存在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