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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资产阶级新教育的兴起（第1页）

第三节　资产阶级新教育的兴起

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出现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投资于这些企事业的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为阶级基础，形成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维新派及革命派是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言人。资产阶级一登上政治舞台，即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并且发动一场由浅而深、由温和到激进的教育革命。

一、早期改良派的教育改革主张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马建忠、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何启、胡礼垣、陈虬、容闳等。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早期改良派提出的政治主张带有较大局限性。他们既要维护其自身阶级利益发展资本主义，又不敢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他们在政治上向往君主立宪制度，把希望寄托在清政府的明智、开恩上，希图通过和平改良的办法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

早期改良派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主张，这些主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抨击科举制度

首先对科举制的弊端予以揭露、批判。1861年，冯桂芬就认为科举制是“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意在败坏天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才。”[41]其后，薛福成、王韬、陈虬、郑观应等，都针对科举内容的空疏、不切实用，八股文对人们思维的禁锢等予以针砭。他们要求“黜浮靡、崇实学、奖荐贤、去一切防闲、破累朝积习。”[42]在科举考试中废除八股文，注重经术、史事、经济、舆地、算学等实学科目，要求在科举的形式上，停止虚浮骄作的武举考试，增加算学科。19世纪90年代初，郑观应明确提出在举行科举考试时，应“首科既毕，挂牌招考西学”[43]，将西学列为一科，做到学以致用。

（二）倡导西学

他们认为要培养新的人才，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学习西学。鸦片战争刚结束，魏源就喊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提出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其后，冯桂芬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下，明确提出了“采西学”、“制洋器”的要求。遵循这种思想模式，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都积极倡导学西学。就西学的范围来说，冯桂芬在1861年所提的西学，内容包括算学、重学、光学、化学、舆地等，侧重于自然科学方面。随着社会认识程度的提高，至19世纪80年代末，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已将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三部分，内容包括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工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诸多学科。

（三）改革书院、设立学校

容闳是我国近代最早的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是国内最早将培养新的人才与设立学校联系起来的人。1860年，他曾向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建议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武备学校，并仿照西方颁行各级学校制度。[44]此后，郑观应明确提出了改革旧式书院、设立学校的主张。他认为传统的、为科举作准备的旧式书院，学习内容空疏，方法落后，不可能承担培养新式人才的任务，所以必须从教学内容上对旧式书院进行改革，增加西学的内容。他还提出：“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45]主张仿照西方的学制，设立高、中、初三级学校，包括普遍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军事教育等在内的完整的学校系统。他主张在京师设立大学，在各省省会设中学，在县设小学，在各乡设私塾。大、中、小学均采取班级授课的形式，规定学习年限，以考试的结果为升级的标准。鉴于具体情况，他提出了“变通”的具体方法，即将中国科举制的进士、举人、秀才的三级功名与大、中、小三级学校相配合，并将各省、府、县的书院改为学堂。他是国内最早主张改书院为学堂的倡导者之一。

总之，早期改良派从资产阶级改革的需要出发，十分重视培养掌握西学的新式人才。正是由于这一人才观的确立，进而批判科举制的弊端，积极倡导学习西学，改革书院，设立学校，为随之而来的维新教育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二、维新派的教育活动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多数是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影响，有的自己还举办了近代工业或与近代工业资产者有些联系。他们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改变取士制度，学习西方文化等。这一切都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抵制，双方展开尖锐激烈的论战。这场争论反映在文化教育方面主要表现为：

第一，要不要反对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打破封建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要参与政权，实现君主立宪。为此，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努力输入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西方某些民主观点，来反对封建专制思想，特别是君权思想。梁启超说：“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46]代表封建势力与维新派论战的人物是张之洞。他在《劝学篇》中坚持三纲五常是国君立国、学校办学之最根本的原则，若弃此而倡民权，必引起大乱，声称：“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第二，要不要提倡西学，批判中学。维新派主张学习西学，包括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他们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一派代表人物。他们批判“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词章”之学，认为这些被封建统治者提倡的“中学”无实无用，只能培养俗儒、鄙夫。封建顽固派坚持维护旧学、中学，排斥新学、西学。他们是一批极端的守旧分子，认为西学是“邪说”，是“奇技**巧”，提倡西学者是“乱臣贼子”、“离经叛道”。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基本精神与顽固派主张无大的区别。他们的“中学”包括中国经学和史学，核心内容为三纲五常。他们也讲西学，但其含义与维新派不同，其内容是西文与西艺，对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是反对的。

第三，要不要废八股、变科举，改革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顽固派维护和坚持八股取士制度，维新派认为欲救中国，必须开民智，培养人才。这就必须废八股，改变科举制度，建立资本主义的教育体系。严复曾指出，八股取士制度有三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47]对之予以彻底否定。

反映维新派教育主张的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他们在与封建守旧派的论战前后，写有一系列论著，如《变法通义》、《救亡决论》、《原强》等，分别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概论起来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废八股，改革科举，兴学校。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己部第三章至第六章提出了一套学制体系：人本院（胎教）——育婴院（学前教育）——小学院（初等教育）——中学院（中等教育）——大学院（高等教育）。[48]

第二，强调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较早提出设立师范学校的人。1896年，他在《论师范》一文中说：“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者也。”[49]与此同时，对于女子教育，梁启超等人也大力倡导。

第三，教育救国与启蒙。维新派认为，教育是救亡图存、思想启蒙、富强祖国的重要手段。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指出：“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反映在教育上就是德、智、体三方面齐头并进。只有这样，方可使中国避免灭亡的命运[50]。需要说明的是，维新派的教育思想论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的影响，如进化论、民权说、社会学，等等。

维新派一方面与守旧派开展论战，另一方面致力于学堂的创办。随着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的空前加深，全国出现了兴办学堂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9年间，全国共计兴办维新学堂107所。[51]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万木草堂、时务学堂。

万木草堂于1891年由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设立，后迁府学宫，是康有为宣传变法思想、形成变法理论、培养变法人才的重要阵地。开始只有20多人，后来达100多人。康有为自任总教习、总监督，著《兴学记》以为学规。今文经学、史学、自然科学为讲授主要内容。堂中还设图书室、仪器室，注重体育、音乐，选高材生充任学长，朝夕讲业。

时务学堂是在1897年10月由熊希龄、陈宝箴、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湖南长沙创办。梁启超被聘为中文总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谭嗣同、唐才常等任分教习。李维格任西文总教习，许奎垣任数学教习。学生开始时有40人，后增至200余人。梁启超制定有《学约》十章。1898年春，由于王先谦等守旧派的攻击，学堂被迫停办，戊戌政变后改为求是书院。

资产阶级维新派认为中国贫弱的原因在于教育不良、学术落后、民智未开，欲变法维新，必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因此，维新学堂办学目标明确，就是为维新变法培养人才。如万木草堂培养了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维新变法的骨干，时务学堂培养的蔡锷、范源濂等，后来成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领袖。维新学堂要求学生具有广博的知识和变法思想，能传播维新主张，壮大变法力量。同时维新派创办学堂的目的，还在于开启民智，以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在课程设置方面，维新学堂从办学目标出发，课程开设虽然名义上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但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这一思想的框框，讲授了不少变法维新，宣传民权的内容，与洋务学堂根本不同。即使是私学性质的万木草堂，其课程设置也很完备，有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组成的一般性学科，另还有所谓“科外学科”，包括体操、游历等。除此之外，万木草堂还定期举行时务演讲（时务课）。

万木草堂、时务学堂等维新派创办的学校，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别于封建主义的旧教育。从这些学校里，培养出一批维新变法人才。但这些学堂，也还存在一些封建主义因素，在课程上还有不少封建主义的内容，在道德训练的方法上，“主静存诚”、“养心不动”、“敦行孝悌”、“慎思察几”等，基本上出自于宋明理学家的教育主张。

1898年6月11日宣布变法至9月21日的“百日维新”中，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推行新政，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大批维新变法诏令。有关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