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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道教与宋代政治及文化（第1页）

第二节　道教与宋代政治及文化

唐末五代，战火连天，这对宗教的正常活动冲击很大。宗教组织涣散，典籍纷乱。道教亦不例外。到了宋朝，随着国家统一战争的完成，道教逐步恢复了其作为官方祠祀宗教的诱化人心、稳定社会、宣传君王正统的基本职能。宋代官方的崇道成为道教在宋代复兴的基础。

一、崇道教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北宋建立后，鉴于儒学衰微，为了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控制，崇道扬佛就成为北宋统治者加强思想调控的有力武器，利用道教为其政治统治寻找合法的依据成为宋代的基本国策。纵观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道教的兴衰随着不同时期政治需要的变化而有所变化。大致说，宋初太祖、太宗朝为道教的复兴期，真宗朝后道教得以迅猛发展，到徽宗时发展到顶峰。南宋时，道教开始分崩离析，出现了许多新教派，净明道则独步江南。

（一）道教在宋初的复兴

宋初，统治者为了利用道教为其统治服务，大肆扶植道教，不仅修整北岳、西岳、四渎等道教寺观，祭祀名山岳渎和宫观，而且还大肆封赏道教的民间诸神。宋太祖立国之初，国事频仍，何至于对道教感兴趣？据宋人笔记所载，赵匡胤在登基前曾与道士有来往，尤与陈抟过往甚密，赵匡胤有黄袍加身的念头，与道士为其制造舆论有关[39]。所以赵匡胤上台后，非常重视道士对政治的作用。乾德五年（967年），召莱州道士刘若拙为左街道录，使其“肃正道流”[40]。但宋初经常发生利用宗教造反的事，因而太祖对道教多侧重于控制，禁止“士庶之家丧葬不得用僧道威仪”[41]；“民敢复造伪金者弃市”[42]；“禁道士以亲属住宫观者”[43]；“禁僧、道习天文、地理”[44]；“集京师道士试验，其学业未至而不修饰者，皆斥之”[45]。宋初对道教所采取的措施，目的是防范有人利用道教危害朝政，加强对道士的控制，是为了让道士更好地为政治服务。

（二）“天书”、“圣祖”下降的闹剧

宋初二帝开启的崇道之风到真宗朝发展到了高峰，这也是宋代第一个崇道高峰。在他秉政期间，导演了“天书”、“圣祖”下降等一幕幕闹剧，奠定了道教祠禄制度，使道教的官方祠祀色彩更加普遍和完备化。

宋真宗秉承乃父的做法，重视道教，优礼道士，完全是出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大致说来，宋真宗崇道分两个时期，一是从997年即位到1007年，基本做法是利用道教，礼遇道士，粉饰太平；二是从1008年到1022年，大肆尊崇道教，导演一系列诸如“天书”、“圣祖”下降的闹剧，崇道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宋真宗优礼道士，突出的例子之一是宠任种放。种放为亦儒亦道的隐士，师事陈抟。其得辟谷术，与母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之东明峰，结草为庐，终日望云危坐，转辗于华、嵩二山之间，终身不娶。宋真宗即位，对他宠任有加，其母死，“贫不能葬”，真宗诏赐钱帛、粟谷。后种放入京，随真宗封泰山，祠汾阴。因此真宗曾说：“昔明皇优李白，御手调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阁，厚贤之礼，无愧前代矣。”[46]宋人王辟之也说：“真宗优礼种放，近世少比。”真宗厚礼待种放，可以视作真宗崇道的关键一环。

真宗崇道的另一个因素是他同绝大多数封建帝王一样，希望长生不老，向往神仙的生活，道教正好迎合了他的这一心理要求。加之一些好道的朝臣推波助澜，这为真宗由一般的利用道教到崇尚道教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直接影响真宗尊崇道教的有两件事。一是“澶渊之盟”。1004年辽大军南下，直逼澶州城下，真宗在寇准的力劝下亲征。真宗本不愿为战，宋虽小胜，但马上与辽签订和议。和议之后，政权又趋平静，但战争的影响却是极大的，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对与辽的议和有个交代，也为了愚弄天下人耳目，因此真宗听信王钦若等人的意见，制造“封禅”、“天书”等事，目的是“神道设教”。二是有个汀州黥卒王捷，自言在南康遇一道士，姓赵，交给他一把小镮神剑，这就是司命真君。宦官刘承珪把此事说于真宗，真宗赐王捷名“中正”。此月戊申，真君降中正家之正堂，是为“圣祖”，从此祥瑞之事就兴起来了[47]。这两件事对真宗皇帝大兴道教，导演了一系列“天书”下降、“圣祖”下凡的闹剧起了关键性作用。

在真宗导演的一系列崇道活动中，有两件事值得细说，一是“天书下降”，二是“天尊降临”。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春正月乙丑日，真宗召宰臣王旦、知枢密院使王钦若等对于崇政殿西序。真宗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半夜时，我正要就寝，忽见一神人至，告诉我：“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真宗果然设道场，蔬食斋戒，一月有余。后来在左承天门屋的南角，发现有黄帛曳于鸱吻之上。真宗派人察看，说“其帛长二丈许，缄一物如书卷，缠以青缕三周，封处隐隐有字”。这就是真宗皇帝所说的“天降之书”。为了把这件事做的玄而又玄，又说神人言：“启封之际，宜屏左右”。到底天书上写的什么东西，经过真宗等人的巧妙安排后，隆重举行了启封仪式，原来天书不过21个字，即“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48]到此，天书下降的内幕就昭然而明了，这不过是真宗自我设计的一幕粉饰太平的闹剧。此事到此该结束了吧，然而群臣为迎合真宗的心愿，表明真宗乃是上天之子，纷纷上言封禅泰山。为了渲染封禅的神圣性，四月一日，又演出了一幕“天书”降于大内功德阁的闹剧。这次又是真宗梦见那位神人来赐天书。到了六月神人再次降临，要真宗封禅泰山然后赐天书，这次天书的内容更明白了。即“汝崇孝奉吾，育民广福。锡尔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国祚延永，寿历遐岁。”[49]两次天书下降。可以说都是真宗利用道士一手策划的，其真实用意就在于通过道教的外衣为掩护，掩盖宋朝内外的各种社会危机，粉饰太平，愚弄臣民。一则宣传自己的统治秉承天意，有神人相助，以此证明他是真龙天子，其帝位是合法的；二是“国祚延永，寿历遐岁”，这是真宗的真实用意和美好的心愿。

神人相授，天书下降，一些好事之徒为迎合真宗崇道的心理，纷纷献紫草、玉丹，大造祥瑞。更有些人鼓动真宗到泰山封禅，到汾阴祠祀。这些活动在当时都是举国上下的大事，其规模，其场面既隆重又热烈。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到泰山封禅，先期准备活动不必说，是年十月，车驾在黄麾仗、鼓吹、道门威仪、扶持使等导从下出京，一路浩浩****，入乾封县奉高宫，举行封禅泰山礼，奉天书于上帝。封禅礼完后，诏以奉高宫为会真宫，增葺殿屋，务以严洁。[50]九天司命上卿加号“保生天尊”，青帝加号“广生帝君”，齐天王加号“仁圣”。改乾封县为奉符县，泰山七里以内严禁采樵。

当围绕天书下降一系列的崇道活动渐入**后，真宗意犹未尽，又导演了一幕“天尊降临”的闹剧。其仿效唐代尊老子为祖的办法，编造出一个赵姓天尊作为宋朝的宗祖。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宣称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在此前，真宗梦见神人传玉皇大帝之命，说：“先令汝祖赵某授汝天书，将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次日夜又见神人传天尊语：“吾坐西，当斜设六位”，在延恩殿设道场恭迎。据说五更时，天尊降临，服冠如元始天尊样。六人秉圭，其中四人仙衣，二人通天冠、绛纱袍。真宗拜于阶下，天尊与六人皆就坐，真宗再拜于西阶。天尊令设榻，召真宗坐，说：“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黄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电，梦天人，生于寿丘。后唐时七月一日下降，总治下方，主赵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为抚育苍生，无怠前志。”[51]说罢，乘云而去。这就是“天尊降临”。真宗为何要编造出一个赵氏天尊呢？这无非是想说明赵氏王朝是有来历的，其祖先既是上天九真人之一，那么赵姓王朝也就是天人相授，是为正统。这样赵氏始祖——轩辕黄帝——圣祖——九天司命天尊的公式就确定下来。

由于道教迎合真宗的帝王心态，所以从大中祥符到天禧年间，真宗成了道教狂，四处遣使修庙祀神、上神仙尊号、度道士等崇道活动异常频繁。如为奉天书，修昭应宫，“小不中程，虽金碧已具，必毁而更造，有司不敢计其费”。[52]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诏天下宫观陵庙，名在志者，功及生民者，并加崇饰。次年诏诸路、州、府、军、监、关、县择宫地建道场，民有愿舍地备材盖者听便。史称：“时罕习道教，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53]此外如上神尊号、设醮奉神，设立宫观使或宫观提举，优礼道士，招徕隐逸，服用金丹治病等日甚一日，宋代的崇道活动进入有宋以来的第一个高峰期。无疑，真宗崇道促进了道教的发展，但因靡费过大，加重了社会危机，宋中叶已出现的“三冗”问题与此有相当大的关联，这是真宗皇帝没有预料到的。

（三）徽宗崇道

真宗把崇道活动推到了**，尽管其后由于多方面原因，统治者的崇道活动有所收敛，但道教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统治者继续利用道教为其统治服务。

仁宗时崇道活动有很大收敛，这是因为崇道造成了国家财政拮据，加重了社会危机，出于维持封建统治，不得不对过度的崇道活动加以限制。再者由于佛道的流行，动摇了儒学的正统地位，所以从此时兴起的新儒家们开始从政治、思想文化的角度反对崇道扬佛，目的是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如王曙上书直接批评真宗“信方士邪巧之说，蠹耗财用无纪，今天灾乃戒其侈而不经也”[54]，反对兴建玉清昭应宫。言词可谓尖刻。但仁宗不可能彻底改变真宗的崇道政策，许多做法依然保留下来，主要原因还是想利用道教为其统治制造舆论。不过仁宗利用道教，主要是用来祈雨、祷嗣，当时盛传仁宗为“赤脚大仙”，这说明他还是比较崇奉道教的。

到了英宗、神宗、哲宗朝，对道教的利用政策没有多大改变，在一些方面还有所发展，不过统治者崇道多侧重祈福禳灾，道教的官方性质越来越明显。

到了宋徽宗继位后，道教势力再一次抬头。由于徽宗号称“道君皇帝”，所以宋代崇道进入第二个高峰期。徽宗何以大肆崇道？这是由于其腐败统治，激化了社会矛盾，为了维持其腐朽的统治，乃借用神权，崇道抑佛，目的是把人们对他的不满情绪引向外族，其次通过崇道把人们的思想引向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淡化人们的不满情绪。

徽宗崇道是以牺牲佛教为代价的。北宋以来，由于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统治者视佛教为“夷狄之教”不可用，而道教提倡君权神授和忠君孝祖的思想，其主张复古、隐退与世无争，可以愚弄人民，加上它是本土宗教，诸种因素的交构，促成了徽宗朝的崇道**。

徽宗崇道虽没有真宗演出的“天书下降”、“天尊降临”等一系列闹剧，但其做法较之真宗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是崇任道士，大兴符箓道法。徽宗宠任的道士有魏汉津，赐号为“冲显处士”、“虚和冲显宝应先生”，死后谥为“嘉晟侯”。泰州道士徐神翁，赐号“虚静冲和先生”，死后赠太中大夫。茅山道士刘混康，与徽宗关系甚密，赐其“葆真观妙先生”，加号“葆真观妙冲和先生”，并赐予他九老仙都君玉印、景震玉櫑具剑等。徽宗最宠信的道士是林灵素。林灵素之所以得幸徽宗，在于他的荒谬说教迎合了徽宗的心态。据《宋史·方技传》中载：林灵素见徽宗曾言：“天有九霄，而神霄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长子，主南方，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号青华帝君者，主东方，摄领之。己乃府仙卿曰褚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不仅如此，林灵素还把徽宗宠幸的大臣也在仙界找到了对象，王黼为右华吏卿，蔡京为左元仙伯，范致虚为东台典籍，王孝迪为西台详阅真文史，盛章、王革为园苑宝华吏，郑居中、童贯等宦官都有名号。连贵妃刘氏也被谀为九华玉真安妃。这样的媚说，徽宗何不独幸，因此改其名为“灵素”，赐号“通真达灵先生”，赐金牌，不时宣召入宫就成为寻常之事。而且令其删定道史、经箓、灵坛之事，并师事之。此后又令天下建神霄万寿宫，在京师开神霄箓坛，“浸浸造为青华正书临坛，及火龙神剑夜降内宫之事，假帝诰、天书、云箓，务以欺世惑众。其说妄诞，不可究质，实无所能解。”[55]自此而后，道教大盛，不仅“立道学，置郎、大夫十等，有诸殿侍晨、校籍、授经，以拟待制、修撰、直阁。始欲尽废释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称、冠服”，而且“令吏民诣宫受神霄祕录，朝士之嗜进者，亦靡然趋之”[56]。在政和、宣和间，由于林灵素得宠，道教势力达到极点，尊贵无比。林灵素之后，得幸徽宗的道士有张虚白、王文卿等人。

其次，奉神仙，夸祥瑞，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徽宗信神，尤信道教神仙，认为诚心敬奉神仙，可致天下太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大力尊奉道教诸神，诏禁巫觋，毁**祠，渲染祥瑞。同时效仿真宗帝的做法，竭力宣传“天神下降”之事。此外，徽宗还宣称自己多次梦见老君。在藩邸时，就称梦见老君召见，并告谕他：“汝以宿命，当兴吾教”，竭力推崇道教教主老君[57]。即位后尊玉皇大帝为“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试图把“上帝”与“玉皇”合而为一，郊祀大礼悉用道教礼仪，此表明徽宗把道教拜神活动纳入官方祠祀之中，把道教奉为国教。为了厌服人心的尊神，徽宗在林灵素的帮助下，制造了长生帝君之弟青华帝君夜降宣和殿之事。徽宗自命为道教教主，“帝讽道录院上章，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止于教门章疏内用”[58]。他对道士们说：“朕乃昊天上帝元子，令天下归于正道。帝允所请，令弟青华帝君权朕大霄之府。朕夙昔惊惧，尚虑我教所订未尚，卿等可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俨然是道教教主了。但他又是当今皇帝，自然不能受道教教规约束，所以毕沅说：“教主道君皇帝，即长生大帝君，道教五宗之一，所谓神化之道，感降仙圣，不系教法之内。”[59]至此，徽宗朝崇神奉道活动达到**。

第三，兴宫观，铸九鼎。徽宗上台后，为了表明自己对道教诸神的敬奉，下令大肆兴建道观。崇宁三年（1104年）徽宗下诏铸九鼎，次年九鼎成，群臣表贺祥符，同时又建九成宫。后又用方士之言，铸神霄九鼎，奉安于上清宝箓宫神霄殿。

徽宗崇道远不止这些，如创设道学制度，提倡习道教，编修《道史》、《道典》，提高道士的社会地位。这些措施促使了道教在宋代的大发展。但是崇道毕竟是迷信活动，对于道教的过度狂迷，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徽宗本想凭借尊奉道教，愚弄臣民，巩固其封建统治，以期长生不老，但事与愿违，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加深，徽宗匆匆让位，最后还是被金人攻破城池，家国俱亡，最后客死异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