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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变古的时代与文化上的变古（第1页）

第一章变古的时代与文化上的变古

第一节　变古时代的文化新思潮

一、理学的**

宋代文化在仁宗朝庆历年间前后发生了大的变动，这是宋代政治经济变动在文化上的折光。

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北宋，经过80年的发展，宋代社会达到它的兴盛阶段，但盛世之下埋藏着深刻的危机。欧阳修深有感受地说：

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1]

“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可想到了怎样的地步！面对这样的局面，朝臣文士思考社会的前途，提出各自改革弊端的对策，不同的观点展开论争。墨守经义注疏的旧经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理论创新、史学盛衰大总结，成为历史发展的要求。

庆历年间文化“丕变”，又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归结。北宋前期文化思想基本是沿着原有路数向前运动。文化上有过大总结的壮举，太宗、真宗朝完成四大部书的编纂，这就是《太平御览》一千卷、《太平广记》五百卷、《文苑英华》一千卷以及《册府元龟》一千卷。真宗咸平二年（999年）首置翰林侍讲学士，邢昺首任，奉命与杜镐、孙奭等校订群经义疏。经书义疏完成后，雕版达十余万版，可谓是右文盛事，但文化上表层辉煌不足表明文化发展，它只能是标志旧经学终结。经疏的整理，一方面为新的意识形态出现作准备，另一方面，这种繁琐僵硬的“疏不破注”的“死”，有待突破。

事物总是在相互联结、相互矛盾中向前发展的，旧的事物中孕育着新的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新生事物便会破土而出。唐中期以后，以柳宗元为代表的思想家，从更深理论层次上认识历史、社会，观察历史前途。北宋前期，有的学者已经不满意疏不破注的治经路数，有的要求以新的一家之说，发明经义；有的学者在“通释、老书，以经传傅致，为一家之说”。还有的学者，主张当作“一以贯之”的“达者”，反对“治一经或至皓首”，提倡会群经以论治国之理，等等。凡此，都表明了当时出现一股思潮，不满意注疏之学，不满意文献的简单的整理汇编，要求突破旧的学术格局，熔铸出新的学术，孙复说：“专守王弼、韩康伯之说而求于《大易》，吾未见其能尽于《大易》也。专守《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氏之说而求于《春秋》，吾未见其能尽于《春秋》也。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诗》也。专守孔氏之说而求于《书》，吾未见其能尽于《书》也。”[2]

在文学上，宋初的浮靡学风受到抵制，文坛上的那种“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走到了尽头。史学上，在大规模的类编文献中，要求以史为“龟鉴”的风气盛行起来。真宗朝臣编《御屏风》、《御览》，意在从过去的经史子集中，摘取嘉言懿行的内容，作为君王治国的借鉴。

以经学为主干包括史学、文学、教育各个文化领域中发育出来的新学风、新文风，到了仁宗朝，汇成一股新思潮。

文化新思潮突出体现在经学的变化上，这就是理学的**。皮锡瑞《经学历史·八》着重从经学上说明当时文化上的大变化，他说：

经学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笃守古义，无取新奇，各承师传，不凭胸臆，犹汉、唐注疏之遗也。宋王旦作试官，题为“当仁不让于师”，不取贾边解师为众之新说，可见宋初笃实之风。乃不久而风气遂变。《困学纪闻》云：“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故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梗。”据王应麟说，是经学自汉至宋初未尝大变，至庆历始一大变也。

经学历史进入“变古时代”，“变古”二字，很贴切地说明了当时文化大变动的基本特征。

“变古”文化新思潮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疑古思潮与发明经旨的结合，从而使儒学经历一次更新，理学由此应运而生。宋人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皮锡瑞在转引这一段话后，又说：“排《系辞》谓欧阳修，毁《周礼》谓（欧阳）修与苏轼、苏辙，疑《孟子》谓李觏、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此皆庆历及庆历稍后人，可见其时风气实然，亦不独咎刘敞、王安石矣。”[3]对旧经学的怀疑和重新解释经籍结合在一起，并且升华到“理”的高度，提出新学说。二是务实风气与经世学风盛行。文人墨客在时事纷纭复杂与政局危机十分严重的形势下，吟风弄月不会有众多的唱和者。文学上的古文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走上**。古文运动以复古文为旗号，谈道统、文统，用心都在提倡作有用之文。三是个性的抒发与人文精神的张扬。这不仅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内，即使在经学上也可以察觉到其痕迹。疑古思潮中解经不守约束的风气很可以说明这一点。“新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召南》，已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司马光在《论风俗札子》中批评新进后生，不知他对自己的疑《孟子》该怎样评价。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学术思想活跃的表现。

文化新思潮来势汹涌澎湃，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卷六《士刘诸儒学案》中以“庆历之际，学统四起”八个字概括庆历年间学术思想大变动的特点，说：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在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孙复）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胡瑗）湖学相应。闽中又有章望之、黄晞，亦古灵（陈襄）一辈人也。关中之申、侯二子，实开横渠（张载）之先。蜀有宇文止止，实开范（仲淹）正献公之先。筚路蓝缕，用启山林。

齐鲁闽浙蜀各地学人开启新学术，引发出理学的**。宋初有三先生孙复、胡瑗、石介与范仲淹、欧阳修等，而后是关学张载、洛学二程之学，皆与庆历诸儒有纠葛渊源。理学很快形成濂、洛、关和邵雍象数学等几个主要流派。

在文学上，梅尧臣、苏舜钦一批文人开始了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把这场革新运动引向深入，并取得了胜利。到明道年间，这场诗文革新运动扭转了浮靡文风，开创了一个新的富有生机的文学变革时代。宋代教育的第一次兴学运动始自庆历四年，政府对国子学、太学的整顿与改革，取得了实绩。教育兴盛为理学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风气亦为之一变，宋人回忆这一时期的教育时，说：“教养人才，士风丕变，故至今论学校者，称庆历之风。”[4]

庆历年间，宋代的学术文化发生了大变化，它体现在各个方面，显现出来多姿多彩和深层的意蕴。经学、史学、文学、教育、艺术以及宗教等各个方面都展现出新特点，和“盛唐”文化大总结的皇皇气象不同，在一定意义上说，两宋文化变化既有广泛性，又有它的深邃性，创新多于继承，疑古惑经代替墨守，这就是文化上“丕变”带来的一种生动。

庆历年间学术文化发生一大变，再变于孝宗乾、淳时期，复变于中兴四朝的结束，但基调还是庆历年间奠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