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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道教的改革与发展（第2页）

四、道教内部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

自葛洪开始的对原始道教的改造，到东晋大批统治阶级人士涌入道教队伍，在这一向官方道教转化的过程中，原始道教发生了明显的分化，一部分继续在民间活动的道团组织或道教派别力图保持原有的教义、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这样，就在道教内部引发了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

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时，曾有术士造作“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言，作为刘秀光复汉室的符命。西晋末年以来的民间道教组织，将这一谶言加以改造，使之与老子历代降世为帝王之师、救国救民的神话相联系，以反对道教向统治阶级上层的靠拢，东晋初年，道士李脱及其弟子李弘即以此谶言散布民间，并通过符水禁咒为人治病而吸引了一大批信徒，建立起道团组织。李脱及李弘的这种做法显然与当初张角组织太平道的做法如出一辙。因此，也就必然要遭到统治阶级的镇压。但在东晋时期，以李脱、李弘之名而在民间活动的事例仍不断发生，甚至发动起义。而东晋隆安年间爆发的孙恩卢循起义，则更是反映了道教内部改革与反改革斗争之激烈。

孙恩，字灵秀，琅邪（今山东临沂）人。孙恩家族世代信奉五斗米道，其叔父曾师事钱塘杜子恭。杜子恭曾假托张鲁授命而建立道团，以符水治病济世的方术招揽信徒。在杜子恭道团中，设有祭酒统民制度、道民交纳五斗米的义务等。也就是说，较多地保留了早期五斗米道的特点。杜子恭死后，孙泰继任为掌教者，他一面在下层民众中布道，继续扩大队伍；一面也向上层社会发展势力，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将军周勰等相继成为其信徒，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王恭、桓玄等发动叛乱，进攻宗室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孙泰因与元显交密，也卷入了这场东晋统治集团的内讧，结果被杀。孙恩遂利用道教起兵为其叔父复仇，爆发一场历时13年的大规模起义。

孙恩自称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宣称“诛杀异己”，旬日间便众达数十万。起义军攻城略地，镇压东晋官吏，影响波及整个东晋统治地区。孙恩死后，其妹夫卢循继续率众战斗，直到公元411年才最后失败。孙恩、卢循起义是继汉末黄巾起义之后又一次利用民间道教组织发动的大规模平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东晋腐朽的门阀统治，导致了东晋王朝的覆灭。

值得注意的是，孙恩、卢循起义对道教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起义军提出“诛杀异己”的口号，这个“异己”并非指不信道者，而是指那些上层社会中的道教信徒。起义军曾杀掉了不少信奉五斗米道的官僚士族，如师事张氏五斗米道的王凝之一家，黄门郎谢冲、吴兴太守谢邈一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等。由此恰好反映了民间道教与官方道教之间的激烈斗争，反映了道教发展过程中改造与反改造的激烈斗争。与此同时，参加起义的下层道民或战死阵前，或被迫自杀，其数以十万计，一些起义者甚至整个家族同归于尽。五斗米道受此重创，再也无力重新崛起，客观上使南朝的道教改革减少了反对力量。在起义过程中，也暴露了民间道教的落后性，如野蛮抢掠，尚武嗜杀，狂热迷信等，孙恩失败时，与部下数百人投水自尽，谓之先登仙堂，宗教的愚昧落后在民间道教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状况使得一些道教信徒更加认识到改革民间道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加快了道教改革的步伐。

孙恩、卢循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作为一场反对官方道教的斗争，则标志着民间道教的失利，标志着反改造派的失利，为南朝的道教改革准备了条件，在中国道教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五、陆修静、陶弘景与南朝道教改革

在南朝的道教改革中，影响最大的便是陆修静和陶弘景，经过他们的努力，道教从形式到内容都变得更加充实，并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

陆修静作为南朝道教的一代宗师，他融合天师道与神仙道教，经过清理整顿，终于使早期民间道教完成了向官方道教的转变。首先，陆修静对道教组织进行了整顿改造。早期五斗米道的组织主要模仿封建国家地方管理组织，其基本特征是“立治置治”。即由兼具道师和官吏双重身份的道官祭酒承担管理道民的职责，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并相应地建立有三会制度、宅录制度、缴纳命信制度等一套管理制度，来维持道师对道民的统摄。如规定道民在三会之日必须到本师治所去参加宗教活动，听道师宣布科禁，考校功过。随着民间道教在向官方道教转化过程中出现的分化，原先的这套制度名存实亡，一些道徒越过本师，另投他师；一些道民不赴师治参加活动，不交租米命信；一些道官自署治职，自坏科禁。说明早期民间道教的那套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道教发展的需要了。与此同时，源于神仙道教的道馆开始出现，成为出家道士集体生活、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在道馆中，道士之间虽也有等级区分，但相互之间是宗教关系；道民也无须再交纳租米，道馆除了能得帝室官府和信徒的赏赐、施舍外，还有自己的地产房舍。陆修静在庐山建造的简寂馆，有众多门徒修行，已具后世道观的规模。宋明帝为陆修静在京城建造的崇虚馆，更是最早的政府为道士修建的道馆。道馆代替民间道教早期的道治、静室，并不仅仅是名称的改变，而是从形式到内容都使得道教组织发生了变化，成为与佛教寺院相类似的宗教组织。隋唐以后，道馆改称观，大者称为宫，宫观制度一直沿袭到近代。

其次，对道教经典进行了整理。东晋中后期，大批道教新经典的制作，丰富了道教的教义，但同时也出现了滥造现象。使得这些新经典之间互无统属，甚至相互矛盾的混乱状况，不利于道教的发展。为此，陆修静广泛收集各种道经，经过30多年的努力，考证源流，辨别真伪，分门别类，完成了道教经典的整理工作。将道书分成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辅（太玄、太干、太清、正一），其中三洞经典是道教的主经，分为十二类。三洞四辅十二类不仅仅是道书的分类，也是道经品级高低的区分标准和道士的阶级次序排列。修持不同经法的道士有不同称号，修行得道的品位也有所不同。上清经最高，正一法箓最低，因此修上清者能成“圣”，而修太清则仅能成仙。学道者必须由低到高，依次逐级修持经法，不得超越。陆修静首创的三洞四辅十二类体系，经过南北朝诸多道士的不断补充完善，成为中国道教史中道经整理的标准，此后，历代整理道书，编修《道藏》，均根据这一体系。

最后，建立完善道教斋醮仪轨。早期民间道教虽已有一些道诫，但很不完善，陆修静在吸取佛教戒律的基础上，根据道教的特点，制定了一套更为完整成熟的道教仪轨，即九等斋十二法的斋醮体系。这一套斋法，与他对道经的分类相一致，上清斋法为高品，天师道的旧斋法为下品，并对施行斋法时的具体仪式作了详细说明。道士在日常修行，或为人祈福禳灾、治病救度、超拔亡灵时都要遵守斋法规定的程序。为了强调斋法的重要性，陆修静一方面身体力行，亲率道士进行斋法实践；另一方面，对斋仪的重要性进行理论解释，把斋法作为求道之本。从而使得道教斋法不仅有了系统的仪式规范，而且在理论上也日渐成熟。

南朝时期，道教在从早期民间道教走向更加完备成熟的官方道教的过程中，陆修静的上述努力起了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新的官方道教的创立，有一个过程，非陆修静一人之力，其前有葛洪等人的开路，其后有陶弘景等人的继续。

南朝道教改革的另一著名人物是陶弘景。陶弘景为陆修静的再传弟子，作为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为道教上清派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自永明年间服膺道教后，广泛搜寻道经，对上清经法进行整理、弘扬，先后撰写了《真诰》《登真隐诀》等重要著作。

东晋后期，杨羲、许谧等人造作上清经，在江东广泛流传，到南朝中期，也出现了散失或谬传。陶弘景对上清经典及修行秘诀进行增删改写，注解诠次，编写《真诰》一书。全书共七篇，详细记载了东晋以来《上清经》的问世、源流、流布及杨羲、许谧等人的家世生平，修道行学、解说方术的要诀，仙山洞府及真仙位业、鬼神之职等。书中提到了大量道教历史人物、神话故事、仙宫鬼府、具体的修行方术，实际上是一部有关早期道教上清派教义和历史的集大成著作。《登真隐诀》则是一部与《真诰》相辅相成的道书，书中抄撮了《上清经》中的各种方术秘诀，论述并总结了东晋以来道教上清派思神内视及导引、按摩等内修养生之术。陶弘景还在其所著的《养性延命录》中，对上清派养生求仙的一些主要方法，如养神、炼形等进行了论述。对炼丹术、草木药物等，陶弘景也都进行了研究，撰写了一批著作。养生、炼丹、服药都是道教追求长生不死、羽化升仙的主要方法。陶弘景撰写的一大批著作，分别对这些修道之法进行了总结、发展，从而为道教上清派的最后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同时，陶弘景还以茅山为基地，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把茅山建成道教上清派的中心。他与弟子们一起披荆斩棘，开山辟路，在茅山和金岭上建立了华阳上、中、下三馆，招聚信徒，讲道授法。还修塘垦田，作为道馆的经济来源。在陶弘景及其弟子的努力下，茅山成为上清道派的基地，上清派以茅山为中心，传播于江南各地。更重要的是，上清道派的形成，标志着自葛洪开始的江南士族道徒以神仙道教改革原始道教，创立官方正统道教的完成。也就是说，随着上清派的形成，道教改革也告一段落，新的官方道教完全取代了旧的民间道教。陶弘景作为南朝道教改革的集大成者和上清道派的实际创建者，也在道教史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六、北朝道教改革与发展

在南朝道教改革的同时，北朝道教也开始了革旧创新。这一改革首先从寇谦之清整北方旧天师道开始。

自曹操时五斗米道从汉中迁往北方后，随着张鲁的去世，失去了统一号令，组织涣散，科戒废弛。有的道官祭酒招收不良子弟，授以职治符箓；有的道官祭酒任意取人金银财帛，甚至威逼恐吓道民交纳；有的道士滥行方术，诈传仙经图书；而下层道民则利用道教组织，假托李弘之名发动起义。五斗米道的这种种流弊，显然使道教面临着危机，如果不进行整顿改革，就将被统治阶级所抛弃。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北方士族道教徒的代表寇谦之伪托天神降授新经，开始了对北方旧天师道的改革。

北魏神瑞二年（415年），寇谦之假托太上老君降临授其《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宣布革除旧五斗米道中不合“大道清虚”之旨的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清整道教，代之以“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的新道法[15]。新道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以儒家的纲常礼法为准则，清理道教组织

如以儒家唯贤是用的原则取代祭酒世袭制度，废除了祭酒道官私署治职符契的做法和五斗米道的二十四治称号。又规定道民不得任意改投道官，道官也不能随意招收道民，而须先考验三年才能成为弟子。还宣布废除五斗米道的租米钱税制度之事。

（二）强调以斋功为养生求仙之本

新道法反对滥传**和服食仙方，认为服食药物只能除病健身，得到长寿而已。要想成仙，只有奉守道诫，斋功礼拜，感通仙官下降接引，口授诀要，才能飞升成仙。

（三）简化道教的修炼方式

信徒只要在家中设一道坛，努力修斋，朝夕礼拜，就能得到上等功德。既无须入深山采药炼丹服食，也不必用各种方术炼形。

（四）规定了道教礼仪程序

新道法规定了奉道授戒礼仪、求愿收福礼仪、禳灾除病礼仪、忏过解罪礼仪、三会礼仪等一系列斋醮仪轨。并对具体的礼仪程序做了详尽的规定，如厨具的规格、膳食品种、斋洁、焚香、奏乐、礼拜等。完整地建立起一套科戒仪式。

北魏泰常八年（423年），寇谦之再次假托上师李谱文降临，授予他《录图真经》，对旧天师道的神仙体系进行了改革，使原本具有原始多神教特点的神仙信仰变成由最高神“无极至尊”统率的诸神系列。

改革后的天师道很快地博得了北魏统治者的青睐，太武帝拓跋焘诏令在京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并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皆青，以从道家之色，还改元为太平真君。此后，北魏历朝皇帝即位，都遵太武之制，到道坛受符箓。寇谦之的改革使北方地区的道教从原始民间宗教变成官方的正统宗教，实现了道教与封建政权的结合。

寇谦之改革后的新天师道在北魏太武帝时达到了鼎盛，但自太武帝及寇谦之相继去世之后，尽管仍维持着官方道教的地位，但在北方地区的影响却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楼观道派。

相传西周函谷关关令尹喜曾在终南山北麓结草为楼，观星望气，故名楼观。在老子过函谷关时，尹喜近之于此，请问道教，老子遂授以《道德经》五千言。后与老子共赴西域，化胡成佛。周穆王时在此修葺楼观屋宇，为尹喜建庙立祠。其后秦汉魏晋历代帝王皆修缮楼观，招纳四方逸士，因而形成了楼观道派。其时，楼观道乃魏晋之际的道士梁堪所初创，后经王嘉、孙彻、马俭等数代弟子传承，终于形成了一个神仙道教团体。北魏崇拜道教，楼观道派也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到孝文帝迁洛阳时，已经在关陇一带广为传播，成为继寇谦之新天师道后北方地区的又一个著名道教流派。

北魏中期，楼观道派中的一些著名道人，对楼观道的教义、教团组织等进行了改革和发展，与封建统治者频频交往，教门日盛。北魏分裂后，统治关中一带的西魏、北周政权都极力扶持楼观道派。尤其是北周武帝，不仅尊礼道士，赏赐钱物，修建宫观，而且承袭北魏传统，亲临道观，接受楼观道士传授的《灵宝玉符真文》《洞真智慧大戒》等道教经戒符箓。使楼观道也从民间道教转化为官方道教。

楼观道作为北朝后期新兴的道派，在经典、教义、方术、戒规等各方面都受到当时北方新天师道与南方上清派道教的双重影响。

在修持经典方面，楼观道派受南方道教影响很深，传承修持的主要是南方的三洞诸经，尤其是茅山派所奉持的上清大洞经法。在向帝王传授符箓时，继承了北方新天师道的授符形式，但内容却变成了来自南方的《灵宝玉符真文》和《洞真智慧大戒》。

在修行方术上，北方新天师道强调以斋醮礼拜为主，辅之以服食闭练；南方上清派则偏重思神诵经、服气咽液等内修养生之术，及个人身心的修养和积善功德。楼观道派则兼采众家，思神诵经、服食丹药、符箓斋醮，乃至于早期方士的遁甲占候、召神役鬼，皆兼而行之，杂采并重。

在道团组织方面，楼观道派也颇受南方道教之影响。北方新天师道设道坛，仿佛教寺院称“崇虚寺”；南方道教在晋宋之际开始出现道馆，到齐梁时已遍布江南。楼观道派亦设道馆，称之为观，成为典型的宫观道观。隋唐之后，南方道馆也改称为观。

在教规戒律方面，楼观道派大量吸取了佛教戒律，规定出家的道士必须遵守戒杀、盗、**、妄语、酒，五戒的内容与佛教完全相同，但对五戒的解释却是以汉代黄老之学的阴阳五行为依据，杂糅了佛、道之说。

由于受到南北道教的双重影响，因而使得楼观道派在经典、教义、方术等诸多方面出现了融合南北道教的特征。而这种南北改革后的新道教的融合，既是当时社会渐趋走向统一在宗教领域中的折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时的文化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