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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问难屈胜百舸争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论争 第一 玄学的分派与论辩（第3页）

《晋书》评论这些放达之举曰：“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扪鹊，以此为达，谓之高致，轻薄是效，风流讵及。道睽将圣，事乖跰指，操情独往，自夭其生焉。”[20]西晋放达派名士的这些荒诞行为形式上虽和竹林七贤有相似之处，但实质上却有不同。竹林七贤虽不遵礼法，然精神超然方外，因此不为物欲而纵恣，旷达而有节制。西晋名士的**越礼，则几近轻薄、荒唐，徒有旷达之名，并无玄学之心。

西晋玄学则在进一步发展，尤其元康到永嘉年间，社会危机加深，礼法愈亦松弛，玄学思想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其标志就是《庄子注》的问世，使魏晋玄学流派中继王弼、何晏之后，又形成了向秀、郭象流派。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的一个核心命题。正始玄学主张名教本于自然，王弼、何晏都调和儒道。竹林玄学主张名教与自然各不相同，难以相容，强调越名教而任自然。西晋玄学之士则认为名教与自然并无矛盾，从王衍、乐广到裴楷、庾敳、阮瞻诸人都调和名教与自然。乐广的“名教内自有乐地”，王衍的自比子贡又推重庄子，阮瞻的“将无同”等都反映了这一倾向。郭象进一步提出名教即自然，以儒道为一。若将此论推而广之，那么“有为”即是“无为”，“庙堂”即是“山林”，“外王”即是“内圣”，“周孔”即是“老庄”。显然，对玄学理论的这一发展更适应西晋世家大族的需要。为世家大族享乐安逸，又标榜清高的双重人格提供了理论依据。

郭象在《庄子注》中还提出了“独化于玄冥之境”的主张，并成为其玄学思想的基础，郭象以此否认王弼“有生于无”的思想。以形和影为例，按常理，影依赖形（物体）而成，影边的淡影又依影而生。郭象却持否定之见，他认为形、影、淡影都是独立发生，看起来相关，实际上并无因果联系。因此，万物背后并没有一个“无”作为本体，也不存在着“有生于无”。

西晋玄学注重《庄》学，使《庄》《老》《易》并列，号称三玄。而郭象《庄子注》的出现，使玄学更具思辨性，于清谈之中更能诱发人之玄思，由正始年间的王弼、何晏，到元嘉年间，玄学从产生到大畅，终于成为时代精神。

随着玄学理论的发展，西晋谈玄说理的内容也大为丰富，《世说新语·言语》载：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

可见清谈品题涉及名理、历史、人物等诸多方面内容，以阐释义理，发人玄思。可以说，各种内容，乃至谈论者自身的学识、才智、道德修养、器度风采都可以在谈玄说理中得到表现。

四、玄风盛炽江左

公元317年，琅邪王司马睿渡江来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在南北大族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晋政权。此时，北中国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战祸不断，烽烟四起，形成了十六国割据混战的局面。中原名士纷纷南下，使得玄学在东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玄风一度盛炽江左。

首先，东晋玄学的盛况表现在队伍的扩大，谈玄说理不再局限于名士，帝王公卿，大臣逸士，乃至黄口小儿，都卷入谈玄之风。以致出现了一批兼具朝中宰辅与玄学领袖的人物，其著名者有王导、庾亮、谢安等。

王导，字茂弘，东晋开国功臣，司马睿正是采纳了王导的谋略，坐镇江东，联合江南士族，才使东晋得以中兴，王导也因其政治才略而被誉为“仲父”。王导不仅是一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当时的玄学领袖。他的青年时代正是西晋元康、永嘉时期，一流的门第，元嘉玄学的时代思潮影响，使王导对玄学理论颇有研究，并与阮瞻、王承等名士携手共游。尤其是对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及欧阳建的《言尽意论》更为推重，于谈玄之中常引用嵇康义理，剖玄析微，解除疑义。

庾亮，字元规，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成帝登位，庾亮以帝舅身份与王导同受顾命辅政，统领长江上游江、荆、豫、益、梁、雍六州军政要务。庾亮姿容秀美，风度清雅，在尊崇礼法的同时，又好《庄》《老》，与当时的玄学名士孙绰、温峤等都有交往，时人曾说他“身在庙堂之上，心在山林之中”。

谢安，字安石。谢安与王导一样，居宰辅之任而又为玄学领袖，而其政治业绩胜于王导，洒脱风流更高一筹，所以南朝人说：江东风流宰相，唯有谢安。魏晋玄学家所理想的政治家，谢安最为相近。谢安青年时即善于论玄，谈锋锐不可当。出仕前寓居山水怡人的会稽，与那里的名士名僧王羲之、许询、支道林等交往密切，共论《庄》《易》。

王导、庾亮、谢安诸人先后执掌朝政。他们的谈玄说理，势必使玄风畅炽，《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个故事，颇能说明问题：

司空顾和与时贤共清言，张玄之、顾敷是中外孙，年并七岁，在床边戏。于时闻语，神情如不相属。瞑于灯下，二儿共叙客主之言，都无遗失。顾公越席而提其耳曰：“不意衰宗，复生此宝。”[21]

顾和为江东士族，说明谈玄已非中原南渡士人之专有：七岁儿童竟能一句不漏地背出客主谈玄之言，若非平时耳濡目染，熟悉玄谈用语，岂能如此容易记住；顾和听到后夸奖不已，说明世人对谈玄说理的崇拜，于此可见东晋玄风盛炽之一斑。

在大族凌驾于皇权的东晋社会，上层社会的人物皆重谈玄，又使得玄学与政治密切相连，玄学思想深深地烙痕于东晋的政治生活，这亦成为东晋玄学之一大显著特点，名教皆自然在东晋得到了现实的证明。王导为政清静宽和，实行“网漏吞舟”“愦而不察”的宽松政治，思想根源乃出自老庄无为之治、简易之教的政治理想。谢安为政务求清静，成功地运用玄理指导政治，提出操切之政未必有益，认为误国不是清谈所致，而是由于清谈者不务实。他们往往礼玄双修，一方面从玄学中吸取治国思想，以冷静客观的政治远见，强调为政宽恕，无为而治，稳定了东晋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虽也常常周旋于名士之间，谈玄说理，却并不妨碍政务，更没有那种放诞不羁之举，而讲究务实之举。如庾亮谈玄不让他人，但在处理公务时却风格峻整，动由礼节；谢安欣赏清谈，却对其弟谢万肩负军事重任而以吟啸自高的行迹极为不满。名教与自然、山林与庙堂的关系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有机的结合。

其次，东晋玄学的盛况表现在谈玄说理的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有多人聚会，问难屈胜。如谢安曾和许询、支道林等人谈《庄子·渔父》，名僧支道林首先剖析义理，七百余言，理义精微，辞藻动人。待在座之人都“通”之后，谢安对众人谈理的不是之处提出诘难，然后万言长论，不仅理辞皆精，而且神气萧然自得，四座称美。除了这种形式的谈玄之外，还有两人促膝相对，缠绵论至，整个谈玄说理过程充满细腻的情旨，简文皇帝与许询就做过这样的彻夜之谈。当然，还有两人之间的激烈辩难，殷浩与刘惔、孙盛都进行过这样的谈玄。对谈之中，辩争激烈，互不退让，直到一方小屈，才肯罢休。许询与王修谈玄为争高低，竟形同水火，甚至加入意气之争。如果说，这种两人辩难是为争胜，那么两人促膝之谈则是为求知音。

东晋玄学发挥的仍是老、庄、易、义理，同时又出现了调和儒道之思想。“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的惨痛后果，使东晋初年的思想家出现了一股反思浪潮。玄学名士孙盛认为王弼注《易》而未及《易》之精华，徒以穿凿附会、浮辞溢目而取胜。葛洪指责竹林七贤曲解老庄，那些放诞之举有悖华夏文明。戴逵认为阮籍、嵇康等人迫于环境而放达，尚情有可原，西晋名士的放达则纯粹是纵欲任恣而已，败坏世风。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批调和儒道、儒玄双修的玄学家。其著名者有王坦之、李充。

王坦之崇老黜庄，认为庄子其言诡谲，其义诙诞，害多利少，**越礼成为时俗，原因就在于庄学盛行。而老子和孔子的宗旨相同，孔子、颜回以礼义教人，符合老子“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天道圣德，孔、颜实在是精通玄学。因此，名教与自然结合，才能达到最高境界。

李充认为儒学为末，老庄为本，两者完全可以互补。老子反对礼教，是为了匡救礼教之弊，因此老庄与儒教其实是殊途同归，并无本质的差异。

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和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至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这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历史时空的变化，玄学最终并没有和儒学相结合，而是与外来的佛学相互渗透、合流了。佛理进入玄学，成为东晋玄学的又一显著特点，对此，将在本书第四章中详述。

东晋玄学的盛况还表现在玄学之士的精神风貌和生活方式成为时尚，流行于整个社会。

东晋之后，玄学渐成余波。尽管还有理论上的纷争，但名教与自然这一玄学的核心问题已得到解决，儒玄并综，礼玄双修已成为基本一致的结论。不少玄学之士深通儒家的礼仪制度，一些儒家学者也兼注老、庄、易三玄。玄学末流则通过放达隐逸之风表现出来，遂最终导致了玄学的消亡。

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思辨哲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玄学义理的问难辨析，冲破了两汉以来儒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而且孕育了一大批富有个性，才情并重的思想家。魏晋时期思想解放、学派纷呈局面的出现，与玄学的产生与盛畅是分不开的。从这一意义上说，魏晋玄学不仅自身是当时文化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为推动当时的文化争鸣、丰富文化争鸣的内涵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