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二 夷夏之辩与佛道之争（第1页）

第二节　夷夏之辩与佛道之争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是发展迅速。与此同时，道教由于自身的变革和上层统治阶级的支持，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为扩大各自的社会影响，争夺作为正宗思想文化的地位，佛教与道教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由于佛教为外来文化，道教为本土文化，遂使这场争论又蒙上了一层民族色彩，变成了夷夏之辨，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争鸣的又一焦点。

一、佛道相争之先声

以夷夏之辩为内容的佛道之争，主要发生在南北朝时期，而其先声，则可以追溯到东汉后期。

汉末牟子著有《理惑论》[22]，以中国传统观念对佛教进行了阐述。在这部以问答形式写成的著作中，牟子多次给佛教披上了道家的外衣。如说佛乃道德之元祖，佛教讲究清躬无为，并不厌其烦地多次征引《老子》以证其说。但同时，牟子又对道教的羽化成仙、长生不死之说进行了驳斥，认为全是虚诞之言，不值一信。这种情况，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还不甚了解，视佛教为道家的一个派别；也说明佛教传入中土之初，便与道教产生了矛盾，在争论着到底是佛为道德之祖，还是道化佛教。而在“问”者的话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只闻用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岂能舍周、孔之道，学夷狄之术。可谓开夷夏之辩、佛道之争风气之先了。两晋南北朝的佛道之争不过是这一先声的继续和发展。

汉桓帝时，襄楷上疏，不仅将佛道视为一体，都是崇尚清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而且认为佛教乃老子入夷狄所化。逮至西晋，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攻击佛教，与沙门帛远一争邪正，从此展开了佛道之争。

十六国时，后赵中书著作郎王度上奏石虎说：佛教来自西域，属外国之神，华、戎制异，夷、夏有别，汉代传入中原以来，只是让西域人立寺礼拜，汉人不得出家。建议石虎下诏禁止国人到寺庙中去烧香拜佛，凡有出家者，令其还俗。然而王度没有想到，出身羯胡的石虎并不讳忌自己的民族成分，反而认为自己既是胡人出身的皇帝，理当敬祀“胡神”的佛。下令不论汉人，还是蛮、夷少数民族，凡愿意事佛者，悉听其便。王度挑起的一场夷夏之辩以流产告终。

刘宋太始三年（467年），江南著名道士陆修静奉诏入京，途经九江时，九江王问陆修静“道佛得失异同”，陆修静以“殊途一致”相答。及至京师，宋明帝又先后两次集玄、释、道之人，相互辩难，当争论谁先提出三世轮回之说时，佛教徒纷纷抗议道教袭取佛教之说，而陆修静则争辩说《庄子》已云“方生方死”，只不过言约理玄，世人未曾醒悟而已。

尽管佛道之争自汉末魏晋以来从未停止过，但由于其时佛教正处于在中原扎根发展阶段，道教也忙于自身的改革与完善，加之社会局势动**，战乱不断，因此，佛道之争只是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尚未演成大规模的激烈相争。及至南北朝，随着社会政局的稳定和双方力量的发展，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佛道之争。

二、《夷夏论》与南朝的佛道之争

汉魏两晋时期时隐时显、时断时续的佛道之争，到南北朝时分别在南北两地展开了大规模的佛道之间的大辩论。在南朝，这场争论源起于顾欢所写的《夷夏论》。

顾欢，字景怡，吴郡盐官（今浙江海宁）人。其祖顾纠于东晋安帝隆安年间因避战乱迁徙至此，家世贫寒，祖、父皆以务农为生。顾欢从小好学，因家贫无力供其上学，顾欢便在乡中学舍的墙边听讲，8岁时已能背诵《孝经》《诗经》《论语》。及长，更是笃志好学，白天躬耕田亩，晚上燃糠自照诵读。20多岁时，师从雷次宗习玄学和儒学义理。母亡后立志隐居不仕，于剡县（今浙江嵊州）天台山开馆授徒，受业者常近百人。齐高帝萧道成征其为扬州主簿，顾欢以“山谷臣”自称，上表辞谢不受，并进《政纲》一卷及其所撰《老子道德经义疏》，携齐高帝所赐麈尾、素琴而归。永明元年（483年），齐武帝又征召顾欢为太学博士，仍不就。年64卒，“身体香软，道家谓之尸解仙化焉”[23]。顾欢不善谈辩，长于著论，齐武帝诏其诸子撰顾欢《文议》30卷。

关于顾欢的身份，历来史家多称他为道士，而《南齐书》仅云其“隐遁不仕”[24]。其实，从史书记载来看，顾欢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他自幼即习儒家经籍，从齐武帝欲征召其为太学博士一事可见顾欢的儒学修养甚高。他又师从雷次宗研习玄学，曾与孔珪共谈《四本论》，条分缕析，辨其不当，并作《三名论》以正之；他还曾注王弼的《易注》，说明顾欢亦精于玄学。顾欢的老师雷次宗曾是东晋名僧庐山慧延门下贤士之一，后又回庐山，耳濡目染，顾欢当亦受到佛学的影响。当然，顾欢信奉的主要还是道家思想，他雅好黄老之学，曾著《老子道德经义疏》。因此，他虽熟习儒学，并没有成儒学之士，虽精于玄学，也没有成为玄学之士。而是与奉道家学说为经典的道教之士往来密切，为五斗米道徒杜子恭的玄孙杜京产拣选道教经籍。显然，尽管顾欢未必出家成为真正的道士，但他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当顾欢见当时佛道二教互相诋毁非难时，便撰写《夷夏论》，详辩佛道二教的是非异同与高下优劣，并由此而引起了佛道之间空前激烈的一场大辩论。

《夷夏论》的论点主要有四：

其一，佛道同源。中国自三皇五帝以来，只有老庄之道和周孔儒学，并无佛教，佛教乃是老子入天竺化胡成佛，才兴起佛教。如果孔子、老子不是佛，那么还有谁能称为佛呢？因此，“道则佛也，佛则道也”[25]。佛道二教起源相同，并无二致。

其二，佛道术异。佛道虽则同源，都是圣人用以教化众生，劝善戒恶，但教化的对象不同，所用的方法也不同，因此佛道术异，道教教化的华夏之人，华夏风俗是民风淳朴，遵行礼教，谦让温良。所以圣人以道教养生仙化之术、精微质朴之道，使华夏之人全形守礼，自然无为，止于至善。佛教教化的是西戎群夷，戎夷风俗是胡服鸟语，蛮荒无文，人性凶恶。所以圣人教以佛教的涅槃灭度之术，勇猛破恶。“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兴善则自然为高，破恶则勇猛精进。”[26]夷夏之人性有差异，佛道之术也不一样。

其三，佛道之用不能相混。佛道虽然都是教化众生的，但夷夏之人性有别，不能相互混用。其理如同舟、车虽然都是载人致远的交通工具，但舟只能航行于江河之中，车只能行于陆地之上，两者无法更换。“虽舟、车均于致远，而有川、陆之节；佛、道齐乎达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谓其致既均，其法可换者？而车可涉川，舟可行陆乎？”因此，佛道二教“各出彼俗，自相聆解”[27]。绝不应将出自戎夷之地的佛教用于教化华夏之邦。

其四，舍华效夷，义将安取。既然佛道之用不同，那么，中国人就不应该信仰佛教。因为佛教倡导的剃发旷衣，毁貌易性，弃绝妻子，断绝宗祀的行为完全违背了华夏的传统礼仪，是“悖礼犯顺”，舍华效夷，义将安取。那些无知的刻舷沙门、守株道士之间互相争论不休，而恰恰没有搞清楚佛道二教“本同俗异”[28]的道理。佛道二教的优劣高低，乃是不辩自明、显而易见的。

顾欢的《夷夏论》将佛教贬为夷狄之教，加之使用了诸如“狐蹲狗踞”一类近乎谩骂的刻薄词语侮辱佛教。因此，《夷夏论》一问世，便招来了佛教徒的强烈反击。司徒袁粲首先化名道人（佛教徒之称）通公，著论反驳。

袁粲的文章从三个方面反驳了顾欢的观点。其一，佛祖释迦牟尼的诞生早于老子，并非老子入西域教化后才有佛教，老子化胡一说毫无根据。其二，孔子、老子、释迦建立的教理完全不同，孔、老以治世为本，而释氏强调以出世为宗，二者之道不同，根本就谈不上同源异俗。何况，道教追求羽化成仙，结果却难脱白首老死。佛教追求泥洹灭度，能使人了却尘世俗缘，脱离生死，湛然常存。若以此论优劣高低，则显然是佛优于道。其三，中西风俗确有差别，但佛教在中国传播，并不强行要求遵行西方风俗。至于有些礼仪，如膝行为礼，三绕为虔，是古人即有之礼，与佛教的传播无关。中西风俗的差异，不会妨碍佛教的传播，也不会引起混乱。

针对袁粲的反驳，顾欢再次著论，坚持自己的观点。其一，道先于佛是不争之事实。道经完成于西周，佛教东汉时才传入中土，道教比佛教早八百多年，显然是道先于佛。其二，华夷风俗确有善恶之分。戎夷之地，习俗强犷，礼仪不同于中华，佛教产生于夷地，正说明戎夷之俗凶恶；道教出于华夏，正说明华夏风俗至善。因此，佛教劝人为善的道理可以听取，但佛教的那些仪规，则绝不应该接受。其三，佛道二教文质有异，但道教执本以领末，佛教救末以存本，同源一致。其四，神仙是大化的总称，一些人以服药延寿，寿尽自然死去，这些人只能算是修考之士，并非神仙之流。

在顾欢与袁粲尽开争论的同时，其他佛教徒也纷纷发表议论反驳顾欢，据今本《弘明集》所载，有明僧绍作《正二教论》，谢镇之著《折夷夏论》《重与顾道士书》，朱昭之作《难夷夏论》，朱文之作《咨顾道士夷夏论》，释惠通的《驳夷夏论》，以及释僧愍的《戎华论》，等等。

明僧绍，字承烈，平原鬲（今山东平原南）人。宋、齐两朝曾多次委以官职，均辞谢不就。早年曾于崂山聚徒讲学，晚岁好佛，栖身于南京摄山栖霞寺。顾欢《夷夏论》问世后，明僧绍即作《正二教论》，逐条驳斥了《夷夏论》的观点。

关于老子入天竺化胡成佛之说，遍览阐述道家宗旨和敷玄之妙的老、庄之书，从未见到有变幻形状的奇闻怪异，考之事实，年事并不相符，纯粹是无中生有的荒诞之说。关于佛道二教之源。释迦牟尼创立佛教，讲究圆应无穷，通过练精研照，精深所会，明因果之报。道教则教极浇淳，不议殊生，可为帝王之师。因此佛道二教各有其义理。关于华夷异俗。虽然华夷习俗有所不同，但就教化而言，其理相同。圣人之说，并不以华、夷有别而受到局限，佛教乃明神道之所通，处处可用，并不拘泥于地域的不同而削弱作用。关于道家仙化之说。道教宣传长生不死，然道教所说的服食金丹，羽化尸解，验之事实，并无人见之。至于那些神怪变化，符水咒辞，更是以怪诞惑世。据此，明僧绍得出结论，佛道二教可以兼有所得。道教的真谛并不在于神化无方，济世不死，而是修身治国，绝弃贵尚，浩气养和，就经世治国而言，孔、老学说已达到了极高的境界。佛教弘扬的是尽照穷缘，明彻人生因果。因此，二教的区别在于“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29]。从上可见，明僧绍在声称佛教高于道教的前提下，仍强调佛道二教可以兼取，儒、道、释三家应该并重。

谢镇之，生卒年及生平事迹均不得考。顾欢《夷夏论》出，谢镇之作《折夷夏论》《重与顾道士书》驳之。其论点主要有二：

其一，佛优于道。道经简幽，学道者难以钻研领会，深究其理；道法以吾我为真实，服食丹药养生，难以长生不死；孔、老主张以全形守祀，恩接六亲，摄生养性，虽为尽美，难称尽善。佛经繁显，信佛者易于学习领会；佛法以有形为空幻，故忘身以普济众生。因此，佛教犹如汪洋大海，其智慧难以说尽，其应迹也难以形测，不但尽美，而且尽善，可见佛优于道。

其二，教化岂分夷夏。佛道二教虽出自不同的地方，但不论夷夏，人之所爱所重却有共同之处。因此古昔一法，万界同轨。何况，真道唯一，法亦不二，既然佛教精深微妙，清津幽畅，那么不分夷夏，都应以此为大道。顾欢既不了解佛教，也不通晓道教，曲解二教，不值一驳。

他如朱昭之的《难夷夏论》对顾欢作了十条驳论。惠通的《驳夷夏论》和僧愍的《戎华论》则以激烈的言辞驳斥了顾欢所引老子化胡说的《玄妙内篇》是伪经，极力贬斥道教的方术、轨仪，乃至服饰打扮的丑陋不堪。

因顾欢《夷夏论》而引发的这场佛、道之争，以夷、夏之辩的面目出现，反映了中国本土传统儒道文化对外来佛教文化的排斥。因此，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佛、道二教的信徒在争论不休，争论的问题有的也属于曲解，有的则近似谩骂，毫无意义。但实际上却是两种文化形态、两种文化观念的争论。在争论的同时，使更多的人了解了佛、道二教的源与理，推动了佛道二教的相互渗透与融合。

三、《三破论》与南朝佛道之争的激化

在“夷夏之辩”之后不久，又有道士伪托南齐贵族张融之名，发表了《三破论》，挑起了一场更为激烈的佛、道之争。

张融，字思光，吴郡吴（今江苏苏州）人。张融与道士陆修静交往甚密，又长于名家白黑之论，文辞诡激。大约出于这些原因，道教徒遂托名张融，著《三破论》问世，攻击佛教。其三破是指：

第一破，佛教入国破国。佛教狂言说伪，到处建寺立塔，所费无度，聚敛百姓，使得国库空虚、百姓穷困。佛教徒不蚕而衣，不田而食，不娶妻养子，长此以往，国灭人绝。佛教花费巨大，却对国计民生无丝毫益处，比任何灾害都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