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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美术的新风格（第1页）

第二节　美术的新风格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美术，也深受这些变化的影响和冲击，使得它既有对传统美术的延续，也有新风格的萌生。虽然此兴彼衰，发展并不平衡，但却风貌多变，异彩纷呈，使晚清画坛步入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时期。

一、晚清美术新格局的形成

在清代初期和中期，美术较为活跃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苏各地、安徽、江西以及宫廷画家所活动的京城，形成了如“金陵八家”、“虞山派”、“娄东派”、“新安派”、“江西派”、“扬州八怪”等著名画派。从总的地域格局来看，这一时期画家活动的范围，大都在文化传统较为浓厚的内陆地区。但是，到了晚清这一格局逐渐被打破了，美术较为发达的区域开始转向了沿海各地。它们主要集中在上海及江浙一带、京津和以广州为中心的地区。这些区域不仅传统文化甚为积厚，而且，西学东渐、舶来的西方文化和美术也非常活跃。影响当时和后世的“海派”、“京派”、“岭南派”等近代著名画派，就产生于这些区域。从而，初步形成了“三足鼎立”的美术新格局。

上海及江浙一带，是“海派”形成的主要地区。晚清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外国资本和技术不断输入，西方文化和艺术以及新的思想和思潮也随之而来。在中西文化、艺术不断的交汇中，上海及江浙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晚清文化、艺术的发达地区。“海派”绘画艺术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发展和崛起的。当时该地区美术活动频繁，画家思想活跃，有大小美术社团几十个，仅上海一处就有书画社团11个。像“吾园书画集会”、“上海书画研究会”、“豫园书画善会”、“萍花画社”等，有的到了民国时期仍在活动。这些社团大都以“保存国粹”、倡导变革为社旨，兼有提倡风雅、济困扶危之社风。由于有这样良好的美术环境，所以除了本地区的画家之外，其他地区一些较有影响的画家也纷纷汇集到这里，形成了“海派”繁盛的画家群。晚清曾先后活跃于上述地区的著名画家有张熊、朱熊、赵之谦、虚谷、任熊、任薰、任伯年、蒲华、吴昌硕、吴友如等。他们在相互促进和影响中，使“海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任伯年《花鸟画轴》

“海派”通常被人们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有任熊、任薰等，以任伯年为高峰。后期有蒲华等，以吴昌硕为巨擘。正如有人评论说：“‘海派’善于把诗书画一体的文人画传统与民间美术传统结合起来，又从古代刚健、雄强的金石艺术中汲取营养，描写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将明清以来大写意水墨画技艺和强烈的色彩相结合，形成雅俗共赏的新风貌。”[3]同时我们还能明显地看到“海派”绘画，直接或间接地也受到了西方美术的影响。因此，它给晚清以及其后近百年的中国美术树立了典范，真正奠定了“海派”在中国画史上的历史地位。

“岭南画派”在近现代中国画坛上，画风可谓独树一帜。它注重写生，努力吸收外来技法，强调时代精神，不受传统观念束缚，在改造国画的旗帜下，汇集了一批有影响的画家。“岭南画派”的形成和鼎盛分别跨越了晚清和民初两个时期，许多著名画家，如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就活跃于上述两个时期。

在“岭南画派”形成的早期，有居巢和居廉统领画坛，他们是“岭南画派”的奠基人。居巢主张“以形写神”，反对不求形似；提倡写生，直取自然。对待传统，居巢认为：不可步趋前代大师之旧辙，应勇于别开生面，自辟蹊径。这些主张奠定了“岭南画派”的基本发展方向。居廉在表现方法上则多有新意，独创“没骨撞水、撞粉”画法，丰富了晚清绘画的表现技法。其后，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跃然画坛，为“岭南画派”的形成也作出了突出贡献。“二高一陈”都曾拜居廉为师学习国画，后又都求学日本。在他们的绘画实践中，努力将中国传统绘画与日本画和西方的某些画法融为一体，主张：“折衷东西方”。特别是高剑父，曾游历印度、埃及、伊朗、缅甸等国，眼界宽阔，有力地促进了绘画创作。“岭南画派”在艺术实践中，富有创新意识，力求融汇中西。在此方面是“海派”、“京派”所无法比拟的。辛亥革命后，“岭南画派”在绘画方面更趋成熟，影响也越来越大。

北京和天津是另一画家群体“京派”的主要集中地。这一地区的画家多据守以“四王”为代表的“正统”绘画。由于上述区域传统文化和传统绘画积淀较为丰厚，西方文化和绘画对其的渗透和影响有限。所以，“京派”绘画面貌改观不大，其对后世的影响也远不及“海派”和“岭南画派”。但他们始终没有放松对传统绘画的改造，一直在努力追求传统的变化，希望能借助于对传统绘画的继承和研究，将传统绘画向前推进。当时这一区域较为著名的画家有张之万、何维朴、姜筠等。他们的这种努力，直接或间接地培养和影响了晚清以后的陈师曾、陈半丁、齐白石、刘奎龄等诸大家。可以说“京派”在清末画史上的地位也是功不可没的。

二、承前启后的美术新风貌

晚清美术，一直被认为是由古典形态向近现代形态转型的过渡期。它一方面有对传统美术精华的继承和延续；另一方面也有对西方美术的借鉴与认同。从各种美术样式中人们清晰可辨，有以传统面貌出现的，也有以舶来与融合面貌出现的。在美术观念上，有的主张“以复古为更新”；有的主张“兼融中西”，“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还有的主张“以西方美术改良中国美术”。但是，不管当时其主张和观点的异同点有多大，处在“转型期”的艺术家们，对传统美术的再认识，尤其是对西方美术介入的积极因素的估价，与明末清初相比则更显主动和清醒，在具体的美术样式中，表现得也极为充分。

（一）绘画艺术

晚清时期的绘画，在三个方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绘画风貌。其一，努力从金石艺术中汲取营养，以古朴、厚重的书风直取绘画。其二，在继承传统绘画艺术的同时，更多地从民间美术中汲取营养，使当时的绘画具有雅俗共赏的新画风。它以“海派”的花鸟画和人物画为标志。其三，注重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和艺术，这方面以“岭南画派”的花鸟画表现明显。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的绘画，以花鸟画、人物画较为突出，影响也最大。

1．花鸟画

晚清时期的花鸟画，与同时期的人物画、山水画相比，其成就堪称显著，它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道光中期（1840年前后）至同治（1862年至1874年）年间为前期。其间花鸟画在北方较为冷落，几乎没有专门的花鸟画家。但是，在上海、江浙一带则有赵之琛、张熊、朱熊等人；在岭南一带则有居巢、居廉等人活跃花鸟画坛。从整体上看，在道光、咸丰、同治的50余年间，花鸟画表现平平。只有岭南的居巢、居廉在工笔花鸟画方面相对突出。他们的绘画思想和表现技法，在当时是非常富有新意的。他们既重视传统绘画“形与神”的关系问题，也重视汲取外来绘画艺术的表现技法，形成了独特的绘画面貌。光绪、宣统时期（1875年至1911年）为后期，花鸟画为之一振，一般认为是清代花鸟画的复兴时期，主要是以“海派”的成熟为标志。“海派”画家融诗、书、画、印为一体，善于把民间美术与文人绘画的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从盛行当时的金石和碑派书法中，获取艺术补给，使写意花鸟画一度再趋高峰。较有影响的画家有：赵之谦、虚谷、任熊、任伯年、蒲华、吴昌硕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画家当属吴昌硕。

2．人物画

晚清时期的人物画，其成就仅次于花鸟画。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人物画家有费丹旭、高桐轩、任熊、任薰、任伯年、胡锡珪、吴友如等。

在题材方面，主要以仕女、仙佛、渔樵耕读以及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为表现内容。这部分表现内容，虽然没有越出多少传统绘画的表现范围，但其思想倾向与传统题材相比则更为明确。像任薰的《苏武牧羊》、任伯年的《故土难忘》等，其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题材本身。他们通过借寓的手法，更多地反映出当时忧国忧民的情感和爱国热情。另一方面，也有以民间生活和市井风俗为主要表现内容的，这部分作品虽然不多，但确有精品问世。如同治或光绪年间的无款作品《村社猴戏图》，描绘的是江南村镇社集、广场上的戏猴场景，其生活气息浓厚。更有一部分画家把表现内容直接触及社会政治生活。像苏六朋（1798—？）在1854年所画的《吸毒图》，共计四幅，是非常难得的作品，它表现的是吸毒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以此劝诫人们，唤起世人的警醒。作品出现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其用意意味深长。它深刻地反映出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变动，触发了人民大众，特别是艺术家对中国命运的敏感和关注。

在表现技法方面，这一时期的人物画家，多受陈洪绶、仇英的影响，也有远师李公麟、唐寅等画法博采众长的。另有以胡锡珪为代表的擅长意笔人物画的画家，其作品看似漫不经意，但却生趣横溢。对西洋绘画技法的汲取，也是晚清人物画的突出特征，它充分显示出“转型期”的人物画的绘画面貌。如任伯年就曾用西洋的素描画法，对景、对人写生，从而大大地提高了人物画的造型能力和表现能力。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时期的人物画，不仅融进了许多民间绘画的有益养分，并与文人绘画结合的更为紧密，形成了雅俗共赏的人物画新画风。同时也初步尝试了把西方绘画的某些技法，运用于人物画的创作中，增加了人物画的表现力度。这一时期以任伯年的人物画最有代表性。

任伯年《饭石山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