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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传统史学的成就（第1页）

第一节　传统史学的成就

一、经世思潮影响下传统史学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变局的出现，势必对学术思想界产生深刻影响，促使一些有识之士把目光转向现实，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提倡经世之学以挽救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经世史学思潮应运而生。龚自珍、魏源、周济、李兆洛、俞正燮、沈垚、张穆、何秋涛、梁廷枏等人在治史方面的成就，就带有经世史学的特点。其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忧患意识与边疆史地研究

边疆史地学从18世纪以后开始发展起来，至19世纪中期进入兴盛时期。19世纪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中亚、西亚一带的扩张活动日益加剧，西北边疆渐趋动**，一些著名学者大多关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龚自珍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写成的《西域置行省议》、徐松（1781—1848）所撰《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沈垚（1798—1840）所著《新疆私议》、张穆（1805—1849）所撰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1824—1862）所撰的《朔方备乘》；19世纪70年代以后，对东北边疆地区研究的有黄彭年的《东三省边防考略》，曹廷杰（1850—1929）的《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编纪要》《东三省舆地图说》；关于中缅、中越边界方面有姚文栋撰《滇缅勘界记》、邓承修撰《中越定略图》、薛福成撰《中缅交界图》等；在西北、东北与俄国划界问题方面有洪钧的《中俄交界全图》、许景澄的《西北中俄界图》、邹代钧的《中俄界记》等，都是边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其中以张穆和何秋涛两人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

张穆所著《蒙古游牧记》是19世纪以来边疆史地研究的优秀著作，直到现在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这部历时20年，由张穆呕心沥血撰写、又由何秋涛精心整理而成的史地名著，所述地域涉及外蒙、内蒙、新疆、宁夏、青海、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的地理状况。他鉴于晚清边防的溃败，从总结清前期对蒙古政策的成功经验中，指出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与边防建设的重要性。《蒙古游牧记》不仅显示出作者重视边疆国防和经济的进步思想，在编纂上也有独到之处。首先，它是一部史志体著作，然而其记事内容和范围却超越于一般史志，在体例上对旧史志体也有所发展。全书正文用笔简练，主要记载内外蒙古各部地理和建置沿革，同时在注中引证大量资料，介绍其地古今史迹、文物、山川水道、地形险夷、各部历史等。这种正文与注相辅，既突出某一主题，又兼顾其与他方面事物联系的编写方法，可以说是开了史志体的新生面。既陈古义，复论今事，给人以完整系统的蒙古史概念，这是《蒙古游牧记》的第二个特点。此外，该书在资料运用上以及十分注重吸取当代实地调查的成果方面都极有特色。总之，《蒙古游牧记》在地理学和史学方面都有很大成就，是张穆一生学术的结晶，在近代边疆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张穆也成为近代史地学的重要奠基人。

另一位史地学家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既是近代史地学名著，同时也是早期中俄关系史著作。其书不仅取材广、考订精，且经世目的鲜明。他在“凡例”中说：

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折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1]

也就是欲通过宣扬汉、唐、元及清前期的武功，激励清统治者，提高自强和信心，整顿边防，抵御外侮。何秋涛从“揽地理戎机之要”的目的出发，不仅记载历朝北边用兵得失之故，还对从东北到西北的边疆沿革和攻守地形作了详尽考察。他根据当时的形势，认为对中国北部边疆侵略威胁最大的是沙俄。为之，他在当时一般人士尚昧于外情的条件下，努力探求外国情势，特别是搜集和研究有关资料，向人们介绍了较为完整的俄国历史、地理、政区、户口、文化、宗教、民族、习俗和物产等概貌，以及清前期中俄关系史，从而为“师夷制夷”，更好地抵御沙俄侵略提供了依据。此外，这部著作无论在研究方法的精密上，还是在扩大边疆史地研究的范围上都有突破，也可以说开了广义西域史研究的先河。

由于帝国主义对西南边疆的侵略，引起了一系列的划界问题，如中缅、中越边界等。这时先后出现有关图籍，如姚文栋撰《滇缅勘界记》，邓承修撰《中越定界图》，薛福成撰《中缅交界图》等书在这方面都作出了建树。西北、东北与俄国划界问题也成为学者研究的课题，如洪钧撰《中俄交界全图》，许景澄撰《西北中俄界图》，邹代钧撰《中俄界记》等书即是如此。19世纪末边疆史地研究继承了考据学与经世史学的传统，同时又吸收了近代的测绘方法，其中杨守敬（1839—1915）、丁谦（1843—1919）、邹代钧（1853—1908）作为主要代表，为形成独立的地理学科打下了基础。

晚清时期的史地学是在19世纪中叶经世致用史学思潮的直接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它的兴起，不仅开拓了新的史学研究领域，且以其关心时事、注重实际的学风，大大促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进步。

清代元史及辽、金、西夏史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近代史学的研究范围，为民族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访知“夷情”的外国史地研究

《海国图志》封面

魏源（1794—1857）的外国史地研究，始于鸦片战争期间。1840年，他曾在浙东抗英前线宁波通过英俘安突德（P。Antuther）了解英国情况，后据此写成《英吉利小记》。1841年6月，林则徐被革职，由浙江发往伊犁，途经京口（今镇江江口）遇魏源，即将自己主持编译的《四洲志》及其他有关外国资料交予他，嘱其续为编纂。魏源遂广搜中外著述，按区分国，增补整理，于1842年初编成《海国图志》50卷，刊行于世。1847年又增为60卷，刊于扬州。1852年复扩成100卷，刊于高邮，内容更为丰富，成为当时中国最完备的世界知识汇编。

魏源编撰《海国图志》的目的，在于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长技”，用新的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组织新式军队，抵御外来侵略。他在叙文中明确地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2]这是魏源“经世致用”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海国图志》是近代中国人编纂的较早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史志，同时也从理论上提出了研究世界史地的时代意义和方法问题。在魏源之前，中国虽然也有一些记载外国史地的著作，但从未有人将其视为单独的史学分科并从理论上加以专门探讨。魏源从“气运”变化说的历史变易观出发，向国人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国发展大势，指出西方列强东侵的危险性，中国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气运”，因时而变。在研究方法上，魏源主张把研究建立在较坚实的史料基础上，从“立译馆翻夷书”入手，尽量采用外国人的记载，避免旧史述域外事因本于传闻杂录而常有的附会之弊。他还主张加强系统性研究，还初步注意到了东西方历史的联系和对比，提醒人们注意近代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另外，书中《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也分别对佛、回、基督教各世界宗教和中西纪年历法作了对比考察，已经露出了“合人类全体而比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观察之”的近代史学方法的端倪。

《海国图志》为闭塞已久的中国人提出了新的世界地理概念。它不仅向人们提供了近代世界各国地图，还以巨大篇幅，详述各国史地，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对资本主义的商业、铁路、银行、学校、新闻制度，乃至议会制度、西方近代机器生产情况都作了介绍，使人们对一向生疏的西方世界有了大致了解。更为可贵的是，魏源从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认识到“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3]的道理。他多次提到俄国彼得大帝勇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致国于强盛的事迹，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说：“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只要认真向西方学习，“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将来“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4]这些话表明魏源力图通过世界史地研究，从中寻找救国之策，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雄心壮志。尽管《海国图志》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但它毕竟为中国世界史地研究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徐继畲像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的外国史地研究是“开眼看世界”的结果的话，那么，洋务运动时期的外国史地研究则是以走向世界，“借法自强”为主要内容。这一时期外国史地编纂和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即此期的许多作者大多有出国游历、实地考察的经历，写书的材料来源更为丰富、更为多途。此外，很多外国传教士也把外国史书介绍到中国来，如林乐知、瞿昂来等人译的《印度史》《俄罗斯国史》《德国史》《欧罗巴史》《万国史》《英俄印度交涉记》《中东战纪本末》等，李提摩太与中国人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这些译书开阔了国人的眼界，推动了当时的外国史地研究。概而言之，此期的外国史地著作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它们侧重于外国近代历史及现状的叙述。

王韬的《普法战记》可以说是一部有关普鲁士和法国的当代史。几乎在普法战争结束的同一年，王韬即以新闻记者般的敏感，随闻随录，依据当时报刊和口译材料，以及其他文献，网罗搜采，汇编成书，对普鲁士与法国交战时期两国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等情况有较深入的论述。他自称：“余之志普、法战事，岂独志普、法哉，欧洲全局之枢机总括于此矣”[5]，把了解普法之战看成是了解欧洲的关键。王韬编《法国志略》以“略古而详今，舍远而志近”为宗旨，对法国的人口户籍、都邑疆界、国用度支、兵船火器、交通邮驿、学术文化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考察。王韬寓居香港期间，还曾“网罗泰西之近闻，采取欧洲之事事”以及“于近今四十年来所有国政民情、朝聘盟会、和战更革诸大端”，撰成《四溟补乘》120卷。此书虽佚，但由此可见王韬对外国当代史的浓厚兴趣。

《日本国志》封面

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记载的时间跨度，虽为日本自远古至近代三千多年的历史，但绝大部分叙述的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史实。而徐建寅的《德国合盟纪事本末》一书记载的也是1815年以后之事及1867年至1871年的政治沿革。因此，学界称这一时期的外国历史著作，无不表现出“通今致用”的近代史学特点，是有道理的。

其次，这一时期的外国史地著作基本上摆脱了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传统观念，逐渐确立起了新的世界整体概念。例如，王韬在《法国志略》一书中，就不是孤立地写国别史，而是以世界眼光和全局观点看待法国历史，把法国放到欧洲甚至东西方历史的联系和对比中去观察和分析。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也强调要开眼认识世界大势，强调要不断向外学习，进行全面改革，才能自立于“弱肉强食”“以力服人”的世界。

其三，这时期的外国史地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层面，对西方近代政治体制和物质文明的介绍和评说较为详备。王韬、黄遵宪、薛福成、徐建寅等人都曾实地考察了世界各主要国家，认为资产阶级立宪政体是西方和日本国家富强的缘由，也是中国自强图存的根本之道。王韬说：“人君之所以不敢挟其威虐，其民者以国宪限其权也。国民之所以不敢负其力凌其君者，以国宪定其分也”，“故欲其国之永安久治，以制国宪定君民权限为第一要义也。”[6]黄遵宪主张中国应效法日本“君民共主”的“三权分立”政体。他还编有《刑法志》，概述日本明治维新后颁行的新法制，十分推崇日本和欧美立法、司法制度严密，以为一切“无不有一定之法”，方可“使天下无冤民，朝廷无滥狱。”[7]

西方近代物质文明也是这一时期的外国史考察对象。王韬对火轮舟车、武器弹药、电报矿务、考工制器等泰西科技工艺予以极大的关注。薛福成则多次强调，欧美各国的勃兴，不过恃火轮舟车及电线诸务，因而尤注意技术发明推广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徐建寅使欧期间，深入现场，重点考察了许多工厂。他在《欧美杂录》中介绍的60多种金属加工工艺和设备，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加工方法。

总之，洋务时期的外国史地研究主要体现为“借法自强”的思想倾向，其成果对以后康梁维新变法的政治实践具有直接启示作用。正像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鸦片战争前后的世界史地研究反映的是反侵略“知夷”的时代主题，而洋务运动时期的世界史地研究则更多表现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或日本的历史课题。[8]它不仅开拓了世界史地研究的新局面，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认识的深化过程。

（三）当代史研究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