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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与西域及域外地区的文化交流（第1页）

第五节　与西域及域外地区的文化交流

秦汉以来，中国与西域及域外地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张骞通西域之后，更是达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并未因国家分裂而中断这种外向的文化交流。相反，交流的内容更加丰富。

一、与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南亚各国包括今日之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等国，古时称天竺，分中天竺、东天竺、西天竺、南天竺、北天竺，谓之天竺五国。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曾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见到购之印度的四川蜀布和筇竹杖，可知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佛教传入中国后，以佛教为内容的文化交流日趋密切。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仅印度、西域僧人纷纷来中土传经弘法，而且大批中土僧人也结伴西行，前往天竺广求经典，博访名师。曹魏甘露五年（260年），僧人朱士行西行求法，至于阗得《般若》正本。此后，西行者日众，十六国东晋时达到**，或一人独往，或十数人结伴而行，足迹遍及西域及天竺各国，其中影响最大者，当首推法显。

法显《佛国记》

法显，于后秦弘始元年（399年）与慧景等人从长安出发，其时法显已六十余岁。一路经张掖、敦煌，从鄯善、焉耆越沙漠到于阗，观看佛诞节庆祝仪式后继续西行，抵古印度西北的陀历国。法显在西北天竺遍游乌苌、犍陀卫、竺刹尸罗、那竭、罗夷、跋那、毗荼等十国后，又进入佛教发源地恒河流域的中天竺。他在此学习梵文梵语，抄写戒律。然后沿恒河东下，渡海至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搭船归国途中，遭风船漏，船漂至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停留了5个月，又搭商船向广州进发，经三月才在青州登陆，此时已是东晋义熙八年（412年），在14年中，法显游历了西域6国、天竺21国、狮子国和耶婆提国等29国。法显西行不仅带回了一批中土所无的佛教经典，而且用文字记录了西域和南亚各国的交通、地理、历史、社会习俗等。所著《佛国记》一书，成为研究这些地区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

法显之外，西行求法者中著名的还有：

僧纯、昙充，前秦建元中至龟兹，求律于昙慕蓝寺。

竺道曼，前秦建元中到达龟兹求师。

慧睿，西行求法，到南天竺。

支法领、法净，慧远弟子，受师之命，西行求法，得经而返。

法盛，遇僧人智猛从天竺回，述诸神迹，遂与师友29人结伴西行，前往天竺。

沮渠京声，西行至于阗，于瞿摩帝大寺遇佛大先，咨问道义，得经而归。

智严、宝云、慧简、僧绍、僧景五人，同志西行，隆安四年（400年）到达张掖，遇见西行求法的法显一行，遂偕行至敦煌。后智严与慧简从乌夷国折返高昌，抵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从佛大先受佛法三年，请佛陀跋多罗相偕东归，住于长安。刘宋元嘉年间，智严在建康译出了西行带回的《普曜经》《广博严净经》《四天王经》等。晚年又携弟子游天竺，卒于罽宾。宝云等则与法显继续前行，经于阗，度葱岭，终至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宝云在此供养佛钵，遍学西域方言，与僧景等东归。

智猛，后秦弘始六年（404年）招结同志15人，从长安出发西行。一路上，或归或死，到天竺时仅剩5人。先后游历罽宾国、奈沙国、迦维罗卫、华氏国及释迦涅槃、成道之地。宋景平二年（424年），携《大泥洹经》《僧祇律》等归国，路上又死3人，回到中土时仅智猛与昙纂二人。撰有《游行外国传》一书。

法勇，与僧猛等25人结伴西行，从刘宋永初元年（420年）出发，一路历经艰难，到达中天竺时仅剩5人。后从南天竺沿海路归国，于广州登岸。

惠生、宋云，于北魏神龟元年（518年）西行求法，到天竺，在乌苌国住两年，于正光二年（521年）携大乘经典170余部归国。

西行求法之僧还有昙学、威德、道泰、僧表、慧览等。这些西行求法者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文化修养，因而能较好地吸取印度文化之精华，在促进佛教传播的同时，也把中国文化传向了印度等南亚各国。

除了这种民间的文化交往之外，当时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政府间交往也十分频繁。据《魏书》《梁书》《北史》《南史》等史籍记载，北天竺的犍陀罗国在北魏时期曾5次派使臣来洛阳；乌苌国（今巴基斯坦北部）6次派使臣来洛阳；尼婆罗国（今尼泊尔）4次派使臣来洛阳；罽宾国6次派使臣来平城和洛阳南天竺国5次遣使北魏。东天竺的槃是国（今孟加拉国）、西天竺也都曾派使节来平城、洛阳访问。中天竺的笈多王朝则和东晋南朝保持着密切往来，曾4次派使臣来到建康。狮子国也曾4次派使臣来建康。这些来华的使臣不仅带来了南亚各国的特产，如白象、火浣布、各种工艺品等，而且使人们从他们身上了解了南亚各国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化。同时，这些使臣也把中国的民俗风情、典章文物等带回国去，从而促进了文化交流。

通过民间与政府这两条途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政权继续保持着与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南亚各国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如开凿于后秦、西秦时期的甘肃天水麦积山早期石窟和开凿于北魏前期的云冈昙曜五窟，其造像雄健高大、深目高鼻、眉细眼大、两耳垂肩、宽肩细腰、衣纹凸起、密褶均衡，明显地具有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成为当时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实证。又如斯里兰卡使者于东晋义熙初年送来的玉佛像，陈放在建康瓦棺寺后，与戴安道的手制佛像、顾恺之的维摩诘壁画像，被世人并称为“三绝”，成为中斯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

二、与中亚、西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的往来便十分密切。至于魏晋南北朝，这种友好关系一直维系未断。据《三国志》《晋书》《魏书》《北史》等史书记载，大宛在曹魏、西晋、后赵、前秦、北魏时，曾10次派使臣来中国访问，赠送汗血马、珊瑚、琉璃等物。贵霜王朝也在曹魏明帝时遣使节来洛阳。吠哒征服贵霜后，继续保持同中国的联系，从北魏文成帝太安二年（456年）到北周明帝二年（558年）的一百余年间，先后15次派使臣来平城、洛阳、长安访问，5次派使臣访问建康，与南北政权皆保持着友好关系。中亚最繁华的工商业国家悉万斤曾10次派使臣访问北魏。中亚游牧大国康居曾派使臣访问曹魏、西晋。位于今黑海、里海之间的粟特曾9次派使臣访问北魏、北周。太延五年（439年），北魏太武帝灭北凉，时姑臧城内有许多粟特商人，后文成帝时，粟特王派使臣前来赎回，北魏政府优礼送归。此外，中亚的者舌、忸密、吐呼罗、薄知、迷密诸国也都曾派使臣来访。

西亚诸国也和我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年）到西魏恭帝二年（555年）的一百年间，波斯使者12次访问平城、洛阳、长安，3次由海道访问建康，与南北政权都保持着联系。《洛阳伽蓝记》记载说洛阳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白象为北天竺犍陀罗国所送，狮子即波斯王所送。大秦商人秦论于孙吴黄武五年（226年）经海路来到广州，成为第一个在中国正史中留下姓名的大秦人。此后，大秦使者曾先后访问过西晋、前凉、东晋，北魏时，更是三次遣使者来访。其时洛阳城内就有不少波斯和大秦商人，北魏政府特设四夷馆，接待他们。

在中亚、西亚各国使臣来华的同时，中国使者也前往中亚、西亚。西晋武帝曾遣使去大宛，北魏曾多次派使者出访，其中高徽两次出使吠哒，黄琬、高明出访大宛、者舌等国，韩羊皮曾出使波斯。西魏、东晋也曾分别派使臣出访波斯、大食。

频繁的使臣往来，推动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科技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我国的养蚕、织绸技术西传波斯、大秦，西方艺术和玻璃制造术也东传中国。

早在先秦时，中国的丝绸即源源西去，但养蚕、缫丝、织绸技术的西传则要晚得多，直到东汉时才传到新疆，南北朝时经西域传到波斯，后又从波斯传到大秦，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中亚、西亚各国的技术和艺术也传到我国。20世纪河南出土了一批古玻璃，后经光谱分析，其中有2至4世纪的埃及制品，在洛阳也发现了亚大山大里亚玻璃珠和埃及玻璃瓶，瓶上有代表雅典娜头像的圣牌装饰图样[30]。随着玻璃制品的传入，制造玻璃的技术也传到中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大月氏人在平城采矿烧制玻璃，光色映彻，观者莫不惊骇，成为现存外国人来华传授玻璃制造技术的最早记载。我国早在西周时即已能制造玻璃，但与西方玻璃相比，在耐高温性，温差变化的适应性方面较差，随着西方先进玻璃制造技术的传入，促进了我国玻璃制造技术的提高。

鸭形玻璃水注（十六国北燕）1965年辽宁北票出土

波斯军队很早就使用兜鍪铠甲，魏晋南北朝时传入我国。曹植在《先帝赐臣铠表》中就曾称赞波斯名贵的环锁铠，但当时还较少见。到东晋南北朝时则已普遍使用，不仅将士头戴兜鍪，身披铠甲，就连战马也披上了马铠。从麦积山石窟第127窟北魏壁画、大同出土的北魏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墓的甲骑具装俑、江苏丹阳陈朝大墓的砖刻壁画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装束。

银执鎏金把手胡瓶

（北周）宁夏固原出土

波斯萨珊王朝时的石雕、绘画艺术及希腊式石柱也传入我国。南京和丹阳等地南朝陵墓前的希腊式石柱和有翼雕像即是实证。其中最有名的是南京宋刘裕陵前的石麒麟、梁萧秀墓前的石狮、丹阳梁萧衍陵前的石麒麟，这些石兽气魄雄伟，姿态生动，肋下飞翼或呈浮云状，或呈波纹状，或呈鱼鳞状，形态各异。经过我国匠师的吸收与融化，将波斯萨珊石雕艺术与中国传统石雕手法结合在一起，使这些石雕更加生动逼真。六朝陵墓前刻有瓜菱形凹纹的石柱，则十分类似希腊爱奥尼亚式石柱，柱顶为中国传统的承露盘，中西合璧，别具一格。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绘画多为联珠纹鸟兽图样，风行中亚、西亚的“波斯锦”就织入联珠对鸟对兽纹图。从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的联珠立鸟纹图样，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联珠飞马纹、联珠对雁纹图案，吐鲁番哈拉和卓与阿斯塔那北朝时期墓葬中出土的联珠对孔雀贵字纹锦、套环对鸟纹锦、套环贵字纹绵中可以看出，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的绘画风格已为我国所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