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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历史因革论和经世事功之学（第1页）

第三节　历史因革论和经世事功之学

一、历史因革论

两宋社会矛盾相当复杂和尖锐，围绕着如何解决社会危机的问题，史学家，包括思想家，提出各种历史变革的主张。这些主张反映出他们的历史观点，也表现出史学思想对社会的重要作用。史学的社会价值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表现在这里。下面从两个方面归纳，一个方面是史学家、政治家对更革的理解，一个方面是理学家的有关言论。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史家、思想家，大多数对社会摆脱危机的出路，都有自己的思考，或是直接表述不同倾向的变革主张，参预变革的活动；或是通过史论、史评表达自己的改革社会的观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以及邵雍、二程，他们的变革观具有代表性。南宋朱熹、吕祖谦是一种看法，到了南宋末年至元初，马端临变革观点，体现在对两宋历史的总结中。

欧阳修是庆历新政的主将之一，他的历史变革思想较为突出地表现出通变的思想。

欧阳修看出变通是天地日月自然运动的法则，也是社会人事上的进退存亡的法则。他又把变化、变通称作“理”，说“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故曰‘吉’也，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69]他又说：“困极而后亨，物之常理也。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也。”[70]“夫物极则反，数极则变，此理之常也。”[71]

依据变通之理的思想，他提出一系列变革政治的主张，他在《新五代史》中，表述出重民、重德政的思想以及关于朋党的议论等，都是他的变革思想的组成部分。

欧阳修疑《周礼》，不能仅仅看作是他的文献学方面的思想。他疑《周礼》，更有一层深意，是反对按《周礼》来处理社会问题。他有一段较长的议论，说：

……夫内设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吏胥徒，以相副贰，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统理；此《周礼》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属，略见于《经》者，五万余人，而里闾县都之长、军师卒伍之徒不与焉。王畿千里之地，为田几井？容民几家？……夫为治者，故若是之烦乎？此其一可疑也者。

秦既诽古，尽去古制，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尝有意于《周礼》者，岂其体大而难行乎？其果不可行乎？

夫立法垂制，将以遗后也，使难行而万世莫能行，与不可行等尔。然则，反秦制之不若也，脱有行者，亦莫能兴，或因以取乱，王莽、后周是也，则其不可用决矣。[72]

前两条是从事理出发疑《周礼》：其一，它烦琐，不可能行得通。其二，秦汉以来，尽管有因有革，但大体是行秦制。其三，说明后世按《周礼》行事，没有一个不以失败而告终。王莽、宇文周都是企图按《周礼》变革，结果是“莫能兴”、“以取乱”。

不幸的是欧阳修言而有中，王安石重演《周礼》的一幕。熙宁新政的流产，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从王安石的历史观找根源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定的史学思想对社会变革的影响。王安石一方面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他敢于打破旧传统的束缚，进行变革；但是他又确实是企图从《周礼》中寻找革新的方案。他说：“百王之道虽殊，其要不过于稽古。”[73]新政的蓝图是从《周礼》中稽古所得。

王安石作《三经新义》，是他们变革的思想依据。邱汉生先生说：“王安石著《三经新义》为他推行新法服务，具有鲜明的政治的目的性。”[74]《三经新义》是《诗义》、《书义》、《周官义》。《三经新义》是王安石和他的学人所共同完成的，如陆佃、沈季长以及他的儿子王雱等。这部书始修于熙宁初年，成书于熙宁八年。其中《周礼义》是王安石亲自执笔写就的。“从跟新法的关系说，《周礼义》最重要。《周礼义》是新法的理论根据，由王安石亲自训解”。[75]关于《周礼义》与新法的关系，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也作了说明：

……熙宁中，设经义局，介甫自为《周官义》十余万言，不解《考工记》。按，秦火之后，《周礼》比他经最后出，论者不一。独刘歆称为周公致太平之迹。……王莽尝取而行之，敛财聚货，渎祀烦民，冗猝诡异，离去人情远甚。施于文则可观，措于事则难行。凡莽之驯致大乱者，皆其所致。厥后唯苏绰、王通善之；诸儒未尝有言者。

至于介甫以其书理财者居半，爱之，如青苗之类，皆稽焉。所以自释其义者，以其所创新法，尽传著新义，务塞异者之口。

后，其党蔡卞蔡京绍述介甫，期尽行《周礼》焉。圜土方田皆是也。……何其甚也。久之，祸礼并起，与（王）莽曾无少异。[76]

《三经新义》成书是在熙宁的末期，但王安石以《周官义》行新法，青苗法、保甲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都能在《周礼》中找出它的原型。这一方面是从中找依据，又一方面也是不得已，在当时行新法，没有一种经作旗帜，很难推开。至于蔡京这一伙人搞所谓绍述，则是假《周礼》之名，行搜括之实，最终导致北宋的灭亡。

《周礼义》一书现在有清人的辑本。无论如何，《周礼义》一书的历史观点是一种历史倒退论。《周礼义》的《序》说：

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年矣，太平之遗迹，扫**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然知其难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则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难也。……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所谓见而知之者，臣诚不自揆，妄以为庶几焉。

侯外庐先生《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的上编，对这一段序言作了分析，说：王安石的话是表述了“古之《周官》，为今日新法所从出；今日之新法，更足证古之《周官》的实际。这样，就大胆地进行训释了。说明了这一关系，就揭露了王安石全部新法的根据。”王安石说从周代到当今，周代的太平之世的遗迹已经看不见了。所谓变革，不过恢复周代的太平盛世而已。其实，《周礼》不能说它是全部伪造，至少后人加进不少的理想成分。借着旧日的衣冠，说出的是陈旧的思想，却又发动一场革新运动，希望以此改造现实成为一个崭新世界；思想体系上的矛盾反映出找不到历史出路的困惑。他们找不到有效的改革措施。所以，一场革新运动，应当有一新的历史观作为指导，这种历史观在整个改革的进行过程中，都显现出它的巨大的力量。变革的历史严正地向后世人展示了这一道理。

这里要说明的是，一代大政治家的历史观点也应当作为一代史学思想来进行研究。历史学对社会的作用，途径是多方面的，通过历史教育，包含在各种文艺、文学作品中历史知识历史观点的影响，转化成一种观念、思想，影响人们的行动、行为。这些都能体现出史学的作用。而史家依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参与现实的活动，以及政治家依据一定的历史观点，进行的政治治理、改革，都明显地看出史学的意义，看出史学思想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又从思想上给社会以巨大的反弹力。

《文献通考》

从形式上看，王安石是轻视史学的。但他在进行历史变革时，同样要考古今，熙宁新政的成败从某一方面上说，和“史”都有联系。

南宋末、元初，史学家马端临作《文献通考》。作为大宋的遗民，他总结王安石变法，一方面称赞王安石进行变法的“勇于任怨，而不为毁誉所动”的勇敢精神，肯定“荆公新法，主于理财”的一面。同时，马端临揭露新法诸多弊端，从思想上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不知时适变”。如王安石的保甲法是借鉴古代的籍民为兵的方法，这在古代行得通，但是后世的条件发生了变化，按老套子办事“则无益而有害。言其无益者，则曰田亩之民不习战斗，不可以代募兵；言其有害者，则曰贪污之吏并缘渔猎，足以困百姓”。说到助役法，马端临又说：“盖介甫所行，刻核亟疾之意多，惨怛忠利之意少。故助役虽良法，保甲虽古法，而皆足以病民。”[77]

王安石看重实际，勇于革新，思想中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无可否认，王氏的变革历史观却固化在一定的、陈旧的思维范式里面，正缺少一种通变的思想。马端临对王安石的评论还是抓到了问题的关键。

马端临，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生于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年不详。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饶州路以《文献通考》付刊时，年69。除《文献通考》348卷外，他还著有《多识录》153卷、《义根墨守》3卷及《大学集传》等，俱失传。其父马廷鸾官至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进右丞相兼枢密使。马廷鸾的著作中，史学作品最重要的是《读史旬编》。他对马端临的史学产生直接的影响。当然，父子在封建制度一些问题上也不尽一致。《文献通考》共24考：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及国用考，这几考是关于封建国家经济制度的；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是关于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与礼制有关的是郊社考、宗庙考、王礼考、乐考；关于国家专制统治的有兵考、刑考；关于文化典籍的有经籍考；关于国家、皇族统系的有帝系考、封建考；有关天象和地理的有象纬考、物异考、舆地考；关于周边问题的有四裔考。各“考”合起来对整个封建社会各个时期的各个方面作了全面的总结。白寿彝先生说它是“封建社会的素描的图景”。这部书对中国历史，特别是对两宋的变革的历史变动作了系统的总结。我们要重视的是他在历史的总结中，表现出的一种通变的历史眼光。如宋人企图以封建、井田的办法来解决社会危机的主张，他批评说：

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万世之长策。今公心良法一不复存，而顾强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则不利于君，中则不利于臣，下则不利于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