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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三教的冲突与进一步融合（第1页）

第一节　三教的冲突与进一步融合

隋唐五代时期，儒、佛、道三家形成鼎立的格局。儒学虽被奉为正统，但却始终未达独尊；佛学尽管非常兴旺发达，然而却时时受到来自儒、道两方面的攻击和诘难；道教侥幸和李唐皇室攀上亲戚关系，因而格外得到统治者恩宠，可是其势力却远不如儒、释两家发达。由于三家各有自己的一套宗旨和理论体系，都想为自己争夺更多的思想文化阵地，所以在理论上和利益上必然会引起摩擦；加之佛教是外来宗教，使它与儒、道之间又多了一层中外文化的冲突。另外，宗教势力与封建政府在政治与经济利益上也常发生矛盾。因此，三教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使得儒、释、道三家都尽力与王权保持一致，同时它们之间在理论上也不无相通之处，所以三教之间的相互融摄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

一、儒释论争和士大夫的反佛

佛教自从传入中国以后，就与儒家所提倡的伦理道德和封建礼教产生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佛教势力的膨胀，以及与封建政府在政治、经济利益上冲突的加剧，而有深化的趋势。

儒、佛矛盾的产生是和它们生长的不同文化背景有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耕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在进入文明社会时，血缘氏族关系的解体不充分，这就使我们的社会形成了一种重视血亲伦常的传统，儒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儒家所提倡的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就有三方面是强调血亲关系的，而其他两方面也是由此推衍出来的。如君臣关系就是由父子关系推衍而来的，所谓“忠孝相通”，“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就是此义；朋友关系也是由兄弟关系推衍而来的，只有兄友弟恭才能做到对朋友诚信。由此儒家提倡积极的用世观，重视人生价值的实现，主张建功立业，成就和完善理想人格。佛教则不同，佛教的诞生地古印度，虽然也是在氏族社会解体不充分的情况下进入阶级社会的，但由于有比较发达的商业贸易并形成了独特的种姓制度，血亲关系在整个社会结构方面基本上不起作用。古代印度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宗教。佛教诞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认为人生一切皆苦，而造成人生痛苦的最根本原因是“烦恼”，要摆脱痛苦，必须苦修，达到涅槃境界，才能解除一切痛苦。由此佛教重解脱，提倡消极的出世观，这势必和重人事、重现实的儒家形成尖锐的对立。这样，自佛教传入后，儒家学者就不断地发起对佛教的攻击，抨击佛教无君无父的观念，指责佛教坏俗蠹政、危害王权政治的方面。佛教方面对这种攻击总是采取辩解、调和、妥协的态度，从而形成了长期以来延续不断的儒释论争。

隋王朝的治国思想虽然基本上仍然是以儒学为本，但由于隋文帝薄于儒术，而崇信佛教，所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免有助佛抑儒之举。这一时期儒释虽有论争，但见于记载的直接交锋几乎没有。

唐代的儒释论争比较常见，有时是非常尖锐和激烈的。比较大的论争有如下几次：

一次是唐初的傅奕反佛。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太史令傅奕首先发难，上表列举佛教罪状，请求罢废。其文言辞尖锐，锋芒毕露。傅奕说，自魏晋以降，佛教日盛，危害非浅，“缙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浪语。曲类蛙歌，听之丧本；臭同鲍肆，过者失香。兼复广置伽蓝，壮丽非一；劳役工匠，独坐泥胡。撞华夏之洪钟，集蕃僧之伪众；动淳民之耳目，索营私之货贿。女工罗绮，剪作**祀之旙；巧匠金银，散雕舍利之冢。粳粱面米，横设僧尼之会；香油蜡烛，枉照胡神之堂。剥削民财，割截国贮。……且佛之经教，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基于上述理由，他提出，“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1]。由于法琳“频诣阙庭”予以申辩，高祖将此表暂时搁置起来。但是傅奕并未停止对佛教的攻击，而是“公然宣布遐迩。秃丁之诮，闾里盛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致使明明佛月，翳以亏光；济济法流，壅之无润”[2]。于是，佛教徒们纷起撰文予以反击，如释普应作《破邪论》二卷，李师政撰《内德论》、《正邪论》。法琳认为，这些文章难以击中要害，“经教奕之所废，岂得引废证成；虽欲破邪归正，未遣邪原”，因而他另辟蹊径，“案孔、老二教师敬佛文，就彼宗承斥其虚谬”[3]，著《破邪论》。同时他又上《启》与太子、亲王及公卿、侯伯，寻求朝廷内部和达官显贵们的支持。东宫庶子虞世南为《破邪论》作了序。不久，太子李建成等奏上《破邪论》，高祖览后，动摇了破佛的决心。

武德七年（624年），傅奕再次上疏，揭露佛教弊害，坚请罢除。文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月，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他还说中国自神农氏以来，至于汉魏，皆无佛法，而年祚长久，“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梁武、齐襄，足为明镜”。最后他提出建议：“天下僧尼，数盈十万……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傅奕接连上疏11道，言词激烈。唐高祖乃以其疏付群臣讨论。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中书令萧瑀与奕争论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奕回答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瑀不能答，但合掌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4]同时释明概也撰《决对论》，并上表，列八条理由破傅奕毁佛论，他说：“奕忽肆狂言，上闻朝听，轻辞蔑圣，利口谤贤。出语丑于枭音，发声毒于鸠响，专欲破灭佛法，毁废众僧，割断衣粮，减省寺塔。”[5]可见傅奕反佛在当时已引起朝野注目，影响十分广泛，对佛教构成严重威胁。之后，道教徒也加入论战，形成儒、释、道三家大辩论的格局。高祖曾下令沙汰佛、道二教，但不久即因唐太宗即位而没有来得及施行。

傅奕反佛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唐太宗曾对他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傅奕回答说：“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6]贞观六年（632年），傅奕再次上疏，挑起了新一轮论战。次年，太子中舍辛谞设难问沙门，佛教界立即作出反应，释慧净著《析疑论》予以答复；接着，法琳更著《广析疑论》为答，使论战深入开展。

从傅奕反佛的内容来看，显然是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立场上来发难的。儒家思想最重夷夏之辨，傅奕上表一再申述，佛教是“胡佛邪教”、“妖胡浪语”，不能容忍它“撞华夏之洪钟”。傅奕还反复以儒家所提倡的忠孝观来抨击佛教，“不事二亲”，“不忠不孝”，无君无父。他还从儒家立场出发，一再指出佛教对国计民生的危害，所谓“窃人主之权”，“剥削民财，割截国贮”等。他既用儒家哲学中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佛教轮回和因果报应说教，又以儒家政治伦理观念维护了君权的尊严。所以傅奕的上疏受到了高祖、太宗的重视。高祖在傅奕首次上表后即下诏问佛教：“弃父母之须发，去君臣之华服，利在何门之中，益在何情之内？”[7]可见，他是以封建伦理标准来衡量佛教的利弊的。

继傅奕之后，儒家不断进行反佛教的斗争。武后将造大像，狄仁杰上疏进谏说：“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又批评佛教说：“亦有离间骨肉，事均路人……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8]中宗景龙年间，盛修佛寺，百姓劳弊，府库空虚。辛替否上书进谏说：“当今疆场危骇，仓廪空虚，揭竿守御之士赏不及，肝脑涂地之卒输不及。而方大起寺舍，广造第宅……有道之长，无道之短，岂因其穷金玉、修塔庙，方建久长之祚乎？……今出财依势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者，唯贫穷与善人。”[9]这些反佛论议都是着眼于封建国家的经济利益的。

姚崇的反佛是比较著名的。唐睿宗时，他就针对滥度僧尼、滥造佛寺以及富户强丁借出家以逃避赋役，上疏反对。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他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历数南北朝以来统治者佞佛的危害，责问姚兴、胡太后、萧衍等都曾虔诚事佛，广造佛寺，但“国既不存，寺复何有”？还说到唐中宗、太平公主、武三思等都崇奉佛教，可是也相继败灭。并这样追问道：古代有较长的朝代和长寿的人，“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像之力，设斋施物之功耶”[10]。姚崇为了反佛，曾对佛理有过相当程度的了解，特别是《法华经》和《金刚经》，这样就避免了前人批判佛教时不着边际和就事论事的缺陷，使他的反佛立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坚定的和彻底的。玄宗在开元年间所进行的一些限制佛教的改革措施，受姚崇影响不小。

唐后期文人士大夫反佛的论议也很多，如杨炎、张镐、高郢、常衮、李叔明、彭偃、裴伯言、李翱、李岩、舒元褒、崔蠡、李德裕、李蔚、刘允章等人，或对佛教本身加以反对，或对统治者大作佛事提出批评。反佛态度最坚决、影响最大的是韩愈反佛。

韩愈是唐代反佛的坚定斗士，他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上，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发动了反佛斗争。他继承了前人反佛的传统观点，从富国论、夷夏论和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出发，来反对佛教。《原道》和《谏迎佛骨表》是他反佛的代表作。

元和十三年（818年），唐宪宗遣中使至法门寺迎佛骨入禁中，供奉三日，而后送交京城佛寺轮流供奉。韩愈上《谏迎佛骨表》指出，中国“上古未尝有”佛法，“佛本夷狄之人”，不合先王之道；崇佛“伤风败俗”，并使民众“弃其生业”；佛法不灵，“事佛求福，乃更得祸”。所以请求将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他还引证了大量史实证明凡是敬佛的皇帝寿命都不长，因而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司马。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反佛主张，后来又写了论文《原道》进一步阐发他的思想。

在《原道》中，韩愈从儒家的正统观念出发，痛斥佛教徒浮食寄生，不事生产，对国计民生有害；指责佛教为“夷狄之物”，欲“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大有“沦为夷狄”之感；批判佛教“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违背了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道德，妨碍了世俗的封建统治秩序。因而主张强行予以取缔：“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并用儒家学说对人民进行教化，今后不许度人为僧尼，不许创立新的寺院。

为了反佛，韩愈还运用和改造了儒家经典《礼记·大学》篇的理论来与佛、道理论相抗衡。他认为《大学》所提供的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原理，是把治国平天下与个人道德修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既讲“修身为本”，也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治国平天下，就是道德修养自我完善的体现。因此他说：“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可是佛、道的宗教修养却要求人们遁世无为，这既不符合先王之道，也违背君臣父子伦常，这对维护封建制度是十分不利的。

为了与佛教传法世系的法统论相对抗，韩愈还杜撰了一套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孟的“道统”传授谱系。但从孟子之后，“道统”就中断了，他以孔孟道统的继承人自居，力图恢复和发扬儒家思想，加强儒学的统治地位。

韩愈“道统”说的中心思想，就是要着重阐发儒家的仁义道德，要人们遵行封建的纲常秩序。他认为佛、道之所以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仁义道德，抛弃了君臣父子的封建伦常，走上了不要天下国家、毁灭封建伦理纲常的道路。

韩愈看到当时佛道盛行、儒学不景气的现状，因而鼓吹扶植儒学，强化它的地位，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举动。韩愈的理论对程朱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宋明理学的先驱。

韩愈的反佛主张，没有受到佛教界的回击，却在好友柳宗元那里引起了反响。柳宗元是赞佛的，因此还曾受到韩愈的批评，他不同意韩愈对佛教的评论。他认为韩愈所批评的佛教僧侣削发文身、不结婚、不事劳动生产等现象，都是佛教的“迹”，即形迹，外在的表现。这是他本人也不同意的。但韩愈因“忿其外而遗其中”，即抛弃了佛教的内在思想，而这种思想却是和儒家经典《易》、《论语》的精神相吻合的，[11]因而是应当肯定的。柳宗元还特别赞扬佛教的道德观念，说：“金仙氏（佛）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12]在他看来，佛教重孝敬，有助于教化，和《易》、《论语》一样，都能“有以佐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柳宗元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肯定佛教思想的，韩愈则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

韩愈的思想虽然并没有什么新鲜深湛的理论，但在历史上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韩愈以后，佛教在儒家的挑战面前，更是节节败退，妥协退让的色彩越来越浓。

二、佛道之争与统治集团的政争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与佛教的矛盾和斗争由来已久。这种斗争有时比较缓和，有时非常激烈，大致说来，隋及唐前期的佛道之争比较尖锐复杂，唐后期及五代十国时期，除唐武宗和后周世宗时比较激烈，其他时期都相对趋于缓和。佛道之争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两教争取统治者的恩宠、争夺社会信徒，提高政治地位，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的门户倾轧。佛道之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夷夏之辨，两教的异同、优劣、位次，以及《化胡经》的真伪等问题上。佛道势力的消长，与政治气候的关系紧密相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隋朝的统治者崇信佛教，对道教则采取了利用、防范和控制的办法。佛教的势力急剧膨胀，道教则相对弱小。隋文帝对佛道之争极为重视，佛道论辩时有发生。文帝曾令道士褚揉讲《老》经，僧人前往听讲并发生争辩。[13]文帝对容易引起佛道之争的“老子化胡说”极为敏感。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下令召集沙门道士共同讨论，朝臣苏威、杨素、何妥、张宾等有参玄理者，详计奏闻，时释彦琮掌言务，试举大纲，未及指复，道士自伏陈其狡诈，因作《辨教论》明道教妖妄者25条，引经据典，受到宰辅大臣们的褒赏。[14]奉佛大臣杨素就曾责问楼观道士云：“何言老子化胡？”[15]隋王朝在对待佛道之争时不免有助佛抑道之倾向。

唐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出于抬高门第、神化统治的需要，追认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为祖，转而扶植和崇信道教，道教势力发展很快。这样佛道之间的矛盾更为激化，比较重大的斗争有以下几个回合：

一次是唐初围绕傅奕的反佛而展开的一场大论战。傅奕反佛虽然是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上，但他主张兴孔、李之教而破佛，客观上也带有佛道之争的味道。加之佛教徒攻击傅奕曾为道士，不敢和强大深厚的儒学对阵，而将反击的矛头指向了道教，这样就使得佛道之争的性质更为明显。

在佛教徒的挑战面前，道教徒被迫应战。武德九年（626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奏上。道教徒的直接参战，使佛道之争明朗化、公开化。佛教徒们除撰文回击傅奕外，法琳还撰《辨正论》破十异九迷等论，同时还致书太子、宰辅及信佛朝臣以求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