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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历史因革论和经世事功之学（第2页）

以通变的眼光来思考历史、总结历史变革，是两宋的历史因革论的一个特点。

理学家如邵雍、二程、朱熹对历史的“因”与“革”都有自己的看法，其中心是以天理作为变革社会的准则。因此，他们高谈天理对正人心、风俗以及复三代的至治中的重大作用，但是他们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振兴社会的办法。极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真德秀一批理学大儒，在理宗上台时，政治上也最为风光之日，却是南宋急速走下坡路之时。这样说，并不是说他们中一些人不能提出一些值得重视的观点，也不是说他们历史的因革思想没有任何价值。下面列出几点。

1．随时变易以从道　这是理学家程颐历史因革论的集中表述。程颐在《上仁宗皇帝书》中，说到北宋到非变革不可的地步。他指出：

臣请议天下之事。不识陛下以今天下为安乎？危乎？治乎？乱乎？乌可知危乱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则臣请明其未然。方今之势，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者乎？

他说一想到社会的动**，“每思之，神魂飞越”[79]。程颐认为变革要把“稽古”和“不泥于常”两者结合起来，认为这两者不能分开。在《又上太皇太后书》中说：

进德在于求道，图治莫如稽古，道必询于有道之士，古必访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浅士，以守道为迂，以稽古为泥，适足以惑人主之听。[80]

稽古是复三代之治，但是稽古又能变常，才能得圣人之意。宋代很多人主张以行封建、井田的办法，来缓和土地危机，如张载、李觏等，都是这样主张的。王安石也是仿古之封建井田，定方田均税的方案。程颐是另一种看法，他说：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圣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病，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病。故善学者，得圣人之意而不取其迹。迹也者，圣人因一时之利而制之也。[81]

他同意柳宗元的关于古之行封建是“势也”的说法，程氏没有说“势”，而称之是“不得已”。应当看到，程颐的观点与王安石的差异，应在经济中去找。方田均税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所以，王安石的“荆公新学”与理学发生冲突，不少人说王安石的新学是“坏人心术”，其实这不过是触动经济利益而引出的一种仇恨心绪，因为即使在学术上的差异，也不至于达到不顾学者应有的气度、非要这样诋骂的地步。

2．慎虑而动　这也是程颐提出来的。程颐说：“变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才，审虑而慎动，而后可以无悔。”[82]在另一地方，程颐提出变要“渐”、“随时”，特别是牵连到近戚、贵家时，更要慎重。他的话是这样说的：“若夫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田产则妨于贵家，如此之类，既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则是牵于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则为之难矣。”[83]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程氏的历史因革论，是一种保护近戚、贵家的变革论。一切都是以天理为准，说王安石是言利，坏人心术，实际不过是坏了近戚、贵家之利。所谓“治泰不能朋亡”，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即行新法不能得罪、损害权贵，否则后果是“朋亡”。这清楚表明了程氏因革论的实质。

3．通变使简易　朱熹继二程发展理学，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关于历史的变革，朱熹和二程基本的观点一致，是顺理而治。但是朱熹具有更多的通变的思想。他说：“使孔子继周，必通变使简易。”又说：“居今之世，若欲尽除今法，行古之政，则未见其利，而徒有烦扰之弊。又事体重大，阻格处多，决然难行。”[84]以井田封建的办法，来解决宋代的社会问题，也是行不通的。他说：

封建实是不可行。若论三代之世，则封建好处，便是君民之情相亲，可以久安而无患；不似后世郡县，一二年辄易，虽有贤者，善政亦做不成。

他同意柳宗元对封建的看法，但又以为柳宗元把封建说得全不好，也不对。其实，柳宗元对封建是一种历史的思考。朱熹提出行古制，当重在通其精神，其精神是在减轻百姓的负担。他说：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煞隔霄壤。今说为民减放，几时放得到他元肌肤处。且如转运使每年发十万贯，若大段减轻，减至五万贯，可谓大恩。若未减放那五万贯，尚是无名额外钱。须一切从民正赋，凡所增名色，一齐除尽，民方始得脱净，这里方可以议行古制。[85]

朱熹仕宦生涯不过九载，主张轻民赋，知漳州任上，试行“正经界”，对百姓有利。为此他受到豪宗大姓的攻击，朝中一些官僚以此为口实，排诋朱熹。在这些地方，他的历史因革观与程颐又不完全一样。

4．言因革，当通其变　邵雍的代表作《皇极经世书》提出一种通变的历史的“因”“革”观。他说：

为治之治道，必通其变，不可以胶柱，犹春之时不可行冬之令[86]。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历史的变革是一种必然，应有一种变的意识。

邵雍说历史上的更革有四种类型：正命、受命、改命、摄命。对此他作了解释，说：

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摄命者，革而革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业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业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业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业也。可以因则因，可以革则革，万世之事业也。一世之事业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业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业者，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业者，非三皇之道而何？万世之事业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谓也。仲尼者，不世之谓也。[87]

可以将上面的内容归结为以下要点：

三皇之道：因而因者，千世之事业，正命。

五帝之道：因而革者，百世之事业，受命。

三王之道：革而因者，十世之事业，改命。

五伯之道：革而革者，一世之事业，摄命。

仲尼之道，又远在此之上。是可以因则因，可以革则革，是万世之事业。从中可以看出邵氏特别重视“因”，这是他的历史因革观的保守的一面。但他强调“可以因则因，可以革则革”，顺历史的形势进行因与革，认为这样则可以达万世太平。这里是以道家的思想对孔子的“损益观”作了改造。

“可以因则因，可以革则革”，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邵雍在同一篇文字中提出所谓的“善”的准则，即善化、善教、善劝、善率。这里的化、教、劝、率，是一种方式。手段，是“用”；而“道、德、功、力”，是“体”。所以邵雍的历史变革观，一方面有通达的地方，特别重视“可因则因，可革则革”。另一方面，又是保守的、贫乏的、空洞的，最终还是天理、天道为万世不变的结论。

二、事功之学与经世之学

两宋一次次的变法、革新、更化，都解决不了社会危机的问题。理学家高谈天人性命，同样是无济于事。另外，有许多思想家和史学家言义理而不空谈性命，言义理又重事功。一些史学家力图把历史和各种社会的现实结合起来，思考解决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南宋的浙东事功之学，以及吕祖谦的吕学都带有这样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