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二 史界革命（第1页）

第二节　“史界革命”

一、标揭“史界革命”的旗帜

“史界革命”的口号是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一文中提出来的，与此同时，邓实也明确提出了“史界革命”的主张。这一口号概括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改造封建旧史学，建立近代新史学的要求。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以及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发展，是产生“史界革命”最重要的客观前提，而让历史学为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服务，正是“史界革命”的目的。维新派侧重研究的“维新史”“变政史”，革命派侧重研究的“革命史”“独立史”，都体现了这一点。中国传统哲学的“变易”思想和西方的进化论，则为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

1898年4月，由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正式出版。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他翻译这本书的宗旨是为了“自强保种”。他说：赫胥黎一书“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11]严复所介绍和宣传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引起了维新派的共鸣。《天演论》译成后其中宣传的许多观点，在该书刊刻前就在维新派中流传。1896年，严复曾将一部分《天演论》底稿交给梁启超、康有为阅读。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曾提到“读赐书二十一纸，循环往复诵数过，不忍释手”。[12]《天演论》在中国影响长达数十年之久，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之前，一直在中国学界占据着重要地位。蔡元培就说：“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成为人人的口头禅。”[13]总之，《天演论》中的进化论思想对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推动了史学从近代的经世史学向以社会进化史观为指导的新史学的转变，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历史观也对“史界革命”做出了理论贡献。他以《易经》中的变易、辩证观点来说明变的必然性，说明一切事物通过变化才能发展的道理。在他那里，“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处于不同时代的社会发展阶段，历史的发展就是沿着“据乱世”向“升平世”，再向“太平世”的发展过程。他的进化观批判了“天道不变”的顽固守旧思想，也基本上摆脱那种“复返其初”的循环论观点，强调了社会由低级向高级、由草昧向文明、由专制向民主发展的必然趋势，表现了一个在传统文化培养下的知识分子，面对时艰勇于探索的精神。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与严复的《天演论》相得益彰，在戊戌维新时期，成为新史学思想酝酿时的一种思想利器。此外，康有为的批判精神和疑古思想对新史学的思想的形成影响较大。他提出“中国之民遂两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14]激烈地抨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将帝王称为“匹夫”“民贼”，并以初步的民权观点解释了君权论。他说：“天下归往谓之王。天下不归往，民皆散而去之，谓之匹夫。”[15]康有为还对上古史提出了怀疑，认为“上古事茫昧无稽”，三皇五帝的事值得怀疑，这种反对封建专制和疑古思想对新史学有很大影响。

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其世焉。中国正史，仅记一姓所以经营天下保守疆土之术，及其臣仆翼戴褒荣之陈迹，而民间之事悉置不记载，然则不过十七姓家谱耳，安得谓之史哉？故观君史民史之异，而立国之公私判焉矣。[17]

从而否定了以帝王为中心的史学。民权思想与“民史”观念的提倡，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惊慌。封建顽固派叶德辉所编之《翼教丛编》极力反对“仿西法立民史”，认为“州闾细事，委巷琐谈，聚而编之”，简直是“鬼神传录，其事非要其言不经。”作者声称：

西人有君主，有民主，君有君之史，民有民之史。中国自尧舜禅让以来，已成家天下之局，亦以地大物博，奸宄丛生，以君主之，犹且治日少，乱日多，以民主之，则政出多门，割据纷起，伤哉斯民，不日在疮痍水火之中哉！[18]

不管封建顽固派如何以卫道者的立场反对民权与“民史”，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以封建专制君主为中心的旧史学的樊篱毕竟被冲破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明史学思想的输入，为“史界革命”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法国的基佐、英国的巴克尔是在19世纪中期创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史学的著名学者。他们的史学，不仅对西方，而且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影响。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早在1877年日本就有永峰秀树的译本出版。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把基佐《欧洲文明史》的日译本推荐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英国的巴克尔因著《英国文明史》而闻名于世。其史学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欧美、俄国、日本以至中国的史学发展，都曾产生过影响。在中国最早介绍巴克尔及其史学的，是由署名“中国广东青年”者于1902年译刊的《泰西政治学者列传》一书。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新史学思潮中，强调要注重文明史的研究，反对“君史”，重视“民史”，要探究历史中的因果关系，求证历史发展的“公理”或“公例”，开始提及历史和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些显然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巴克尔文明史学的影响。

此外，西方“民史”著作及“民史”思想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对中国近代史学革命的开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民史”思想产生于资产阶级启蒙时代。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著《论各国的风尚和精神》、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休谟所著《尤里·恺撒入侵到1688年革命的英国史》以及19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所著《英国文明史》、英国历史学家格林所著《英国人民史》等等，都可以说是“民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民史”思想的兴起，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兴起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斗争。在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出于维新变法的需要，也从西方搬来了“民史”著作，借用了这一思想武器。

总之，西方进化论的传播、西方民史著作的输入，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吸纳和充实新思想的理论氛围。进而，它又与否定封建专制制度、救亡图存的历史需要相结合，为“史界革命”的到来提供了历史条件和理论准备，促成了新史学的诞生。而思想家梁启超于1901年在《清议报》上发表的《中国史叙说》和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新史学》两篇论文，则是“史界革命的宣言书”和“新史学”诞生的重要标志。他说：“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19]明确提出要按照近代学术思想和体例改造传统史学，建立适应日益变化着的近代社会需要的“新史学”。几乎与梁启超同时，邓实也明确提出了“史界革命”的问题。他说：

悲夫，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新史氏乎？其扬旗树帜一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洋大陆乎！鸡既鸣而云将曙乎？吾民幸福其来乎？可以兴乎？[20]

热烈地呼唤着“史界革命”的到来。新史学的提倡者还明确宣告了他们所建立的“新史学”与“旧史学”的根本不同：“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21]同时，他们还明确界定“新史学”是为了探究群体进化之理，以“鉴既往之大例，示将来之风潮”。强调“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2]在这里，他们把历史的意义和目的规定为“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及其“相互之关系”。这就肯定了历史是运动的、进步的，在一定意义上划清了新史学与旧史学的根本区别。

总之，“史界革命”的兴起绝不是偶然的，究其实质，它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在学术思想界的表现或反映。具体地讲，“史界革命”是日益发展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在思想学术界所进行的理论准备，它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或革命的理论表现形式之一，是中国近代学术界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史界革命”的内容及其对旧史学的批判

兴起于20世纪初的“史界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史学界内部的变革，还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近代中国学术界的革命。概括地讲，“史界革命”的基本内容包括：批判并否定成为封建帝王家谱的封建史学，在治史内容上强调写民史、社会史；主张用进化史观作为新史学的历史观；突破传统写史体例，用章节体撰写历史；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主张史学为现实斗争服务，与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治史宗旨等。

（一）提倡“民史”，否定“君史”

提倡“民史”，否定“君史”，批判“帝王中心论”和“正统观”的封建传统史学，以“民史”代替“君史”，是“史界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邓实、马君武等人都做了很多论述。

梁启超认为，要进行“史界革命”，就必须全面地清算“旧史学”。在他看来，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23]，不过是记述“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24]，“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25]。旧史学的这些弊端皆因封建史家眼中“知有朝廷不知国家”，“只有王公年代纪，不有国民发达史”[26]。由于中国封建史家不知记述人群进化之事，只知为封建朝廷作本纪列传，而且“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不过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更由于封建旧史因只“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因而对于当朝统治者就不能不有所“忌讳”。其结果只能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只知记陈迹，不记今务，所以“非鼎革之后，则一朝之史，不能出现”，历史成了“为若干之陈死人”所作之“纪念碑”。史书既不能给人们以何种借鉴，又无精神、无理想，因而不但不能成为“益民智之具”，反而成了“耕民智之具”[27]。

梁启超把封建史学斥之为“帝王家谱”“相斫书”“墓志铭”“纪念碑”“蜡人院”，矛头直指“帝王中心论”。其思想之大胆，语言之泼辣，锋芒之锐利，在20世纪初罕有人能与之相比，堪称史学革命的急先锋。

梁启超在批判“帝王中心论”的同时，还批判了封建史学的“正统观”和“历史书法”，从而更加典型地表现出他的进步学术立场。他说：“中国史学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28]他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所谓“正统”其实就是“君统”，是封建君主制造的“君权神授”迷信教条，是用以统治人民的荒谬理论。他讥讽那些怀有正统观念的封建史家为“陋儒”，他们宣扬的“正统观”本是为一家一姓之私天下服务的谬论，而后世之陋儒却“攘臂张目，笔斗舌战”地为某家某姓争一个“正统”之名，只能说明他们甘当封建帝王的奴仆，是“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29]

与批判“正统性”相联系，梁启超对封建史学的“书法”也进行了批判。按照他的解释，所谓“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权，褒贬百代也。”[30]他指出，在封建正统观念的束缚之下，封建史书“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臧否人物”的唯一标准是看其事其人是否对封建君主有利，凡“有利于时君者则谓之功，谓之善；反是则谓之罪，谓之恶”，故此，封建史书“其最所表彰者，则死节之臣也；其最所痛绝者，叛逆及事二姓者也。”其结果必然“专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颠倒黑白，歪曲历史。只能“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梁启超所以大肆抨击封建史学观，是为建立他的新史学体系服务的，只有突出强调批判性，呼吁从信古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才能“摧陷千古之迷梦，破除学术上的奴性”[31]。其对封建旧史学的批判代表着新史学与旧史学的决裂程度。

此外，其他一些思想家也把批判旧史学看成是建立新史学的前提。马君武在《法兰西近世史》译本序言中就曾谈到中国四千余年历史“有君谱而无历史”的问题。1902年10月，《新民丛报》转载新加坡《天南新报》的文章《私史》中也指出，中国旧史“把数百年事务，作一人一家之谱而为之，一切英雄之运动，社会之经练，国民之组织，教派之源流，泯泯然，漠漠然，毫不关涉”，“甚矣中国之无公史。”[32]有的还发出了“中国无史”的感叹，如黄炎培等指出，二十四史于“兴灭成败之迹，聒聒千万言不能尽，乃于文化之进退，民气之开塞，实业之衰旺，概乎弗之道也”，“恫哉，我国无史！”[33]

不仅如此，不少学者都把对封建史学弊端的批判锋芒指向了封建专制主义。邓实认为，秦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严密控制，“史在朝廷，史局由朝廷诏设，史职由朝廷特简，监修有官，分纂有官”，“举天下之史而专制之”，致使私家动触禁网，而官修史书则“唯贡其谀佞，舍铺张虚美盛德大业外无文字”[34]，严重阻碍了史学的正常发展。赵必振指出，封建时代君权的极度膨胀，使旧史家的眼光往往局限于君主的活动，以至秉笔记事，多以叙述朝代兴衰、旌忠表烈为务，“以社会之大，民族之众，而以彼一姓一族一人而统括之，私矣小矣，夸矣误矣。”[35]这些批判，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史学的基础。

在批判封建旧史学的同时，新史家们更着眼于“民史”的建构。梁启超认为，新史学必须探索人类整体的进步过程，“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36]他在《新史学》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为民而作”，促进国家思想兴起，加速“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发育的“民史”思想。同时与批判封建正统观相对，梁启超又提出了“民统”的观点，指出：“苟其有统，则创垂之而继续之者，舍斯民而奚属哉！”“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他又说：“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由此可见，他所说的“国”，乃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他所说的“民”，乃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强调“民史”，否定“君史”，强调“国统”“民统”，否定封建“君统”，这是他倡导“史界革命”的核心观点之一。

在20世纪初，批判封建史学，提倡民史的学者大有人在。1902年，邓实在《史学通论》中就批判中国过去的封建旧史是“朝史耳，而非民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37]邓实认为，社会的进化不是一二人的进化，而是群体的进化，“人是群体的生物”，“以群生，以群强，以群治，以群昌”，因此，“舍人群不能成历史”。所谓“民史”，就是应当颂扬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生计家、探险家等“人群之英雄”；记述学术、宗教、种族、风俗、经济等“人群之事功”。这些才是真正的“历史之人物”和“历史之光荣”。[38]邓实还以“民史氏”自命，作《民史总叙》一篇、《民史分叙》十二篇，即《种族史叙》《言语文字史叙》《风俗史叙》《宗教史叙》《学术史叙》《教育史叙》《地理史叙》《户口史叙》《实业史叙》《人物史叙》《民政史叙》《交通史叙》等各篇，对1902年所著《史学通论》中“民史”部分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又对有关“民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问题，如什么是历史、什么是“民史”“民史”的研究对象、“民史”的意义、“民史”与民权的关系，以及各种专史的编修等问题，都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认识。这样专门地、全面地论述“民史”的问题，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可以说是并不多见的。[39]此外，陈黻宸在《独史》一文中明确指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40]旗帜鲜明地提出民史的思想。樵隐著《论中国亟宜编辑民史以开民智》[41]一文，也明确提出中国亟须编辑一部“普通民史”的倡议。总之，批判并否定“君史”，提倡“民史”已经成为20世纪初“史界革命”中的一股潮流。

（二）以进化史观探讨历史因果关系

用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这是“史界革命”倡导的重要原则内容之一。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提出的历史学应叙述“进化之现象”，尤其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的观点，就是以进化论历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典型表达。这点在其他许多人的历史观和历史著作中也都阐释过。如曾鲲化即指出：

近世以来，英国大哲学家达尔文、斯宾塞等，阐发天演公理，曰“社会者，经岁月而愈复杂者也。人智者，经复杂而愈进化者也”。余谓历史学之精神，亦以此为根据地。[42]

夏曾佑也是运用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和吸收西方的历史进化论观点来研究历史的。他说：“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自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而井田宗法世禄封建之制生焉。”[43]甚至用“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章太炎与梁启超同时论述了新史学的宗旨和功能，为新史学的产生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主张通过史学的研究求得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令人知古今进化之轨”，“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并以历史进化的规律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44]。章太炎的进化史观既包含有中国传统的变易观，又受西方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影响。他主张改革旧史学，强调史学的宗旨是论述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原理。1902年他在给梁启超书中曾写道：他主张写中国通史的理由就是为了标明社会的发展变化。他说：

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论，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