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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道教的改革与发展（第1页）

第二节　道教的改革与发展

东汉中后期从民间蓬勃兴起的原始道教，最终演化为农民起义的工具，引起了统治阶级对原始道教组织的严厉镇压和禁绝。这样，道教若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经历了一个从改革到发展成熟的过程，完成了从原始道教到官方道教的转化，为以后一千多年中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魏晋之际道教的传播

汉末农民起义利用民间道教作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具，这一历史事实给了后代封建统治者以深刻的教训。因此，曹丕代汉称帝的第二年（221年），便下诏修孔庙，封孔子后裔为侯，推崇儒学。次年又颁发敕文，指出老子只是古之贤人，位居孔子之下，告诫地方官提防民间奉老子为神。黄初五年（224年），又正式下诏禁止一切有违儒家礼教祀典的民间祭礼活动。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年），又再次重申了这一规定。西晋建立后，统治者继续沿袭曹魏对民间宗教活动的禁令，并派大臣巡视四方，检查各地的执行情况。原始道教原本就是流行于民间的宗教组织，而且以驱鬼治病、消灾祈福为主要内容，魏晋统治者对民间宗教活动的严厉禁止无疑是对原始道教的打击。但是，仅仅依靠行政命令是无法彻底使宗教灭迹的。原始道教的诸多派别仍在各地传播。

（一）五斗米道组织的分化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统领大军攻入汉中，张鲁率其家族部众投降，五斗米道的上层人物进入曹魏政权，大批信徒则北迁到关陇、洛阳、邺城等地。脱离了故地的五斗米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分化。上层人物不断向官方靠拢，更加强调儒家忠孝仁义的封建伦理纲常规范，以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散布在各地的五斗米道则各自为政，不遵旧法，出现了组织涣散、号令不一的状况。这样，原本是东汉后期发展最成熟的民间道教组织五斗米道，尽管在魏晋之际活动区域随着信徒的迁徙而扩大到北方地区，但由于封建政权对民间宗教活动的限制和五斗米道自身的分化，使得难以发展，陷入了相对停滞的状况。

（二）巴蜀天师道团

巴蜀地区原是五斗米道的发源地，张鲁降曹，五斗米道北迁后，民间道团的活动并未停止。三国时，由于诸葛亮治蜀严谨，这些民间道团一直未能公开露面，直到蜀汉灭亡后，才开始公开活动。犍为（今四川彭山）人陈瑞领导的天师道团就是其中最为著名者。据《华阳国志》记载：陈瑞自号“天师”，设祭酒、传舍，与五斗米道相似，但其所用祭品、禁忌、服色等则已有所变化。经过数年的发展，已有信徒数千，连郡守等地方官吏也参与其活动，说明其规模、势力都已相当可观。咸宁三年（277年）春，益州刺史王濬对陈瑞及其天师道团进行了镇压，诛陈瑞及祭酒袁旌等，焚毁传舍，参与活动的巴郡太守唐定等地方官吏一律免职。但巴蜀地区天师道的活动却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仅隔了20多年，便又在成汉政权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不论是陈瑞的巴蜀天师道团，还是范氏天师道，基本上都沿袭了五斗米道以“以鬼道教民”的民间道教水平，对道教的教义、教仪规范、组织形式等并没有做出新的发展。

（三）帛家道

帛家道是三国时期新出现的一个道教流派，据葛洪《神仙传》记载，三国孙权时人董奉以行气服术法授辽东（今辽宁义县）人帛和，后帛和又至西城山师事仙人王方平，在石室中面壁三年，见古人所刻《太清中经神丹方》《三皇天文大字》《五岳真形图》等道书，而创立帛家道。西晋时，帛家道流传于北方，后传入南方，为江东士族所信奉，如沛国刘氏、丹阳葛氏、许氏、周氏、晋陵华氏等都曾信奉过帛家道。帛家道以《三皇经》《太平经》等道书相传承，其道术主要有炼丹服气、祷祀俗神、召劾厌胜等。东晋南朝之后，随着道教的改革完善，原先信奉帛家道的江东士族大都改归上清派，帛家道渐趋衰落。

（四）李家道

李家道是三国时期由蜀人李宽传入江东的民间道教流派，其原先流传于巴蜀地区，三国后期，流传到江东，以祷祝、符水治病等道术吸引信徒。据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说，李家道在江东发展很快，李宽弟子转相教授，遍布江东，众以千计。李家道不仅流行于巴蜀江东，而且在中原地区也有活动。两晋之际，中州道士李脱、李弘就曾到江东传教，以符水治病，散布谶言，结果被王敦所杀。

从上述几个道派的情况可以看出，魏晋之际，道教的活动主要是在民间，以下层群众为对象，通过符水治病，驱妖捉鬼、祈福禳祸等来吸引信徒。因此，这一时期的道教活动中，巫术、图谶、星相等民间迷信仍占有很大的成分。也就是说，仍然保持着汉末原始道教的特征。这种浓厚的原始道教色彩，使得魏晋之际的封建统治者对道教的传播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之心，不时地颁布诏令，予以限制。因而使得魏晋之际的道教发展面临重重障碍。一些道教信徒也看到了这种状况，认识到为了自身的发展，就必须对道教进行改革，使道教在受到下层群众信仰的同时，也获得上层封建统治阶级的认可与支持。道教的这一改革从两晋之际开始，到南北朝前期才得以完成。

二、葛洪与官方道教理论的初步建立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他出身官宦世家，13岁时因父亡而家道中落。葛洪曾通览《论语》、《诗经》等儒家经典及诸史百家之言近万卷，但未能成为纯儒，转而师从郑隐学道，得炼丹秘术。晋惠帝泰安年间，张昌起义爆发，他应召参加镇压张昌别部石冰的军事行动，立功，授伏波将军。事平后，葛洪释甲北上洛阳，欲广寻异书，研习仙道。然八王之乱爆发，道路阻断，被迫辗转流徙。后因广州刺史嵇君道之邀，赴广州。嵇君道不久遇害，于是返归故里。晋室南渡，为安托江东士族，追功叙赏，葛洪因昔时伐石冰有功，受封为关内侯。后听说交阯产丹砂，遂求为勾漏县令。到广州时，为刺史邓岳所挽留，乃入罗浮山炼丹，终其一生。

葛洪一生著述颇丰，除《抱朴子》外，还著有《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神仙传》《隐逸传》及碑颂诗赋等。其中《抱朴子》内篇20卷，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论述了神仙鬼怪、养生延年、禳邪却祸、方术丹药等；外篇50卷论述政事得失、治道臧否，阐述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由于本书第五章中对葛洪的道教哲学思想已有论述，因此，这里主要就葛洪对神仙道教的改革做一分析。

原始道教在向官方道教的转化过程中，分化成丹鼎派和符箓派。一批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出儒入道，将神仙思想和黄老之学相结合，并杂糅各类神仙方术，形成了以炼丹服药达到长生久视、羽化登仙的丹鼎派道教，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就是集丹鼎派仙道学说之大成。

其一，葛洪在对道教符箓、祈禳等方术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还丹金液是“仙道之极”。因为“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因此，如果“服此而不仙，则古来无仙”[13]。宣扬服食金丹可以成仙。葛洪的金丹服食思想是基于古代医学假外物以自固的观念而来的。古代中医理论认为，人服药治病，实质上是摄取药物的性质，如豆之赤者，食之能生血。葛洪便以此推论，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由于天然金银十分贵重，得之不易，所以葛洪又以自然物类可变、变化无穷为依据，论述了由铅、汞、矿物丹砂等炼制金银。由于炼出的金银集中了各种药物的精华，所以质地更好。

其二，葛洪具体论述了炼丹的方法。他认为，炼丹必须在名山之中、无人之处进行，结伴不能超过三人。炼丹前，先斋戒百日，沐浴黄香，不近秽污，不与俗人往来，也不让那些不信道的人知道自己在炼丹。葛洪认为，之所以选择名山，是因为这些山中住有正神，或已得道成地仙的人，他们能帮助炼成金丹。而那些无名小山中多是木石之精，千年之怪，皆属邪物，不为人作福，反生祸害。之所以选择无人之处，是因为如有俗士愚人经过看到，则诸神要责怪炼丹者不遵守经戒，致令恶人出毁谤之言，从而不再帮助炼丹者，丹药也就难以合成了。入山时，需遵守入山之道，否则要遇祸害。入山之道包括选择“山开月”，即三月或九月；选择月中的吉日佳时；入山前先斋戒沐浴，不近污秽；出门时带升山符，并作周身辟邪道术等。入山之后，选好合丹地点，遵守有关的禁忌条律，便可以作屋、筑坛、安鼎、置炉，配合药料，升火炼丹了。金丹炼成后，要先取金百斤行大祭，其中祭天20斤、日月5斤、北斗8斤、太乙8斤、井神5斤、灶神5斤、河伯12斤、社神5斤、门户闾鬼神清君各5斤，共88斤。其余12斤，用上好皮囊装好，择良日于都市中最热闹之时，弃于人多处，径直离去不复顾。然后，就可以随意享用金丹了。如果不先以金祀神，则将受到诸神责怪，只能咎由自取了。

其三，介绍了金丹的制作配方。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还具体介绍了制作金丹的药物配方。如“黄帝九鼎神丹经”中“丹华”的配方是：先取水银10斤、铅20斤，置于铁器中，以猛火烧，即成玄黄。然后用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矾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数十斤，配成六一泥，置于火上烧36日，即成。再以玄膏制成丹丸，置于猛火之上，须臾即成黄金。或者加上240铢合水银百斤烧之，也成黄金。《抱朴子》中还记载了炼制服食雄黄的方法等。

葛洪通过对仙可学致的论证，充实了道教理论。他对学仙修道可以不废世间俗务的论述，使统治阶级能够吸纳道教，从而为道教的官方化打下了基础。通过对各种神仙方的收集、整理，使道教更为成熟。在此基础上，葛洪对学仙修道的具体途径、炼丹服食的礼仪、规则、操作方法、配制成分都作了具体的阐述，使得丹鼎道派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宗教仪轨，成为成熟了的官方道教流派。但是，由于丹鼎道派是以还丹金液为核心，注重个人修炼成仙的神仙道教学说，其修行方式和途径很难在下层群众中普及。因此，在封建政治生活中很难发挥功能。这就决定了道教还有待进行新的改革，使之既能为封建统治者所认可，也能为下层群众所信仰，东晋南北朝的道教改革即是沿着这一方向进行的。

三、东晋道教的复兴与发展

西晋末年以后，道教发展的主要地区随着晋室南渡而转到了南方，原始道教的分化又使得诸如五斗米道之类民间道派也开始与神仙道教合流，以迎合门阀士族的需要，向上层社会传播和发展。从而使得东晋时期出现了道教复兴的局面。

东晋道教的复兴与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道教风靡于上层社会，官僚士人纷纷加入信道者的队伍。道教在满足门阀士族的精神需求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是神仙道教，通过闲散避世，名山采药，服食金丹，怡神养性，清虚自守。这种生活方式恰好与门阀士人的生活情趣相吻合。他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出入于名山之间，寻仙访道；可以海阔天空地玄想虚无缥缈的神山仙境，如此自由自在的生活，是何等快活。因此，名士们不仅谈玄说理，神仙养生也成为清谈品题之一。如嵇康就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吟咏，自足于怀。曾因入山采药遇道士孙登，而从游三年。东晋时，这种雅好服食，追随道士养生避世的风习遍及上层社会，成为贵族官僚、玄学之一的风尚。

其时，南方的侨姓士族如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陈郡殷氏、阳夏谢氏、泰山羊氏、谯国桓氏、汝南周氏、晋室司马氏、长乐冯氏等都有信道之一。其中琅邪王氏王羲之一门，是东晋著名的文化士族，史称王羲之雅好服食养性，其交游者中，有以清谈著称的谢安、许询等名士，有名僧支遁，有奉佛者孙绰等，他们彼此引为同道，追求一种隐遁山林、服食养性、清谈优游的生活。尤其是王羲之去官后，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浙东、浙中诸郡，泛沧海，穷名山，以致感叹：“我卒当乐死。”[14]他为道士写《道德经》《黄庭经》以换取白鹅的故事，更成为书林佳话。王羲之诸子献之、凝之、徽之等也都奉道甚笃。与王羲之家世代通婚的高平郗氏，则是东晋又一著名的奉道世家。

吴姓士族亦多有奉道，丹阳葛氏、陶氏、许氏，晋陵华氏，吴郡顾、陆、朱、张以及孙吴后人中信天师道者不乏其人，还出现了一批著名的道士，如出自丹阳许氏的许迈、出自吴郡陆氏的陆修静等。

东晋帝室与道教的关系亦很密切。晋哀帝司马丕因服食长生之药过量而中毒；简文帝司马昱曾师事五斗米道支派清水道道师王濮阳；道士许迈、许谧、许翙、杨羲等人都和晋室过从甚密。孝武帝司马曜及其弟司马道子也都佞佛信道，司马道子亲昵女道，史书载之。

可见，从皇帝、宗室权贵、高门士族都信奉道教。而统治阶级中的人士大量涌入道教信奉者的队伍，又必然带来他们的需要和观念，推动道教的改革步伐，使之更迅速地上升为正统的官方道教，以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

二是大批道教新经典的制作和传播。汉魏之世，虽有大批道书，但相当一批是黄老道家的著述，真正称得上是道教经典的，仅有《太平经》《周易参同契》等不多的几种。加之道士们视道经为秘籍，不肯轻易示人，导致道经亡佚现象严重。这种状况显然难以适应道教发展的需要。佛教经典缺少，可以通过西行求取，翻译引进。道教则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来进行制作。东晋以来，出现了大量新制作的道经，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组。

（一）《洞神三皇经》

汉魏之时广泛流传着三皇五帝的传说，帛家道据此而造作了《三皇文》和《五岳真形图》，东晋南朝的道士们在此基础上增益改变而形成《洞神三皇经》。其主要内容是有关沐浴斋戒、存思守一、服食草木药丸等长生成仙之术。

（二）《灵宝经》

东汉袁康所作《越绝书》中曾记载了一个关于大禹治水，遇神人授予《灵宝玉符》以制伏蛟龙水豹的故事。魏晋之际的道士们据此而编制了《灵宝玉符经》。东晋后期，葛洪族孙葛巢甫加以附会引申，造作了一批《灵宝》类经典，编造出一个上自元始天尊，下至葛玄后代的传经谱系。《灵宝玉符经》的主要内容是道教的养生求仙之术，包括存思服气、服食草木药方、以符箓辟邪消灾、尸解成仙等。东晋之后新制作的《灵宝》类经典中以《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最为重要，其内容主要是求仙招神、度灾禳福的方术，实际上是道教的五篇符箓文字。南朝时，受佛教影响，又造作了一批《灵宝》类新经。

（三）《上清经》

东晋中期，道士许谧、杨谧等假托真神下临，造作了上清众经。《上清经》继承、发展了古代神仙家的养身方术，如服食金丹、餐吸云霞、导引行炁、召神伏魔等。便特别注重存思守一、诵经念咒之术，认为只要坚持在心中思神念真，与诸真精神交感，再辅以诵经、念咒、服气、叩齿等术，便能使外神降临体内，达到祛邪治病、固体长生，甚至可以招来仙官接引，飞升上清，成为仙神。《上清经》问世后，到东晋末已在江南广为传布，并由此而开创了一个新道教派别——茅山上清派。

东晋时期大批道教新经典的制作，既是道教发展的客观需要，反过来，又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道教的教义和方术，加速了民间道教向官方道教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