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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理学和史学的相互影响（第1页）

第二节　理学和史学的相互影响

一、理学和史学

宋代理学对史学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历史的认识上。理学家认为，自然界和社会的运动是天理流行，是阴阳消长的气化的运行。二程认为：“往来屈伸只是理。”“有盛则必有衰，有终则必有始，有昼则必有夜。”“时所以有古今风气人物之异，何也？气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则必有衰，有终则必有始。……气亦盛衰故也。”[24]朱熹进一步发展了二程的观点。理学家讨论天人问题，以“理”对宇宙自然和历史社会作深层次的概括，把人类社会作为宇宙总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求理”思维的特征之一，是通天通地，贯古贯今。周敦颐的《太极图》从根本上说，是“究天人合一之原”。张载以气说明人与自然相统一，世界万事万物和人都是气的体现。气有清浊昏明，人与物才有分别。《西铭》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气化史观是打通天人的理论。邵雍写的《皇极经世书》把自然发展和人类的历史行程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编排出从“开物”到“闭物”的运动的周期。

这些是中唐以后的史学思想的发展。史学的通识明显地表现这一点。

理学家用“理气”说，贯通天人古今，以天理流行的情况作为划分历史的依据。在理学家、史学家中，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历史可以划分成两个阶段，分成先王、后王，或者说分成三代以前和三代以后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用二程的话说是，先王之世，是以道治天下，后世以法把持天下。邵雍以皇、帝、王、霸四段概括中国历史的变化。朱熹提出的历史过程论，完全渗透理学思想，把中国历史打成两截：三代和三代以后。他说这两个阶段不同：三代天理流行，汉唐人欲横流。史学家同样表现出对三代的推崇，司马光是这样，马端临同样有这样的倾向。他一方面指出，制度要因时变化，“返古实难”；另一方面，他认为三代以前是公天下，夏以后是家天下，秦始皇灭六国后，“尺土一民，皆视为己有”。

理学家认为对历史兴衰起作用的是天理，“理”是封建纲常名分。理学家、史学家多从这样的角度谈历史的兴衰，以“理”总结兴亡得失。司马光认为维持纲常名分的等级制度，是使“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的根本的办法。史臣论赞、史评、史论作品，大多数是严守天理标准评价历史事件，议论历史人物的功过，讨论历史的兴衰。

两宋以后，谶纬神学、灾祥说的天人感应理论受到进一步的批判。理学家从理的高度分析历史的问题，不满意谶纬神学对历史变化所作的粗鄙解说。一般来说，他们没有否定天命论，但分析历史的兴亡，很少谈天命，不赞成以灾异说去牵强附会地解释历史的变动，认为言灾异须达理。这是大多数史家解说历史的理论。相比较，史学家在肯定天理对历史支配的同时，对天命论持保留的同时，又强调人事的作用。用欧阳修的话说，是：“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25]

理学对史学产生的影响，另一个表现是理学观点反映到史书编纂的思想上。这种效应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法、史例，二是史书编纂体裁。

这里要提到两宋的《春秋》学。理学家对《春秋》的解释和研究，形成《春秋》学。它对史学的影响可从三个方面来说。一是所谓的《春秋》的褒贬笔法。这一点也不完全是宋人的发明，他们大多数人不过更加突出这一点，从而形成一种思潮。他们认为孔子作《春秋》寓褒贬，甚至认为《春秋》中字字有褒贬，句句有圣人的用心。二是所谓的正统论，写史书要严统闰，别夷夏。与前二者有关系的是所谓的《春秋》义例。史家很重视史例。吕夏卿作《唐书直笔》，系统解释《新唐书》的史例。徐无党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着重发明《新五代史》的史例。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尹起莘等发明朱子的一套史例。当然，这些史例不一定合乎史书的本意，他们立凡例，力图把理学思想渗透到史学中去。

史书体裁发生的变化，同样也可以看出理学对史学的侵蚀。朱熹和他的学生改作《资治通鉴》为《资治通鉴纲目》，其动机是要使史书更好地宣传天理之正。史书的新体裁纲目体出现了。学术史体裁著作得到较大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理学家写学术史作品，如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李心传的《道命录》等的编写，是为宣传理学的观点，以适应道统建立的需要。

史学对理学发展的影响也是明显的。第一，理学的发展不能不包括史学思想。理学的求“理”，离开“考古今”、“多识前言往行”，是无法实现的。天理的论证，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说明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永恒，纲常名分道德为天理的体现。这一方面，少不了历史的说明，万物一理，理一分殊，离开历史的阐释，理气说只能是半截子的理论；少于“历史”的说明这个“半壁江山”，理学就不成其为体系。所以，理学家尽管在形式上轻视史学，提出经先史后、经细史粗等观点，但在实际上，他们不能不借助历史的说明，建构理学体系的大厦。而且理学的终极目标是以理来治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持封建的统治。缺少历史的验证，理学的说教没有落脚点，也很难为封建帝王所接受，理学的价值也难以为封建人君所认可。所以，史学的理学化是理学发展的需要。

第二，前面已经提到，理学与史学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吸收又相互矛盾、相互斗争中发展的。朱熹改作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资治通鉴纲目》，固然是不满意司马光在理学思想上存在缺陷，但从另一方面说，他还是承认《通鉴》的作用，还是吸收了司马光的史学成果的。朱熹的思想在主要方面与郑樵的史学思想对立，但是对郑樵在史学批评上的很多观点，却是加以认可，并且有所吸收，作为他理学的因素。

在宋代的史学思想上，一方面是史学表现出理学化的倾向。从理学在古史、史评有关著作中浸润，到朱熹的考亭史学，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另一方面，从司马光涑水史学到李心传、李焘的二李为代表的蜀中史学，以及浙中史学的经世思想，则是另一种情形。在史学思想上，宋代的史学既有理学化的一面，又有重考订、求致用的一面，存在着非理学化的一面。既以天理评论、解说、编排历史；又讲史学致用，讲修心、治国、平天下各个层次上的致用，以事实讲盛衰，两者并存于史学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宋代的史学看成是理学化或者是非理学化的发展，但是确实是存在两种倾向。从主导方面上看，郑樵史学是和理学化的史学相对立的异军。理学也是在这种矛盾斗争中得到发展的。

二、天理论和历史盛衰论

上面概说了理学对史学的影响。为了认识理学对两宋文化的浸润，有必要结合具体的事例，深入地讨论史学家、思想家关于历史的具体见解。

欧阳修像

欧阳修是开一代学术新风气的学人。清人全祖望说：

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辈共以经术和之。说者以为濂、洛之前茅也。[26]

欧阳修被视作“濂洛之前茅”的学人之一，这是正确的。

欧阳修以“道”与“理”来谈历史的盛衰。他认为“道”高于万事万物，通过“理”支配世界上的万物，说：“道无常名，所以尊于万物；君有常道，所以尊于四海。然则无常以应物为功，有常以执道为本，达有无之至理，适用舍之深机，诘之难以言穷，推之不以迹见。”又说：“儒者学乎圣人，圣人之道直以简，然至其曲而畅之，以通天下之理，以究阴阳天地人鬼事物之变化。”“道”支配自然，也支配社会人事的变化，它是通过“理”来实现这种支配，“理”是“诘之难以言穷，推之不以迹见。”而且“天人之理，在于《周易》否泰消长之卦”[27]。他又说：

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天地升降而不消，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来，与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代谢循环而不息，故曰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者，尚消息盈虚而知进退存亡者也。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化成[28]。

因为有变化，世界上的事物才得以存在，各种事物包括自然的、社会的，变化的形态不尽相同，但变化是绝对的，圣人深知这一点，“尚消息盈虚而知进退存亡”，“故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化成”。但变化是不是进化的呢？欧阳修没有回答。

也应该指出，欧阳修没有能建构起理学的体系，他对理的论述缺少系统。对于其他范畴，如“气”、“性”、“命”等，也没有作进一步的讨论。欧阳修曾谈到“气”，说：“人禀天地气，乃物中最灵，性虽有五常，不学无由明。”[29]至于理与气、性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说明。凡此，都表现出欧阳修的理学思想的不成熟性，因此他也只能归于“濂洛之前茅”中。

欧阳修认为支配社会兴衰治乱的是“人理”，所谓的“人理”是封建的纲常伦理。

五代是一个乱世，用欧阳修的话说，是陷入“贼乱之世”，这个时代，“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是岂可以人理责哉”[30]。纲常伦理道德沦丧，国家也就要衰亡。他说：

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31]

认为维持纲常伦理道德，为一个社会兴盛的关键，这不是什么新见解。欧阳修的贡献在于他以“理”的概念来概括纲常伦理，认为社会的兴衰治乱为“理”所支配。一个社会的纲常伦理的变化，造成历史变化的大势。他说：

道德仁义，所以为治，而法制纲纪，亦所以维持之也。自古乱亡之国，必先坏其法制，而后乱从之。乱与坏相乘，至**然无复纲纪，则必极于大乱而后返，此势之然也，五代之际是已。[32]

历史盛衰之理的内涵是纲常道德，影响历史兴衰之理的变化又是什么呢？欧阳修的看法具有两面性的特点，一面是认为人事在历史兴衰之理的变化中起作用，这也是他的历史思想的侧重点。他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后唐的大理寺少卿康澄提出关于为国应有“五不足惧”、“六深可畏”的观点。欧阳修很赞成他的意见。所谓“五不足惧”，也就是：三辰失行不足惧，天象变见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六深可畏”是：贤士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这是把“盛衰之理”的重人事思想具体化了。概括而言，为国者对天象灾变不足惧，深可惧者是人事上的失误。欧阳修说：“然（康）澄之言，岂止一时之病，凡为国者，可不戒哉。”[33]《新唐书》的《五行志一》，对天人感应说的“灾异之学”进行批判，说：“至为灾异之学者不然，莫不指事以为应，及其难合，则旁引曲取而迁就其说。盖自汉儒董仲舒、刘向与其子（刘）歆之徒，皆以《春秋》、《洪范》为学，而失圣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可胜叹哉。”《春秋》记灾异为的是谴告人君。灾异说并无根据，其应验有合有不合，所以，真正的学者对此无所用心，而后世说灾异的人“为曲说以妄天意”。欧阳修在这里否定天意支配社会治乱的观点。但另一面，欧阳修给天命观保留地盘，这就是“两存说”，既不绝于天人，也不以天参人，两者可常存而不究。[34]

《新五代史》

欧阳修的理学思想虽没有形成体系，但是理学对史学的影响在欧阳修的史学上已经看出端倪。

《新唐书》

欧阳修，字永叔，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卒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享年66岁。24岁中进士，任过馆阁校勘等。因为参加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受到打击，被贬，先后任滁州、扬州、颍州、南京（今河南商丘）等地方官。仁宗至和元年，奉调回京，拜翰林学士，刊修《新唐书》。书成，迁礼部侍郎，后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即位，欧阳修受诬告被贬，先后任亳州、青州、蔡州等知州。熙宁四年（1071年），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退居颍州，次年卒。他一生遭遇坎坷，但不曾挫伤他的志向。他的政治活动与治史、提倡古文革新运动结合在一起。他中进士后不久，即着手修《五代史》，贬官夷陵期间，条件相当困难，他也没有中止修史的事业。《新五代史》从开始收集材料到成书，前后历二十余年。《新唐书》编修期间，也是他政治上最活跃的时期，任刊修官，“先生在翰林八年，知无不言”。

欧阳修的文章、学问、人品为世人景仰，成为一代宗师。在他的周围，有梅尧臣、尹洙这样一批学人，迭相师友，交游唱和，政治上主张革新，文学、史学上开一代新风。

在两宋的史学史上，论历史兴衰的重要史著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