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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医药学的全面发展（第1页）

第三节　医药学的全面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医药学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当时产生了巢元方、孙思邈、王焘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的医药学家，撰写成了《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等一批著名的医药学著作。此外，在医事制度、医学分析、医学理论、临床实践，对古医籍的整理，对本草著作的研究整理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

隋唐时期主要为皇宫人员治病的医疗机构已比较完善。隋朝门下省属有尚药局，“总知御药事”；太常寺下设太医署，“掌医药等事”[31]。到唐朝略有调整，尚药局归殿中省；太医署仍归太常寺。就唐太医署而言，分为医、针、按摩、咒禁4科，并兼有教育的职能，各科“皆教以博士，考试登用如国子监”[32]。医科又分为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和角法（火艾烧灸）5科，并“教授诸生以《本草》、《甲乙》、《脉经》”[33]等。针科主要教授学生学习各种针法，利用经脉孔穴部位，治疗各种疾病。按摩科主要教授学生学习消息导引之法，即以按摩推拿的技术治疗风、寒、暑、湿、饥、饿、劳、逸“八疾”，并且能对“损伤折跌者”，作正骨处理。咒禁科，“掌教咒禁祓除为厉者”，这反映了封建医学的局限性。此外，“宫人患坊有药库，监门莅出给；医师、医监、医正番别一人莅坊。凡课药之州，置采药师一人。京师以良田为园，庶人十六以上为药园生，业成者为师。凡药，辨其所出，择其良者进焉”[34]。

在各州府，唐也多设医学，太医署还“岁给药以防民疾”[35]，此外，开元十一年（723年），唐玄宗亲制《开元广济方》5卷，颁示天下。天宝五年（746年），玄宗又令郡县官就《广济方》中选其切要者，于村坊要路处榜示宣布。贞元十二年（796年），德宗又亲制《贞元集要广利方》5卷，586方，颁于州县，题于通衢，以疗民疾。

据《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载，各地还设有“悲田坊”和“养病坊”，所谓“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同时，唐朝还制定了有关医药的法律：“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如之”[36]。

就唐朝政府而言，在医学上最值得称道的是组织人编成了《唐新本草》一书。

（唐）《新修本草》

《唐新本草》修成以后，由政府颁布发行，很快流传全国，并被列为医药学生的必修课。这是我国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它比西欧最早的1494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药典》要早八百多年。

《唐新本草》的编修和颁行，标志着我国药物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我国的药物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对历代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该书还传入日本，对日本医学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可惜这部巨著后来亡佚，大部分内容保存在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中。

《唐新本草》问世数十年以后，陈藏器收集《唐新本草》遗编的药物，于738年撰成了《本草拾遗》10卷，书中增加了很多药物新品种，虽然有些药物的实用价值不大，但起到了丰富药物品种和扩大用药范围的作用。

到五代时期，后蜀的韩保升，又在《唐新本草》的基础上重新增删，配以精细绘图，编成了《蜀重广英公本草》20卷，后人称为《蜀本草》。

《本草拾遗》和《蜀本草》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作用。

除对药物的研究整理外，隋唐时期一些药物学家，还对《黄帝内经》等古医籍开展了校注整理工作。

《黄帝内经》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由于年代久远，文字古奥，错讹较多，齐梁时全元起曾对《黄帝内经·素问》篇作过校注，到隋唐之际，杨上善又编注成《黄帝内经·太素》30卷。

杨上善在隋朝曾任太医侍御，唐时又任通直郎、太子文学及太子司议郎等职，精于医和老庄之学，因感于《内经》繁杂，读之茫无津涯，而对《内经》的《素问》、《灵枢》两篇进行整理。他把两篇中的162小篇全部拆散，重新校注，并按其内容的不同性质，归纳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症候、设方、九针、补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19类，在每类下又分若干小类，从而新编成《黄帝内经·太素》一书。

《黄帝内经·太素》是《内经》分类研究的成果，不仅加强了原书的系统性，而且对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先导的作用。该书也是至今见到的最早的《内经》注本，对《内经》的注释考订科学正确，历来为研究《内经》的学者所重视。该书宋以后在国内失传，清代藏书家杨惺吾在日本的仁和寺发现该书唐代抄本。

到唐玄宗及其以后时期，著名医学家王冰又整理注释《内经》，撰成了《注黄帝素问》一书。王冰治学严谨，校注精慎，把原书重新编排，并根据先师张氏所藏秘本，补齐了《素问》所缺的第7卷。《注黄帝素问》合计24卷，81篇，大体分为养生、阴阳五行、脏象、治法、脉法、经脉、疾病、刺法、运气、医德和杂论等，文字通畅、简洁、精当，较齐梁时期全元起著的《内经训解》前进了一大步，此外，王冰在该书中对《内经》的理论也多有发挥，如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注中认为：阴阳二气互为根本，只有“二气常存”，才能强身延年。又如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注说：“肝气温和，心气暑热，肺气清凉，肾气寒冽，脾气兼并之。”也即人体五脏性质是各不相同的，认识这一点，对探讨病理是非常重要的。

《注黄帝素问》对后世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

此外，唐初杨玄操还对《黄帝八十一难经》做了研究。他把《难经》81篇，归并为13类，并在东吴吕广所注《难经》的基础上，详加注释，撰成《黄帝八十一难经注》5卷。

隋唐五代时期，在临床辨症上也有了很大进步，这突出的表现在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