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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问难屈胜百舸争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论争 第一 玄学的分派与论辩（第2页）

向秀，字子期，与山涛同为河内怀人。向秀在竹林七贤中独树一帜，在玄学思想上不像嵇康那样偏激和苦苦相求，不像阮籍那样常有越名教而任自然之举，而是雅好读书，心境澄静，以一种甘于淡泊、随遇而安的恬静和自娱自乐的达观心态面对现实生活。向秀精研《庄子》，著有《庄子注》，史书称其：“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庄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13]说明向秀对玄学发展起有重要作用。由于向秀的《庄子注》，使后世玄学家对庄子的兴趣超过了老子，正始年间玄学名士喜谈老、庄亦演变为后来的庄先老后。

阮咸，字仲容，阮籍之侄。阮咸精通音律，妙解丝竹，时之谓之“神解”。阮咸亦和其叔阮籍一样，不拘礼法，母丧期间，仍然纵情越礼，不顾等级尊卑之分，与姑母的鲜卑族婢女相爱，当听说姑母携婢女离去时，竟借客人之驴，身着丧服去追赶，与婢女同骑而归。其**不羁可谓达于极致。

王戎，字濬沖，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王戎少年时闻虎啸而不惧，神色自若，高门望族的家学渊源，又使他长于言谈应对，因此，颇受阮籍等人的赏识。阮籍曾对王戎的父亲王浑说：“濬沖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14]说明王戎少年即有玄学之士善于清谈的风度。而且王戎的言谈往往言简意赅，颇多隽语，深得玄学注重言约旨远之要义。王戎在仕途上曾几起几落，后虽位至三公，仍心怀竹林之游，感叹入仕犹如鸟之入笼，丧失自由。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沛县）人。刘伶虽容貌丑陋，淡默少言，但深通老、庄之道。在竹林七贤中，刘伶以饮酒著称，鹿车壶酒，不以生死为念。其所著《酒德颂》，将老庄哲理注入饮酒之中，因此，刘伶不像阮籍那样以酣饮避祸，而是借饮酒为得道之途径，以饮酒来陶醉老庄精神，以酒德来比喻老、庄之道，并以此向名教礼法进行挑战。

竹林七贤在继承正始玄学的基础上，从行为和理论两个层面发展了玄学，形成了竹林玄学，使之成为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

理论上，竹林七贤突破了王弼、何晏儒道融合的玄学思想，认为自然与名教不可调和，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进一步发展了道家的自然无为，从竹林七贤的文章中处处可以看到这种思想。如阮籍的《达庄论》中说：

故求得者丧，争明者失，无欲者自足，空虚者受实。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得之道而正者，君子之实也。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著是非者危与身，修饰洁者感于生，畏死而荣生者失其贞。[15]

以息争、无欲、空虚、守静的自然无为来反对礼法名教的有为，保持人的自然之性。阮籍的这种观点在嵇康等人的文章中也处处可见。

竹林七贤在强调任自然的同时，对《六经》进行了公开否定，认为“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16]。这就是说，儒家礼法是压抑人的本性，违背了自然之道，礼法名教与自然水火不能相容，无从调和。从而突破了正始玄学王弼、何晏的儒道调和论。

竹林七贤还将老庄思想引入了其他领域，使玄学思想更为丰富。如刘伶赋予酒以老庄哲理，使魏晋名士纵酒放达有了理论依据。嵇康以老庄思想诠释音律，以“声无哀乐”论反对儒家的礼乐思想，依据老庄的宇宙观，对音乐的本质、与人的感情的关系等进行了阐述，从而融哲学、美学、音乐于一体，丰富了玄学。

在对老庄思想的阐发中，竹林七贤更倾向于《庄子》。王弼、何晏等正始玄学之士主要发挥了《老子》、《周易》思想，而竹林七贤则从庄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中找到了一种更为放任旷达、不拘行迹的达观思想，因而对庄子思想进行了更多的阐发，使玄学发生了一大变化。此后，庄子思想受到玄学之士更多的叹赏钻味，以致老庄之学变成了庄老之学。

行为上，竹林七贤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下，强调不遵礼法，摆脱礼法名教的羁绊，追寻人的个性自由。阮籍认为礼非为他所设，醉眠邻家妇侧，母丧期间，当着司马昭之面饮酒食肉；阮咸与猪共甕饮酒；刘伶以天地为室栋，以室屋为裈衣，脱衣裸形居于屋中；山涛妻夜间越窗窥视嵇康、阮籍，达旦忘返，而山涛不以为怪。凡此种种，都反映了竹林七贤不受名教礼法约束，而追寻自然之道。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行为上将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加以发展，开魏晋名士旷达放任、不拘礼法之风习。

竹林七贤在不遵礼法的同时，走向山林，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大自然的恬静与秀色之中，神与物游。这种源于老庄隐逸精神的生活方式成为竹林风气。阮籍在苏门山中与真人不一言，只以长啸相对；嵇康与隐者孙登同游于汲郡山中，都是想追寻一种隐逸生活。而这种超世拔俗，游于方外的风气，实质上仍是力图摆脱礼法羁縻，不为世俗功名所累，是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竹林七贤的不遵礼法。

竹林玄学与正始玄学的理论基础是一脉相承的，但有了新的发展，对西晋之后《庄》学大兴起了重要的作用。相比而言，竹林七贤与正始名士的人生哲学则差异更大，两晋名士纵酒放达，不拘礼法、隐逸山水等风气，实由竹林七贤所开端。

三、西晋名士与元嘉玄学

西晋建立后，确立以门阀制度为核心的世家大族统治特权，占田、荫客等经济上的特殊照顾，为世家大族的奢侈豪华风习提供了物质基础，司马氏集团的**奢无度又开社会风气之先，士风日益沦丧。何曾日食一万钱，犹曰无处下筷，其子何劭日食二万；王济以人乳喂猪，王恺与石崇斗富更是为世人所熟知。晋武帝司马炎死后，即位的惠帝是个弱智，西晋王朝先后出现了后党专权，藩王跋扈，动乱纷起。文人士子前途无望，朝不保夕，纷纷谈玄说理。因此，玄学在西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西晋的玄学之士按其行迹，约略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继承了正始以来的辩难胜屈，着重于清谈之中阐发玄学义理，姑称之为清谈派。另一类受竹林七贤不拘礼法的行为影响，偏重于行为上的放浪形骸，并以此而博得社会上的声誉，姑称之为放达派。

西晋清谈派的玄学名士主要有王衍、乐广、裴楷、庾敳、卫玠、阮瞻、郭象等人。

王衍，字夷甫，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的堂弟。王衍信奉正始玄学之“贵无”思想，推重老庄之道，同时又自比孔门弟子子贡，明显地具有调和玄儒之倾向。历代史家对王衍的评价毁誉不一，贬之者认为王衍大节有亏，其女身为愍怀太子妃，太子受贾后迫害时，王衍上表要求其女与太子离婚，以避牵连之祸。被石勒俘虏后，为求活命又表白开脱自己责任，还劝石勒称尊号做皇帝，实为清谈误国之祸首。褒之者誉其神清秀明，风姿详雅，妙善玄言，当时无双。其实，王衍身居高位，雅善老庄，说空终日，确无益于国计民生。然西晋社会腐败，大厦将倾，又岂是王衍所能支撑？清谈既为时尚，王衍也只能和众多名士一样，借清谈以逃避仕途风险。

乐广，字彦辅，幼年即曾受到正始名士夏侯玄的赏识，后又受到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的器重。乐广博涉群书，善谈老庄，能以简练的言辞表达精深的义理，达到清辞简旨的境界。乐广善用麈尾阐发事理。古以大鹿尾制成拂麈，称麈尾。魏晋名士以此为雅器，谈玄说理时手持麈尾，以显潇洒高雅之态。一次清谈时，客问：《庄子·天下篇》中“指不至”为何意？乐广并不剖析其意，却以麈尾柄敲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广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将去？”客悟而叹服。乐广反对当时一些名士的放诞之举，认为“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17]！主张旷达不必越礼，实际上是调和自然与名教。这一思想和王衍一致。因此时人以王衍、乐广为清谈领袖。

裴楷，字叔则，正始玄学名士裴徽之子。裴楷少年时就以精于玄学义理而知名，尤精《老子》《周易》，曾以玄学解说《老子》而令群臣叹服。裴楷曾称自己为俗世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可见他亦属调和名教与自然之流人物。裴楷的行迹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衣冠严正，反对放诞，以尧舜为政治理想；但对违礼之举又十分宽容，不惧讥讽，不以毁誉为意。

卫玠，字叔室，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人。卫玠出身望族，自小聪慧秀美，被视为“神童”，后为乐广女婿。卫玠精于《易》《老》，谈理入微至精，曾从哲学意义上对“梦”这一现象进行思考，以致得病。时人曾称听卫玠清谈，犹如正始之音之再现。可见卫玠在晋代玄学名士中的地位和影响。

阮瞻，字千里，父阮咸及叔祖父阮籍皆为竹林名士。阮瞻清虚寡欲，虽诸阮多有放达不羁之举，而阮瞻却无此类行径，性情天然，自得于怀，与世无争。阮瞻的玄学思想明显具有糅合儒道，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结合的倾向。著名的“三语掾”即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倾向。一次，司徒王戎问他：“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阮瞻回答说：“将无同。”王戎咨嗟良久，认为他讲得太精辟了，即命辟之为掾，时人称之“三语掾”[19]。所谓“将无同”之意，世人有各种解释，或认为是“得无同”，或认为是“也许同”，或认为是“也许并无不同”。但无论作何种解释，都反映了儒道合流、名教即自然的发展趋势。而阮瞻能以如此简要的言辞将这种趋势表达出来，确可谓得玄学之要旨，也难怪王戎要玩味不已。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托志老庄，善清言，颇负盛名。郭象在玄学上的主要成果是《庄子注》，这也是西晋名士对玄学的重要建树与贡献。旧史有郭象剽窃向秀《庄子注》为己注之说，成为玄学史上的一桩疑案，后代史家对此聚讼纷纭。其实，向秀、郭象对《庄》学均有高深造诣，而作注时间有先后，因此，郭象之《庄子注》中继承、汲取了向秀的思想并不为奇，也不能凭此就说郭象有剽窃行为，范文澜、冯友兰、任继愈、汤用彤、唐长孺诸先生对此均有考证。

西晋放达派的玄学名士主要有谢鲲、王澄、胡毋辅之、光逸、王尼诸人。

谢鲲，字幼舆，陈国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鲲出身高门望族，年少知名，好《老子》《周易》，善玄谈，能歌善琴。谢鲲虽常常畅谈“三玄”大义，但却以旷达不拘礼法而著称于世。他挑逗邻女，折断两齿，不以为羞，仍傲然啸歌。南渡之后，优游寄遇，不屑政事，唯与毕卓、王尼等纵酒终日。

王澄，字平子，王衍之弟。《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王澄出任荆州刺史，赴任之日，送行者倾朝，王澄见庭中大树上有一鹊巢，便脱衣上树，捉雏鹊玩，且神色自若，旁若无人。其行为之放诞，令人啼笑皆非。到荆州后，王澄纵酒投壶，不分日夜，虽寇戎急务，亦不以为怀。

胡毋辅之，字辅国，泰山奉高（今山东泰安东）人，性嗜酒，放纵不拘小节，与光逸、王尼、阮孚等人放达终日，屡有荒诞之迹。一次，他与谢鲲、阮放等人散发裸裎，闭室酣饮累日，光逸至，欲推门而入，守门曰不准，光逸便在门外脱光衣服，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遂呼其入门共饮，通宵达旦，夜以继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