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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问难屈胜百舸争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论争 第一 玄学的分派与论辩（第1页）

第三章问难屈胜，百舸争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论争第一节　玄学的分派与论辩

玄学形成于曹魏正始年间，从汉末清议演进而来的清谈与玄学相结合，兴起了一股正始玄风，逮至两晋，盛炽一时，“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1]。并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正始之音与玄学的产生

正始年间是玄学正式创立的时期，谈玄说理蔚然成风，正始名士纷纷卷入其间，史称“正始之音”。

玄学又称“形而上学”，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看法。在正始之前，玄学思潮即已出现。汉魏之际寄附于刘表的“荆州学派”和魏明帝太和初年时名士荀粲等人便开阐虚论玄之先。不过，玄学到正始年间才最终形成，这又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正始年间正是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魏明帝曹叡死后，遗诏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共同辅佐少主齐王曹芳。曹爽受顾命拜大将、都督中外军事，幼帝继位后又拜侍中，总揽朝廷军政大权。又委其弟曹羲为中领军、曹训为武卫将军、曹彦为散骑常侍侍讲，其余诸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闼，对司马懿构成严重威胁。

然而，曹爽远非司马懿的对手。司马懿辅政三曹，长于将略，多有权谋，史书称其“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2]。在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养成了藏而不露的个性。当他面对曹爽咄咄逼人的攻势时，一面称病不朝，一面暗中布置，密加防范。正始九年（248年），曹爽亲信李胜乘出任荆州刺史之机，前去向司马懿辞行，探听情况。司马懿故意表现得思维混乱，言语谬误，装作行动迟缓，衣服也拿不住。又用手指口，意口渴要饮水，当婢女进粥，司马懿持杯饮粥时，粥都流到前胸的衣襟上。司马懿悲哀地向李胜说道，自己年老疾笃，死在旦夕，恐怕再不能相见了。曹爽得到李胜的报告，以为司马懿病入膏肓，形同走尸，不足为虑。次年春，曹爽兄弟陪同齐王曹芳离开洛阳城去高平陵谒祭明帝，司马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闭洛阳城门，占据武库，控制禁军，发动兵变。同时上奏太后，弹劾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结党专权，欲行僭代。无能的曹爽犹豫不决，**尚能“不失富家翁”，束手就擒。不久，司马懿即以“谋图神器，大逆不道”的罪名，将曹爽兄弟以及何晏、丁谧、李胜等支党全部诛杀，夷及三族。大司农桓范对昏聩无能的曹爽曾痛哭说：“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矣！”[3]正是在司马氏即将取代曹魏政权这样的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下，正始玄学产生了。

对玄学理论化、系统化做出贡献的学者当首推何晏、王弼。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东汉大将军何进之孙。晏母改嫁曹操，晏被曹操收作养子，但他在曹魏政权中长期得不到重用，直至正始年间曹爽秉政，才被起用，仕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主选举。

何晏于正始年间倡导玄学，并成为清谈领袖。他曾注《老子》，后见王弼的《老子注》比自己之注更为精到，遂改写为《道德二论》。今何晏之二论已佚失，仅在《列子》书中张湛注引有一些片断。何晏还撰有《论语集解》。何晏自称其玄学已臻于出神入化之境界，其说虽难详证，但从《文心雕龙·论说》云：“魏之初霸，术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练名理。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说明正始玄学的兴起，确属何晏等人的倡导。何晏不仅精于玄学，而且长于清谈，将清谈与玄学相结合。史称他为吏部尚书时，谈客盈门，成为清谈领袖人物。“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4]王弼即为其时何晏清谈之座上客。

何晏姿容飘逸，面容洁白如玉，魏明帝曾疑其是傅粉之故，于炎炎夏日邀何晏吃热汤饼，晏吃得满头大汗，撩衣擦脸，面色皎洁如故。后因与名士饮酒作乐，不分昼夜，又妻妾盈于后庭，纵欲无度，面容枯槁，遂服食五石散。于是自觉精神爽朗，神清目明，便大加倡导，以致服食之风弥漫于魏晋时期，成为名士中盛行一时的风尚。

王弼，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的侄孙。王弼祖辈曾为汉三公，属名门士族，父王业，为尚书郎。何晏为吏部尚书，爱弼之才，荐于曹爽，然未受重用。王弼由此得福，司马懿诛夷曹爽、何晏时，未曾连及王弼，仅被免职。不久，王弼因病而亡，年仅24岁。

王弼少年时即已深通玄学，“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5]。先后著有《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王弼的玄学造诣精深，远远超出其同时代的玄学之士，何晏就曾叹服道：“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6]正始玄学的奠基者实应首推王弼，但因何晏亦赞同王弼的思想观点，而且在清谈中十分推崇王弼，因此，后人在论及正始玄学之形成时，皆以王、何并称。

正始年间的玄学之士，除王弼、何晏外，还有裴徽、傅嘏、荀粲、夏侯玄、钟会等人。

裴徽，字文季，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徽父茂在汉灵帝时任尚书，其家世为著姓。裴徽才学高深，善言玄妙，当时人称其“才理清明，能释玄虚，每论《易》及老庄之道，未尝不注精于严、瞿之徒也”[7]。说明裴徽善谈玄学，精通《易》《老》《庄》之义理。裴徽与何晏、王弼、傅嘏、荀粲等正始玄学名士来往甚密，成为玄学圈子中的重要人物。

傅嘏，字兰石，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人，家世为汉以来大姓。傅嘏在政治上与何晏不和，属司马氏集团。在玄学上，傅嘏提出了才性之辩，“嘏既达治好正，而有清理识要，好论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8]。还著有《才性》一书，人称“师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9]。今书已佚失。

荀粲，字奉倩，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荀氏家族以儒学知名于东汉后期，粲父彧是曹操的股肱之臣。荀粲虽出身经学世家，荀氏子弟也多以儒术著称，然粲却独好言道家学说，认为“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10]。荀粲这种鄙视《六经》，以《六经》为糠秕的观念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名士不拘礼法，蔑视经典。荀粲在正始前十余年即已和裴徽、傅嘏等谈论玄学，成为正始玄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夏侯玄，字太初，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夏侯与曹氏世为姻亲，曹爽当政，玄与爽为中表亲，因而受到重用。曹爽被诛后，玄连遭贬黜。后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缉欲以夏侯玄取代司马师辅政，事泄，夏侯玄等均被诛死，夷三族。夏侯玄著有《本无论》，今已佚失。在正始玄学之士中，夏侯玄以思想深刻、长于分析、注重品格修养而著称。

钟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人，父钟繇历仕魏武、文、明三帝，为曹魏名臣。钟会于正始中受重用，此后接连升迁，灭蜀后因与蜀将姜维勾结谋反，失败被杀。钟会青年时与王弼、何晏、傅嘏等相识，尤其与傅嘏就才性问题多有讨论，进一步发挥了才性之辩，并著有《四本论》。“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11]由于《四本论》已佚，其详细内容不得而知，但东晋时，才性四本为玄学谈理之重要命题。

正始玄学的主要形式是清谈，即以究天人之际的玄学义理为内容，众人相互辩难讨论，将义理谈论透彻。当时，玄学之士涉及的主要命题有以无为本，言、意之辨，圣人无情说，才、性之辩等。通过对这些命题的问难诘辩，援道于儒，在一定范围内排挤了儒家的地位。从这一意义上说，正始玄学在魏晋南北朝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后，两晋名士对正始玄风追慕不已，亦不足为奇了。

二、竹林七贤与竹林玄学

正始之后，曹魏政权实际已落入司马氏之手。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死，子司马师秉政，两年后，废齐王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正元二年（255年），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代之执政，咸熙二年（265年）八月，司马昭死，三个月后，其子司马炎篡魏建晋。在这短短的十六七年时间中，拥戴曹魏的官僚士大夫不断起事，司马氏则大开杀戒，继曹爽、何晏诛夷三族后，夏侯玄、李丰、张缉、毌丘俭、诸葛诞等也相继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魏晋易代之交一片腥风血雨，竹林七贤正生活在这样一个动**的时代。

竹林七贤之名见之于《三国志·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七贤”的活动，已在正始之后。

“竹林七贤”砖刻画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嵇康虽家世儒学，却好谈老、庄，超然旷达，不修名誉，嫉恨礼法，菲薄周、孔。景元三年（262年），因言论**罪而下狱，不久处死。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父阮瑀为建安七子之一。由于家学熏陶，阮籍博学多艺，尤好《庄》《老》，旷达不羁，不拘礼法。阮籍少年时亦有济世大志，然政局纷乱，遂寄情山水，纵酒酣饮，不与世事，以求自全。“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12]阮籍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其所著《大人先生传》《达庄论》中，对那些拘泥礼法的虚伪之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山涛性好《庄》《老》，与嵇康、阮籍相交甚深。正始年间，山涛步入仕途，但因其时政局反复，曹爽与司马氏正相争激烈，遂辞官而去，与阮籍、嵇康等作竹林之游。直到司马师当政，才重新出仕。由于山涛兼具名士声望和从政能力，入晋后屡次升迁，位至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