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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民间淫祠巫鬼祭祀（第1页）

第四节　民间淫祠巫鬼祭祀

民间**祠巫鬼祭祀属于原始的宗教信仰，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隋唐五代时期，虽然各种宗教都很兴旺发达，但民间**祠巫鬼祭祀之风仍很盛行。

民间祭祀的各种**祠巫鬼，既有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积淀下来的，也有根据现实生活需要而临时设置的，而各级统治者的利用和提倡，则对此风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民间祭祀杂神的历史源远流长，并在一定的区域和范围内形成传统。一般来说，经济文化越落后的地区，民间祭祀之风也越深厚。江南地区的开发晚于北方，隋唐五代时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仍然位于黄河流域，而在相对落后的江南地区，民间**祠巫鬼祭祀之风也明显浓于北方。《隋书·地理志》记载：荆州风俗，“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通典·州郡典》说：扬州风俗，“尚鬼好祀”；而荆州“风俗略同扬州”。此外，像四川一带风俗也好**祠巫鬼，皇甫冉《杂言迎神词》二首诗序称：“吴楚之俗与巴渝同风，日见歌舞祀者。”在人烟稀少的凉州也盛行**祠祭祀，王维《凉州郊外游望》诗描写当地百姓赛田神的情景：“野老才三户，边村少四邻。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洒酒浇刍狗，焚香拜木人。女巫纷屡舞，罗袜自生尘。”可见隋唐五代时期民间祭祀风俗的传统久远深厚。

人们对那些在各地政绩突出或对当地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也往往毫不吝惜他们的崇敬之情，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和感谢他们，其中建立各种各样的生祠、祭庙是他们最普遍的一种形式。人们虔诚地祭祀他们，希望他们泽惠遗及后世。这种祠庙在各地有许多，如隋朝裴肃任永平郡丞，深得民心，死后当地人为他立庙于鄣江之滨；[78]唐吕湮治理江陵3年，号称“良守”，郡人感激他，为之立生祠，吕湮死后，当地百姓又凑钱10万，“于府西爽垲地大立祠宇，四时祠祷之”；[79]袁滋在义成军节度使任上，甚有政绩，百姓立生祠祷之；[80]五代时后周薛琼，在宿州及莱州任上，都有政绩，宿州老百姓为他立碑颂美，莱州老百姓为他“立祠堂及树碑，以述其遗爱”[81]。这类由老百姓自发建立的祠庙遍布全国各地，时间长了也成为百姓负担，属于“**祠”范围。

民间**祠巫鬼祭祀之风的盛行，造成的社会危害很大。首先是劳民伤财，浪费惊人，成为压在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其次是妨害正常的生活和农作，使迷信之风更加浸**人心。元稹的《赛神》诗深刻揭露**祠巫鬼祭祀之风的危害，诗曰：

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

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

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

家家不敛获，赛妖无富贵。

杀牛贳官酒，椎鼓集顽民。

喧阗里闾隘，凶酗日夜频。

岁暮雪霜至，稻珠随陇湮。

吏来官税逼，求质倍称缗。

贫者日消铄，富亦无仓囷。

不谓事神苦，自言诚不真。

……

巫风燎原久，未必怜徙薪。

……

此事四邻有，亦欲闻四邻。[86]

诗中描写了荆楚民间村社狂热的**祠巫鬼祭祀之风，老百姓连已经成熟的庄稼都弃之不顾，而让其任意零落霉烂在地头，以致富者变穷、穷者破产的可悲地步，仍不觉醒，还在埋怨是心不诚的缘故。

另外，有些野心家也利用民间**祠巫鬼祭祀来欺骗和裹胁人民，为政治斗争服务。如在隋末争战中，盘踞东都洛阳的军阀王世充，欲乘机攻打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但又恐怕军心已经涣散的隋军不听从他的指挥调遣，于是假托鬼神，谎称周公托梦，并立祠于洛水之上，指使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疫死。”王世充部下多为楚人，迷信鬼神，听巫扇动，纷纷请战，果然打败了李密。[87]又如安禄山起兵叛乱之前，一面加紧招兵买马，赶制武器，储备粮草；另一方面又利用女巫为他大造舆论：“至大会，禄山踞重床，燎香陈怪珍，胡人数百侍左右，引见诸贾，陈牺牲，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88]。在大庭广众之中，女巫在安禄山面前舞蹈，是为了神化安禄山，因为女巫舞原本是为娱神的。可见，民间**祠巫鬼祭祀之风为害甚为严重。

面对这种呈燎原之势的民间**祠祭祀之风，一些有见识的政治家和地方官吏，竭力主张整顿和禁绝此风。隋代高劢任楚州刺史后，“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鬼，祈祷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劢叹曰：‘子胥贤者，岂宜损百姓乎！’乃告谕所部，自此遂止，百姓赖之”[89]。高劢可以在他任内将楚州祭祀伍子胥庙的风俗革除，但他不可能将整个江南，甚至全国类似的**祠废除。事实上，在唐代江南**祠祭祀中，伍子胥庙依然存在，并得到政府的保护。所以，移风易俗的工作在后代仍在继续进行。

狄仁杰像

唐朝立国之初，曾诏令“民间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90]。地方官多有雷厉风行、大刹**祠之风者。

武则天时名臣狄仁杰，一生耿介清廉、勋业卓著，其中有件脍炙人口的业绩就是奏毁**祠。他被任命为江南巡抚使后，痛感“吴楚之俗多**祠”，果断“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91]这次奏毁**祠的动作很大，其中包括周赧王、楚王项羽、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春申君、赵佗、马援、吴恒王等历史名人的祠宇。[92]对一些影响深远的“**祠”，如供奉项羽的楚王庙，狄仁杰还亲自撰写了《檄告西楚霸王文》，历数其兴妖作怪的罪恶后，当众焚毁，[93]对当时及全国震动很大。但这次行动还不够彻底，并且留下很大尾巴，如在隋代被楚州刺史高劢禁绝的伍员庙，又被堂而皇之地保护下来。其他如吴泰伯庙，以三让天下的美德，被尊称为“三让王”，“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而这位以“至德”见称的“三让王”，居然对“艺甚精而色殊丽”的绡画美人、捧胡琴胜儿非常感兴趣，并托梦邀请进士刘景复“作胡琴一章，以宠其艺”[94]。吴泰伯的后人季札，即所谓延陵季札被公认为大贤，但在供奉他的祠庙里也曾发生过三五成群的女子出来勾引书生的事情。[95]这两座祠宇，也属于典型的“**祠”，但也被保护下来，更有意思的是，像狄仁杰这样一位反对**祠巫鬼的英雄，还在他生前就有人为他建立生祠。《旧唐书·狄仁杰传》说：“仁杰尝为魏州刺史，人吏为立生祠。”这座狄仁杰庙直到五代后唐时仍保存完好，“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诣祠奠醊”，并且危害地方，也成为一座典型的“**祠”。[96]这一点恐怕连狄仁杰本人也始料不及。[97]

唐后期致力于废除**祠巫鬼、且成绩最突出者当数著名政治家李德裕。据《旧唐书·李德裕传》说：“德裕壮年得位，锐于布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除革弊。”他在浙西观察使任上时，“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厉疾者，举室弃之而去。德裕欲变其风，择乡人之有识者，谕之以言，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匠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祠一千一十所”。宝历二年（826年），亳州言出圣水，饮之者治病，“数月以来，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雇一人取水。拟取之时，疾者断食荤血，既饮之后，又二七日蔬飧，危急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价三贯，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转以市人，老疾饮之，多至危笃”。李德裕通过明察暗访，调查清楚是当地“妖僧”为了骗钱而造的谎言，所以他一面劝阻两浙、福建蜂拥北上求“圣水”的百姓，每天拦截多达三五十人，一面奏报皇帝下令当地官员填塞妖源，很快平息了这场骗局。后来，李德裕又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毁属下浮屠私庐数千，以地予农。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发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风大变”[102]。武宗时期，李德裕出任宰相，发生了著名的“会昌法难”，这与他对**祠巫鬼祭祀之风的一贯认识与态度不无关系。

这些厉行禁止巫鬼**祠的行动，无疑都取得了积极效果，对扭转社会风气，进而移风易俗起到了良好作用。但这些举措大都如一阵风起，待风头过后，**祀依旧如仪。例如，在韦景骏“悉除**祀”的房州，到穆宗时，有人又看到那里有不知名号的庙宇，“土偶罗列，一神当座，三妇侍侧，无门榜标记，莫知谁氏”[103]。又如被狄仁杰大张旗鼓地烧毁的楚王项羽庙，大概在不久之后也悉数恢复，唐末江南僧归仁曾作《题楚王庙》诗，缅怀项羽功业可证。著名大诗人元稹，对**祠巫鬼祭祀之风也忧心忡忡，他在给友人白居易写信，告知所见江陵巫卜之盛时说：“南人染病，竞赛乌鬼。楚巫列肆，悉卖瓦卜。”[104]这说明弥久历深的**祀传统很难从根子上一举拔除。

面对这种屡禁不绝的**祠巫鬼之风，有些地方官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办法，逐步引导人民摆脱旧俗。具体做法大致有如下几种：

其一，是把民间祭祀纳入官方轨道。如天宝七载（748年）五月十五日诏：“上古之君，存诸氏号，虽事存书契，而道著皇王，缅怀厥功，宁忘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内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享祭，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享。……其忠臣、义士、孝妇、烈女，史籍所载，德行弥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105]这样，有一大批本来属于民间**祠祭祀的庙宇，被列入国家祭祀保护下来，其中就有吴郡吴太伯庙、丹阳延陵季札庙等。其目的是借表彰忠臣孝子烈女节妇，弘扬孝道，提倡忠君之道，所谓忠孝双全正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做人准则。

其二，通过变革**祠巫鬼的祭祀办法，以达到逐步消灭此风的目的。元稹《赛神》诗中说：“岳阳贤刺史，念此为俗屯。未可一朝去，俾之为等伦。粗许存习俗，不得呼党人。但许一日泽，不得月与旬。吾闻国侨理，三年名乃振。”这位聪明的岳阳贤刺史，考虑到风俗深厚，难以在一朝一夕之间尽以祛除的现状，采取了温和的措施，即允许民间祭祀仍然存在，但不准结伙成群、连月继旬地搞，只给一日固定的祭祀，这样多少会减轻民间的一些负担。还有像刘禹锡贬官连州、朗州时，因其“地居西南夷，土风僻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他乃以吟诗作文，陶冶性情，后来发现，“蛮俗好巫，每**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谿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106]。刘禹锡以更换巫觋鼓舞时所唱的俚辞的办法，也收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

其三，是用教化的手段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如通过兴办学校、教育的方法破除人们的迷信观念；另外，像柳宗元在柳州时利用宣传佛教不杀生的观念，改变当地人有病求巫不求医的陋习，并使之接受儒家的仁爱思想。他在《柳州复大云寺记》中说：“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缅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决亲戚饬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宗不孽。董之以礼则顽，束之以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又“严其道而传其言，而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107]。佛教，尤其是儒学的流播，相对于原始落后的巫术迷信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这些致力于移风易俗的地方官，不怕神鬼巫师的恫吓，以大无畏的精神破除**祠巫鬼迷信活动，对于隋唐五代时期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大有裨益。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