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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资产阶级新教育的兴起（第2页）

第一，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6月23日，光绪帝发布上谕，下令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时务策论。规定“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52]乡会试仍定为三场，除第三场试以四书、五经之外，头两场所试内容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即试以中外史事、国朝政治以及包括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的时务策，以选拔实用人才。在规定的考试之外，还开设考试经世致用之学的经济特科，其内容包括法律、财政、外交、物理等，以选拔新政人才。当时及法定以后的一切科举考试，都以实学、实政为取士标准，不可复蹈空言，更不可以楷法好坏来决定取舍。这些科举制度的变革，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学风和学习内容的改变以及学校教育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后来最终废除科举制创造了条件。

第二，广设新式学堂。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早在“百日维新”以前就有议论，“新政”开始，便着手开办。将原设官书局和译书局并入大学堂，利用官书局原址，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负责管理大学堂事务，同时规定有统辖各省学堂的权力。京师大学堂不仅需要管理好自身，还要办成各省学堂之表率。京师大学堂是“百日维新”期间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它的创设，标志着我国近代教育行政组织的萌芽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一种有别于封建旧教育体制下的学校管理模式的出现。

此外，各地旧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和西学的学堂。各省的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地方捐办的义学、社学，亦令中西兼学。此外，奖励绅民办学（民间祠庙不在祀典者，也改为学堂）。在专门学堂方面，筹备设立铁路、矿务、农务、茶务、蚕桑、医学等学堂。

第三，倡导西学。在提倡西学方面的直接措施有：派人出国留学，由各省督抚就学堂中挑选聪颖有志深造的学生，派赴日本等国游学；建立译书局和编译学堂，编译外国教科书和其他书籍等等。

从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有关教育制度的改革，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对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进行了重大冲击。这些改革措施体现了维新派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使他们的教育主张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表达。另一方面，无论从科举制度的改革，还是京师大学堂的设置，都保留了一定的封建性的内容，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局限性。

三、革命派的教育活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主张不仅与封建阶级的教育截然对立，而且在教育与救国的关系、教育目的等问题上与资产阶级维新派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在教育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揭露抨击了封建主义的教育剥夺人权，阻碍人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使中国人民陷于“穷苦愚昧”的地步。他们要求进行革命的“国民”教育，通过革命教育培养人们的自治能力，独立品质，以及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批判封建教育的同时，提出了倡女权和兴女学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比起改良派前进了一大步，不仅用民权思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而且把它同反“压制”、反“束缚”的爱国革命运动联系起来。

除了揭露和抨击封建教育的积弊，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洋务教育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思想也作了坚决的斗争。1907年，秋瑾在《中国女报发刊辞》中，抨击几十年的洋务教育“无宗旨，无意识，其效果乃以多数聪颖子弟，养成翻译、买办之材料”，而多数学生更是“以东瀛为终南捷径，以学堂为改良之科举矣。”[53]所倡洋务教育实际上没有最终摆脱“中体西用”的框架，带有深刻的封建性。

针对一部分改良主义者片面强调“教育救国”，而否定革命的观点，革命派表示坚决反对，明确宣布“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不能颠倒革命与教育的关系。邹容说：“革命者，国民之天职也，其根柢源于国民，因于国民，而非一二人所得而私有也”；“欲大建设，必先破坏，欲大破坏，必先建设，此千古不易之定论。”可见，革命派强调革命、破坏，并不是为革命而革命，为破坏而破坏。他们所说的革命与建设新社会、新世界紧密相连。教育问题同样受到他们的高度重视。邹容说：“吾侪今日所行之革命，为建设而破坏之革命也……吾于是鸣于我同胞前曰：‘革命之教育’。更译之曰：‘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54]孙中山则把兴办教育，特别是发展师范教育视为革命后首要办的大事。他说：“学者，国之本也，若不从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育人才而培国脉。”[55]又说：“我中国人民受专制者已数千年。近二百六十余年，又受异族专制，丧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中国人数四万万，此四万万之人皆应受教育。然欲四万万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也。”[56]

革命派的教育宗旨简单来说是为革命斗争造就大批人才，即邹容所说的“预制造无量无名之华盛顿、拿破仑”。对此，邹容作过具体阐述，把这一宗旨具体化为“三义”、四种精神。“三义”为：（1）“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2）“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3）“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由此“三义”，“更生四种（精神）：一曰养成上天下地，唯我自尊，独立不羁之精神；一曰养成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避之气概；一曰养成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一曰养成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57]除此以外，革命派还强调“教育平等”的原则。如孙中山所说：“凡为社会之人，无论贫贱，皆可入公共学校，不特取学膳等费，即衣履书籍，公家任其费用。……庶几教育之惠，不偏为富人所独受，其贫困不能造就者，亦可以免其憾矣。”[58]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革命派的教育思想以服务于民主革命为宗旨，贯彻了教育平等的原则，超过了改良派的水平，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革命性。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创办了一批新型学校，并利用它们进行革命活动。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黄兴在湖南利用明德学堂进行革命活动，徐锡麟、陶成章和秋瑾在绍兴创办了大通学堂。其他革命者还创办了福建侯官两等小学堂、芜湖安徽公学、安徽崇实学堂、江苏丽泽书院、贵州光懿小学等。这些学校培养了许多革命骨干，播散了革命种子，掩护了革命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有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和大通学堂。

1901年12月，蔡元培、蒋观云、黄宗仰、陈范、林白水、吴彦复等在蔡元培寓所计议创办女子学校，后延至1902年4月中国教育会成立后，“方正式租校舍于蔡寓之白克路登贤里”，定名为爱国女校。蒋观云首任经理（校长），经费由黄宗仰介绍犹太巨商哈同之妻罗迦陵负担。1902年12月2日，女校正式开学。开始时学生仅10人左右，后逐渐增多。蔡元培曾出任该校第二任校长。学校摒弃“贤妻良母主义”，以图“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59]，把增进女子之德、智、体几方面品质的培养当成教育宗旨。1908年后，女校与革命派脱离关系，成为普通女子中学。

1902年11月16日，上海南洋公学爆发了反抗学校当局专制主义统治的罢课风潮，全校6个班级，200多个学生愤然罢学离校。部分罢学学生请求中国教育会赞助办学，中国教育会决定募款设校，“沿爱国女子学校之名，曰爱国学社”。推蔡元培为总理（校长），吴稚晖为学监（教务长），章太炎、蒋观云、蒋维乔、黄炎培等为教员，学社设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中国教育会所。

1905年9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陶成章等在浙江绍兴设立了大通学堂，并在9月23日正式开学。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设体育专修科，六个月毕业。1907年，徐锡麟、秋瑾发动武装起义，该学堂是重要基地。起义失败后，学堂被清廷封闭。

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学堂里，教师多是实行一种义务制。如爱国学社的教员多为义务任教，既在学社教书，又利用课余时间兼职谋生。教员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仍旧热心教学，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课程的安排上，军事体育课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属学校具有的鲜明特色之一。当时的军事体育课，主要是兵式体操和器械体操。前者多是进行军事步伐和枪械练习，以训练学生日后参与武装起义的作战能力；后者多为溜木、平台、铁杠、木马、秋千及跳远等项目的练习，以锻炼学生强健的体魄。以上特色在大通师范学堂表现得更为明显。

此外，革命学校中的教学多用演讲式，鼓励学生自由讨论，以养成辩驳之风。为了培养学生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能力，革命学校的教学工作尤其在社会、国家、政治、法理等课程的讲授上，教员多用演讲的方式，在激发学生的革命热情中传授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同时注重引导，提倡学生自由讨论，以养成辩论之风。

革命派在创办学校的同时，还于1902年4月15日成立中国教育会，以从总体上推行革命教育。

革命派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并利用教育来宣传革命思想，培养民主革命骨干，建立革命组织，发动多次武装起义，最终爆发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权。

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民主共和政权后，在文化教育领域里开展了反对封建主义教育的斗争，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教育改革。南京临时政府虽然仅仅存在3个多月，而且事务冗杂，但并未忽视教育改革。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通令》计14款，规定：学堂改称学校，监督总堂改称校长；清末学部颁布的教科书、清末学堂的奖励出身、小学读经课一律废止；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缩短中小学学习年限，增加自然科学、实业、实用知识方面的课程等。《标准》计11款，对各级学校的课程、教学时数等予以了规定。

蔡元培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对当时的教育改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突出表现在教育方针的制定上。1912年2月，蔡元培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专门讨论教育方针。其后，他又提出了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的“五育”方针。对此“五育”方针，蔡元培作过详细说明，指出：“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也。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吾国古代之道德教育，则间有兼涉世界观者，当分别论之。）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他强调“五育”的整体性，以人体为例比喻说明：“譬之人身：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60]

四、资产阶级新教育的社会作用

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从事的教育活动，其积极影响不容低估。

第一，有利于促进现代化进程中民主化相对滞后状态的改变。国内外新知识群的崛起，为民主运动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努力长期只局限于经济和某些社会领域，民主化则相对落后。政治上的滞后对整个现代化进程带来严重的阻滞作用。戊戌维新之际，由于康、梁等人主要依靠开明士绅和官吏，政治改革的主导方向在实施阶段不能不有所降调。这种状况直到新式教育迅速发展的20世纪初期才得到改变。日益扩大的新知识群体成为民主先驱者领导的行动队，并对各阶层民众产生广泛的鼓动和引导作用，使得爱国、民主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以自由平等为内在驱动力的学界风潮广泛兴起，与商民的罢市和下层社会的民变交相作用，频繁冲击旧秩序，强化了社会变革所必需的动**氛围。留学界和国内学界成为革命党人建立组织中枢所依靠的社会基础。学生们凭借其特殊地位，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以各种形式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民族民主思想宣传的热潮，把长期盘桓在精英圈子里的民主理想变为群众性的社会思潮，大大增强了国人极为缺乏的自由平等意识和国民意识，使中国人的民主自觉跃上新高度。而学生的自治要求与实践，以及他们为争取实现民主政治而展开的大规模斗争，有力地推动了民主化进程，使民主运动向着多数人自觉要求和主动参与的社会活动迈进一步，不再仅仅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呼唤和耶稣救难式的英雄主义。学生本身又构成近代中国民主制衡社会机制的重要成分，作为受过教育、有一定组织形式的社会群体，对专制王朝赖以存在的愚民钳口术形成严重威胁。他们不能容忍朝廷官府任何有害于国家民族利益的举动，封建统治者已很难完全为所欲为，专制制度丧失了继续存在的社会条件。同时，学生进入官商绅各界，加快了旧群体分化转变的趋势，对专制统治的瓦解起到催化作用。

第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中国封建旧道德观念，在一些思想活跃的青年学生心目中逐渐成为被唾弃的陈腐之物。江苏省常昭高等小学堂的一些学生，公开在其毕业试卷中对封建旧观念进行了批判。其中：“王以谦卷谓：‘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其理甚谬’。徐增植卷谓：‘后世所谓父，曰严君，误甚’。程瑛卷谓：‘在朝为臣则认其君，否则吾与君为路人。’张元龙卷谓：‘三纲谬彰彰明矣’。王耀祖卷谓：‘纲中君为臣纲尤谬，盖君非我祖父，与我无关系。’”[61]这些试卷被江苏学使斥为“离经叛道之尤”，而这正显现出一些激进学生的思想性格。1903年，清政府颁布的《学务纲要》中，以忠君尊古为学堂的指导思想，但留日学生们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从事教育者，不可不知二大主义。何谓二大主义？一曰贵我，一曰通今。”[62]

第三，推行国民教育就是要宣传爱国救亡的思想，使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分忧，为民族的独立与振兴而奋斗。晚清十几年正是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浪潮愈演愈烈的时代，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正是在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兴起的。因此，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倡导新学时，把救亡的命题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他们强调进行军国民教育，造就国民，就是要使全国人民养成国家、民族的整体观念，使青年学生担负起民族兴亡的时代重任。

当然，资产阶级新教育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如关于培养人才问题，洋务派也好，维新派也好，对于近代教育宗旨的认识都源自对中西教育的简单对比，仍集中在培育异才方面。区别只在于，或是外交、军事、工艺的洋务之才，或是民主宣传的维新之才。这种精英至上的追求，与真正的近代教育宗旨显然是有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