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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今文经学的崛起（第1页）

第二节　今文经学的崛起

今文经学是传统儒学中与古文经学相对而言的一个学术派别。它形成、盛行于西汉，东汉以后渐为古文经学派所取代，以致在长达一千余年的时间里一蹶不振，几成绝学，直到清代中期才开始复兴。自此以后，今文经学一发不可收拾，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儒学体系中足可与汉、宋学相抗衡的一支学术异军，影响了晚清学坛。

一、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和发展

乾隆年间的庄存与是清代今文经学复兴的开山祖。他与弟子刘逢禄等人为今文经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因庄氏祖籍江苏常州，故清代今文经学又被称为“常州学派”。

庄存与所处的年代正值汉学在学坛一枝独秀，但他不满足于只在古文经学范围内打转，欲寻求新的学术出路，转而研究曾在西汉风靡一时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典籍中长于讲“微言大义”的是《春秋公羊传》。庄存与研究《春秋公羊传》颇具心得，著有《春秋正辞》《春秋举例》《春秋要指》等书。他不同意古文经学家把《春秋》只看作史书的观点，认为《春秋》蕴含了圣人之道的精髓，治《春秋》就必须揭示寓藏于其中的“微言大义”。然而，“微言大义”为何物，他并没有作深入阐发。尽管如此，庄存与毕竟首先树起了一面与清朝正统学派（汉学和宋学）不同的旗帜，开辟了清代今文经学的先河。他也被后人称为“今文经学启蒙大师”。从庄存与治今文的有邵晋涵、孔广森、刘逢禄等人。刘逢禄承其学并扬及后世。刘逢禄是庄存与的外孙，幼时即从庄问学，尽得其传。如果说庄存与迈出了复兴今文经学的第一步，那么刘逢禄则登堂入室，开掘出其中的“微言大义”。

刘逢禄以后，今文经学大致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凌曙、陈立等人侧重在对公羊学资料的收集、订补、整理，走上朴学一途；龚自珍、魏源，特别是后来的康有为则把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把公羊学变成“讥切时政”、倡导变法维新的思想武器，走上政治一途。

凌曙（1775—1829），字晓楼，江苏江都人。道光年间曾为阮元校勘书籍，后受刘逢禄影响而治公羊学，著有《公羊礼疏》《公羊答问》等。他治今文经学“博稽旁讨，承意仪志，梳其章，栉其句”，[26]俨然一派朴学风格。陈立（1809—1869），字卓人，江苏句容人。师凌曙，承其学，虽于今文学之义理方面无甚发明，但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颇具成绩，著有《公羊义疏》。有人评价说：“卓人传其师说，钩稽贯串，撰《义疏》一书，遂集《公羊》之大成矣。”[27]陈立治学一本汉儒何休之说。《公羊义疏》汇集了汉代及清代有关著者的大量注疏，资料丰富。刘文淇称他“继师志以成书，守疏不破注之例，于何邵公之说有引申无背畔。其所征引，凡汉儒治公羊家言者网罗无遗。清儒自孔、庄、刘以下，悉加甄采。礼制多采师说，笃守郑氏于程易畴、金辅之驳正最多，于‘三世九旨’诸说，阐发无余蕴。”[28]

清代今文经学经过庄存与、刘逢禄、凌曙、陈立等人的努力，不仅打出了旗号，而且在资料整理，阐发要旨等方面已经取得初步的成绩，为它的复兴打下基础。当然，以上学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始终把今文经学的研究限于学术的圈子里，他们本人无意当变法改制的政治家，而终以经师自居。

晚清的今文经学家龚自珍、魏源则走了另一条道路，即在今文经学中注入了“经世致用”的精神，把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发出社会改革的呼声。龚自珍（1792—1841），字璱人，号定盦，浙江仁和人。初治汉学，28岁时赴京会试，结识刘逢禄，改治今文经学。他在一首诗中记叙了这种变化：

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

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29]

他的主要经学作品有：《说中古文》《太誓答问》《春秋决事比》《六经正名》《五经大义终始论》等。散佚的还有《左氏决疣》《群经学官答问》《诗非序》《非毛》《尚书序大义》等。与其前辈相比，龚自珍的不同之处在于并不拘泥于经书章句的辨析，而是注目现实问题，假治经讥时政，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

龚自珍根据今文经学“变易”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他说：“古者开国之年，异姓未附，据乱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则不暇，在宾则当避疑忌。是故箕子朝授武王书，而夕投袂于东海之外。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宾且进而与人主之骨肉齿。”[30]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都遵循了“变易”的法则，古代如此，后世亦如此。他还认为，国家现存的种种弊端只有通过实行改革才能消除，指出：“弊何以救？废何以修？穷何以革？《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31]他对清王朝的种种腐败现象作了尖锐的揭露，发出了“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32]的变法呼声。龚自珍好公羊学，但对西汉公羊家的观点并不盲从，反对谶纬迷信之说。他认为不能以《公羊春秋》附会一切，“如欲用《春秋》灾异说《洪范》者，宜为《洪范庶徵传》，不得曰《五行传》”，主张还《周易》《洪范》《春秋》本来面目，“以《易》还《易》《范》还《范》《春秋》还《春秋》”，[33]以避免把灾异迷信混淆在其中，妨碍“微言大义”的真正发挥。

龚自珍首先把公羊学研究和批判现实社会结合起来，有力地冲击了乾嘉汉学崇古拟古、不问现实的学风，在近代思想史上树立起一代新风，启发了后来的思想家从今文经学中寻找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梁启超评价说：龚自珍“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34]确切说来，龚自珍的开拓作用应该是纳今文经学于政治一途。

魏源是与龚自珍齐名的进步思想家。魏源（1794—1856），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他研习过理学、汉学，后受学于刘逢禄，宗今文经学，著有《诗古微》《书古微》《西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董子春秋发微》《公羊春秋论》等。他与龚自珍一样，不屑于皓首穷经，饾饤考据，而怀有经世之志。他反对汉学、宋学的繁琐、空疏、无实无用，主张用今文经学救治学术上的弊病，指出：“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汉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35]魏源运用今文经学的“变易”观点解释历史，指出：“五常不袭礼，三王不沿乐”，[36]社会历史是在变化中前进发展的。“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就是他发出的变法呼声。

1855年（咸丰五年），魏源写成《书古微》，对东汉经学家杜林献出的漆书《古文尚书》提出质疑。《古文尚书》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争议很大的典籍之一。汉初，伏生用隶书写出《尚书》29篇，称为《今文尚书》。到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从孔壁中获得用古字写成的《尚书》竹简，这便是《古文尚书》。孔安国校读一遍，发现古文本比今文本多出16篇。后来《古文尚书》亡佚。东汉初，经学家杜林曾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后由贾逵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遂使《古文尚书》大彰于世。东晋元帝（公元317—323年在位）时，豫章内史梅赜又献《古文尚书》25篇和孔安国的《尚书传》，后来流行的本子就是以此和《今文尚书》的混合。这个本子真伪混杂，引起了后人的怀疑，如宋代的吴棫、朱熹便提出质疑。清初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旁征博引，证明了东晋梅赜所献为伪书，对经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但阎氏却对东汉的《古文尚书》持肯定态度，认为无论是孔宅发现之书，还是杜林所献之书，“皆载在史册，确然可信者也。”[37]魏源的《书古微》从今文经学的立场出发，否定东汉时代的《古文尚书》。他认为，汉代的《尚书》只有一种，不分古今，学者“以今文读古文，又以古文考今文……西汉今古文本即一家，大同小异不过什一，初非判然二家也。”然而，从杜林声称得到漆书《古文尚书》后，“古文遂显于世，判然与今文为二……今文遂为所压。及东晋伪古文晚出，而马、郑亦废。国朝诸儒知攻东晋晚出古文之伪，遂以马、郑本为真孔安国本，以马、郑说为真孔安国说，而不知如同马牛之不可相及。”[38]魏源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东汉古文本的不实之处，指出：“杜林、马、郑之古文依讬无稽，实先东晋梅传而作伪，不惟背伏生，背孔安国，而又郑背马，马背贾，无一师传之可信，”遂使《尚书》之“微言大义几息灭于天下”。[39]这就把东汉《古文尚书》彻底否定，推倒了汉学古文经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依据，并通过全面肯定《今文尚书》，树立了今文经学的权威性。魏源对《古文尚书》的这番辨析、考证，不是为经术而经术，而是“以经术为治术”，也就是本着通经致用的宗旨，从中寻求治国的方案。他在《默觚·学篇九》中写道：“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40]

从咸同年间到光绪中期，由于清王朝调整了文化学术政策，汉学余威尚炽，程朱理学起而复兴，今文经学为主流学派的声势所掩盖，一时行而不彰，但仍有一些学者于此独有钟情。如戴望（1837—1873），字子高，浙江德清人，曾从今文经学家宋翔凤游，对宋翔凤、刘逢禄甚为钦仰，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写成《论语注》，对今文经学的“三统”说、“三世”说作了阐发。除戴望外，影响较大的今文经学家还有王闿运。王闿运（1832—1916），初名开运，字壬秋，号湘绮，湖南湘潭人，举人出身。曾当过曾国藩的幕僚，先后在成都尊经书院、衡山船山书院、两湖书院等处讲学，于经学、史学、文学诸方面均有成就。治经兼采今古，尊古而不排今，曾以今文经学遍注群经，著有《经子笺注》，内有《春秋公羊传笺》《礼经笺》《周官笺》《春秋例表》《诗经补笺》等篇。不过，王闿运用功主要在文学和史学，于经学则浅尝辄止，且他治今文经学只限于学术范围，不大涉及政治现实。此外，在学界辑佚之风影响下，一些学者致力于西汉今文经学的遗说考辑。如冯登府的《三家诗异文疏证》、迮鹤寿的《齐诗翼氏学》、陈寿祺的《三家诗遗说考》、陈乔枞的《今文尚书经说考》《尚书欧阳夏侯遗说考》《诗经四家异文考》《齐诗翼氏学疏证》等，都曾给予当时兴起的今文经学以有力的援助。不过，这些学者仅是考证今古文经的异同，并非力主今文而排斥古文。

二、康有为与晚清今文经学

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今文经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其原因是：中国社会危机包括民族危机和内部危机日益加深，迫使学者们寻找新的救国道路和思想出路；汉、宋学衰势难挽，给包括今文经学在内的学界非主流派别以发展的机会；今文经学具有比汉、宋学更强的活力，对在探索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人具有吸引力。从此时到20世纪初，今文经学在中国学界政坛异军突起，轰动一时，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廖平、康有为、皮锡瑞。其中康有为的影响最大。

廖平（1852—1932），原名登廷，字旭陔，又字季平，号六译，四川井研人。早年就读于尊经书院，师事王闿运，学宗今文。其学术思想影响了康有为。廖平赞同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遭弹劾。锡良任川督后，仍延其主讲学堂。民国后主持成都国学院。著有《今古学考》《知圣篇》《辟刘篇》等，辑为《六译馆丛书》。廖平治今文学与王闿运不同。王氏从公羊学入手，廖氏则从《谷梁传》入门。廖平今文经学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经历了“六变”。此“六变”为：一变把“混合古今”变为“平分古今”；二变是“尊今抑古”；三变分大、小二统，主张“古大今小”；四变分别人学、天学；五变融合天、人、大、小为一体；六变以《内经》和《灵枢》的五运六气来解释《诗经》《易经》，把儒家思想与释、老思想相糅合。此“六变”，“愈变愈离奇，牵强附会，不知所云。”[41]其中第一变和第二变在近代学术、政治思想上影响较大。他在“一变”中提出以“礼制”区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礼制宗《王制》，古文经学礼制宗《周礼》，为当时的经学家所赞许。他在“二变”中撰写的《知圣篇》《辟刘篇》，不仅提出“尊今文学之真”，而且指出古文经是刘歆的作伪。这些思想观点对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因敬仰汉初今文经学大师伏生，名其居曰“师伏堂”，学者称“师伏先生”。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举人出身。主讲湖南龙潭书院、江西经训书院。戊戌维新运动期间曾担任南学会会长，因支持维新变法被革举人身份，逐回原籍。主要著作有：《五经通论》《经学历史》《今文尚书考证》《古文尚书疏证辨正》《古文尚书冤词平议》《尚书大传疏证》《王制笺》等。他尊崇今文，尝提出治学“六旨”：

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

二、当知汉初去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

三、当知后古文说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

四、当知晋宋以下专信《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传》，而大义微言不彰；

五、当知宋元经学虽衰，而不信古文诸书，亦有特见；

六、当知国朝经学复盛，乾嘉以后治今文者尤能窥见圣徒微旨。

执此六义以治诸经，乃知孔子以万世师表之尊，正以其有万世不易之经，经之微言亦甚易明。[42]

上述“六旨”集中反映出他尊崇今文的学术倾向。皮锡瑞虽然学宗今文，但并不排斥古文，主张在调和今古文经学的基础上，“贯穿汉、宋，融合中、西。”[43]在今文经学家中，他“持论平允，没有康有为那样武断，也没有廖平那样的怪诞。”[44]

被称为“集清代今文学之大成”的是康有为。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自幼受儒学正统教育，19岁时从广东大儒朱次琦治学，打下程朱陆王之学的基础。1879年他在家乡西樵山学习佛道之书，但均未找到思想出路。是年，他到香港旅行，开阔了眼界，于是“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45]不过，这时康有为在治学上还是崇古文经学，1880年著《何氏纠谬》，批驳东汉今文经学家何休的学说。1882年，他应顺天乡试不中，归途中路经上海，“益知西人之治术有本”，“大购西书以归”，“自是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46]同时，康有为继续在探索中学，认为：宋学“拘隘”，汉学“碎乱”，“未足尽孔子之道”，于是“乃去古学之伪，而求之今文学……而得《易》之阴阳之变，《春秋》三世之义”。[47]由于今文经学讲“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康有为便想从今文经学中汲取可资运用的东西。1886年，他著《教学通议》，可谓今古学并存。书中既尊崇周公，又认为孔子的经典“变乱于汉歆”，并说：“惟《春秋》独为孔子之作，欲窥孔子之学者，必于《春秋》……所谓微言大义于是乎在。”[48]表现出明显的今文经学的倾向。1888年，康有为再次进京参加顺天乡试。他借此机会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维新，但遭到拒绝。返回广东后，他发奋治经，要“发古文经之伪，明今学之正”，以求从学术上打破顽固守旧思想。1890年春，康有为在广州拜会廖平，接受廖平今文经学观点。后于1891年刊《新学伪经考》，1898年刊行《孔子改制考》，以惊人的见解轰动了政界学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