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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佛说歧异 殊途同归（第1页）

第二节　佛说歧异　殊途同归

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经过四五个世纪的传播，在隋唐时期进入了宗派的全面繁盛时期。适应隋唐大一统封建王朝的需要，佛教顺着组织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综合南北思想体系，由学派进而演变成若干新的宗派，即所谓的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禅宗八宗和三阶教一教。这些宗派有各自独特的教义、不同的教规和传法世系。甚至在同一宗派内部，也分成许多不同的小宗派，如律宗就有南山宗、相部宗和东塔宗之区分；至于禅宗内部更是小宗派林立，从大的方面而言，禅宗可分为北宗和南宗以及牛头禅一系，如果单从南宗而言，又有菏泽宗、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法眼宗、云门宗等，在这些小宗派内部也有许多不同的派别。由于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不同，使他们在创立宗派时，各执所据，甚至矛盾杂出，争论不休，但万法归一，都是为了佛教更好地在中国生根、发芽和壮大。经过竞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相继形成和建立，并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趋势。

一、“判教”方式上的分歧

隋唐时期的佛教各宗派，为了检视流传在中国的大小经论、判别或判定佛所说各类经典的意义和地位，以“教相判释”的方式，提出了各自独特的判教理论，用以统一佛教史上的众多派别。佛教徒在“判教”时，都是根据各宗派自己的观点，目的在于说明各教派所信奉的经典不但不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是相互补充的，佛教经典及著作中某些自相矛盾的观点是佛对不同听众、在不同时机所进行的说教，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通过判教，佛教徒还以抬高自己一系所信奉的经典，来压低他派。这就难免要产生分歧和矛盾。

天台宗提出了“五时八教”的判教体系。所谓“五时”是说佛的说法分先后五时，第一时讲《华严》，第二时讲小乘教，第三时讲一般大乘，如《大集》、《宝积》等，第四时讲《般若》，第五时讲《法华》、《涅槃》。天台宗认为《法华经》描绘的是佛教的最高境界，因此奉之为最高经典。所谓“八教”，又可分为化法四教（藏、通、别、圆）和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都是强调佛对不同水平的听众，运用不同的传道方法。天台宗为了抬高《法华经》和本宗的地位，判定《法华经》为“圆教”中的“纯圆”和“独妙”，而把其他各种经典都说成是有缺陷的，反映了天台宗人的宗派主义观点。

三论宗吉藏的判教主张是，佛的所有言教一律平等，并无高下的区别，但可以把佛说分为两类：从法讲，有菩萨藏和声闻三藏；从人讲，有大乘和小乘。大乘中又分为三类，一是《华严》，二是《般若》，三是《法华》和《涅槃》，这都是对不同对象的说法，但各种说法又无不归于究竟。吉藏还提出判教式的“四重二谛”论，把《毗昙》、《成实》、《摄论》各派，一律贬为低级的，而把他自己的所谓“言忘虑绝”的解释，说成是最高的。但吉藏的主张和一般只从抬高自宗地位出发的判教还不完全相同，他把《涅槃》放在《法华》之上，表示不完全同意天台宗的判教学说。

唯识宗的判教，主要是依据《解深密经》的三时说，认为佛的一代教化是：初说苦、集、灭、道“四谛”，次说无自性（空），最后说三自性（有）。此说和印度佛教历史的演变基本吻合。

华严宗在吸取前人判教学说的基础上，加以重新组织，由法藏提出“五教十宗”的判教体系。所谓“五教”，是指小、始、终、顿、圆，也就是小乘、三乘（始、终、顿）和一乘（圆教）。法藏把天台宗人吹捧为“纯圆独妙”的《法华经》，降于“终教”地位，而把他们所尊奉的《华严经》，摆在最高的“一乘别圆”的“圆教”地位；同时又取天台宗“化仪四教”中的顿，变天台宗的“四教”而为华严宗的“五教”。法藏的弟子慧苑，认为法藏的“五教”，只不过是在天台的“四教”之外又加了一个“顿教”，意义不大，因而撰《刊定记》，表示对于“五教”判释的异议。澄观维护“五教”之说，斥责慧苑的意见为“异说”，慧苑因而也就被摈斥于正统的华严宗人之外。“五教”是从“约法”分类的；从“约义”分类，又有“十宗”，即我法俱有宗、法有我无宗、法无去来宗、现通假实宗、俗妄真实宗、诸法但名宗、一切皆空宗、真德不空宗、相想俱绝宗、圆明俱德宗（指一乘圆教）。法藏“十宗”说具体把印度大小乘诸派分在“五教”之内，他“判教”的目的，和天台宗一样，并不只是为了对全部佛教再来进行一次“诠叙”和分类，更主要的，还是为了抬高本宗地位。

律宗判教分为化教和制教两种，以此总括佛教诸派。化教是佛陀经论所诠，是如来教化众生，使其发生禅定和智慧的教法。化教又分性空、相空和唯识三宗。制教是戒律所诠，是如来教戒众生，对其行为加以制御的教法。又可分为实法、假名、圆教三宗。实法宗依《俱舍》，主张“色法戒体”；假名宗依《成实》，主张“非色非心戒体”；圆教宗则依《法华》、《涅槃》、《楞伽》，主张“心法戒体”。南山律宗认为自己就是圆教宗，代表佛教发展的最高水平。

佛教各宗派在“判教”方式上的分歧，主要是因为各宗派都是按照本宗的理论体系来进行的，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把自己一派的理论学说置于各派之上。在判教过程中，各宗派还往往加入本宗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思想，甚至像禅宗那样更把中国独创的佛教思想作为整个佛教的最高理论，这样也就促进了佛教中国化发展的进程。

二、修持方法上的差异

佛教是非常重视修养方法和途径的。早期佛教为了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达到涅槃的境界而修行。后来，修行的目的又有发展，变为追求佛教真理，而不是着眼于解脱生灭。印度佛教的修行方法五花八门，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即定和慧，也称止和观。定或止，就是禅定，着重于佛教思维修行；慧或观，就是学习佛教义理，培养佛教智慧。[54]

南北朝时，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禅定。天台宗提出了定慧双修、止观并重的原则，标志着南北学风的融合。这种理论和修行并重的修持方法，对中国佛教其他宗派的影响很大。

唯识宗讲瑜伽行观，即通过禅定，不经语言文字的中介，运用佛教“智慧”，使真理直接呈现于面前。窥基还在《大乘法苑义林章》的《唯识章》中提出了从宽至狭、从浅至深、从粗至细的五重唯识观，作为独特观法。

华严宗有一套以“一真法界”为核心的“无尽缘起”的理论，同时它所谓的“法界观”也是禅法，他们还应用《华严经》的教义重新解释了止观。法藏更提出了“法界观”和“十重唯识观”。所谓“十重唯识观”是吸收了唯识宗的“五重唯识观”，再加上四法界拼凑而成的。主张把法界归于一心，即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心中的观念，而在思辨中达到圆融无碍的境地。

净土宗属于重信仰、不重理论的宗派。它的理论简单、法门简易，讲究修持者以念佛行业为内因，以弥陀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它强调不一定要通达佛经、广研教乘，也不一定要静坐专修，只要信愿俱足，一心称号念佛，口称佛名，就可以进入佛国。这种简易的修行方式非常适合下层人民的口味。但这种快速成佛法，和其他宗派在理论上有很大出入，所以净土宗在当时受到不少僧人的责疑。怀感曾作《释净土群疑论》，对这些责疑作了答辩。

禅宗虽然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但也极重修行，有一套明快细密的理论。禅宗主张“见性成佛”，即通过自我本性、自我意识的反思，来证悟宇宙整体的实际，而不假外力。这样就和主张一心称号念佛的净土宗发生矛盾。唐中宗时僧慧日著《略诸经论念佛法门往生净土集》攻击禅宗：“不持斋戒，但养现身，讵修来报。口虽说空，行在有中，以法训人，即言万事皆空，及至自身，一切皆有。”击中禅宗要害。禅宗也反对净土宗建造塔庙等所谓的功德，主张但令心净，此间即可成佛，何处别有西方净土。争论的结果，促进了禅宗与净土宗、真言宗、律宗的相结合，最后汇合成为真正中国式的佛教。

律宗以研习和传持戒律为特色，它将全部戒律归纳为“止持”、“作持”二类。由于对所据经典《四分律》的理解和运用不同，长期隐居终南山传道的道宣开创了“南山律宗”，同时还有扬州日光寺法砺的相部宗，和法砺的弟子怀素在长安西太原寺东塔开创的东塔宗。它们自成一派，长期争论，不得统一。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年），敕令三宗学者代表集会，讨论鉴定统一流行的戒律。虽由国家出面调和异议也未见成效。不过由于南山宗的畅行，其他两宗很快也就衰微了。

密宗修持方法的神秘主义色彩最为浓厚。它以咒语（陀罗尼）作为修习方法为特征，主张修行者要身、口、意“三密相应”，有极复杂的仪轨，需经导师秘密传授。尤其是它还有一套特别难为汉地群众接受的男女双修方式，所以密宗在汉地流传不久即衰微了，后来主要在西藏地区流传。

至于三阶教的修行方式，则迥异于其他宗派，它提倡以苦行忍辱为宗旨，被其他宗派视为“异端”而遭到讨伐。

中国佛教宗派的修持方法虽然各异，但其发展的趋势是使修持成佛成为快速而简易的事情，禅宗、净土宗莫不是如此。而那些一味恪守印度佛典教条，硬是坚持有一类人不能成佛的宗派，以及修持方式繁琐难懂的宗派，都在流传不久之后，因懂得的人越来越少，而衰微或中断。

三、理论学说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