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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以官学为主体的教育体制（第2页）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还下令设立府州医学，置医药博士，由太医署直接管辖，可收学生12至20名。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又令府州设立崇玄学，归祠部直辖，学习《道德经》、《庄子》、《列子》等。这是地方官学中的专业学校。

综上所述，隋唐极盛时代，从中央到地方州县，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官学网络，对提高国民（主要是社会上层）的文化素质，发挥了很好作用。

三、私学的勃兴[11]

私学与官学存在着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在隋唐官学极盛时期，天下名儒硕学被征集到国子诸学授业，比如唐太宗即位后，为了充实京师国子诸学的师资力量，下诏征集天下隐逸，赐绢帛，给驿传，令至京师充学官。原在乡里教授子弟的王恭，就在贞观初被征拜为太学博士。天下士子也云集京师。私学的发展因之而受到一定的制约。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时期，私人讲学也没有中断。当时中央官学虽盛，但能到京师读书的士子必然是有限的。隋唐经济繁荣，庶族地主势力壮大，要求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而当时地方上虽设有州县学，但其博士、助教“多寒门鄙儒为之”[12]，教学水平很低，私人讲学还有存在的社会基础。此外，由于国子诸学教学内容与明经、进士考试的脱节，士子们为了应考而就学于私人，也所在多有，这也是私学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安史之乱以后，国子诸学荒废日甚，唐德宗贞元时李观在《请修太学疏》中讲到，京师学馆，“博士、助教，锄犁其中，播五稼于之时，视辟雍如农郊，堂宇颓废，磊呵属联”[13]。这种状况以后也一直没有改变，如元和十二年（817年）刘禹锡在《奏记丞相府论学事》中讲到：“今之校庠，不闻弦歌，而室庐圯废，生徒衰少，非学官不欲振举也，病无资财以给其用。”[14]当时国子、太学、四门、广文四馆虽仍按名额补署生徒，但并不进行教学活动，生徒们只是为了利用国子监给厨、给房的便利，落脚于此，等候解送参加科举。至于州县学，只有个别地方、个别时候还被提到，大多已名存实亡。私学因之勃兴，代替官学承担起社会的教育职能。

安史之乱以前的私人教育，主要以私人讲学的形态存在。私人讲学在南北朝时期就极普遍，南朝官学时兴时废，社会教育职能多靠私人讲学来维持；北朝官学较盛，但私人讲学也很盛，如大儒徐遵明，讲学20余年，前后学生多至万人。隋朝承南北朝余续，私人讲学仍然很盛。苏州人顾彪以讲《春秋左氏传》而闻名，刘焯、刘炫兄弟“学通南北，博极古今”，都曾归乡里“以教授著述为务”[15]。隋末山西大儒王通，也曾讲学于河汾之间，“门人常以百数”[16]。他的学生包恺成为《汉书》学的大师，也“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17]。唐朝建立之后，一些知名的学者也常在家乡聚徒讲学。如颜师古在未显达时，以教授为业；孔颖达曾受业于刘焯，后也归乡“以教授为务”[18]。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私人授业者中，讲《文选》学者长盛不衰，曹宪在隋末就开始聚徒讲学，到唐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他的学生李善寓居郑、汴之间，也以讲《文选》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19]，他的学生马怀素明经及第，又应制举，登文学优赡科。开元时的萧颖士也曾以文学收徒。这种情况与唐代以文学取士是有一定关系的。

不过，唐前期的私人讲学的宗师大多是著名学者，讲学也大多是属于学术性的，而科举考试在趋向规范化的过程中，并不要求考生有什么创见。所以私人讲学的规模始终有限。而属于启蒙教育性质的私人家学和村学，在开元年间逐步兴起，开元十一年（723年）朝廷敕令“许百姓任立私学”，于是私学发展更快。在安史之乱以后，文献中留下许多知名人士年轻时在家学、村学或山林寺院中修业的记载。

家学是唐五代时期私学的第一种形态。唐代宗大历初年，穆宁为和州刺史，在州东40里僧居之外，为其子营“学馆”；裴休在童年时，也曾“兄弟同学于济源别墅”[20]。五代时期，社会动**不宁，官学更加不振，家学发展尤快。五代军阀罗绍威，在家“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21]；江州名族陈氏“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优腊皆资焉。江南名人，皆肄业于其家”[22]。后蜀宰相毋昭裔，出资财百余万“营学馆”，并刻印《九经》以为教材。这些名家巨族的家学，不仅供子弟学习，也允许外人来此求学，其社会意义更大。

村学又称乡学、里学、乡校，是唐五代时期私学的第二种形态。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时，就令乡里也置学，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更明令：“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23]不过，官置乡、里之学是很难办到的，大多数乡、里之学是私人办的。如苗晋卿辞官归乡后，“出俸钱三万以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24]。王质“寓居寿春，躬耕以养母，专以讲学为事，门人授业者大集其门”[25]。

唐五代乡学极为普及，在各类文献中，都有大量乡学、里学、村学的记载，甚至在敦煌文书中也提到当地有坊学、社学的存在[26]。当时有许多政治、文化名人都有在乡学学习的经历。如陈子昂少年尚气，喜游玩，“它日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27]，后中进士。王栖曜在天宝中也曾“游乡学”。白居易也说自己是“乡校竖儒”。在乡学学习的大多是穷人子弟，如窦易直幼时家贫，“受业村学”；前述王质，门人大集还要“躬耕”，也说明他的学生大多是穷苦人，“束脩之礼”匮乏。牛僧孺《玄怪录·齐饶州》记载有一“领村童教授”的田先生，有时还要“转食”，“求食于牧竖”。说明乡村学校经费困难之状。然而，盛唐时代，“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元白之诗，在当时是“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28]，文化普及程度如此之高，应该说是乡学、村学的贡献。

乡村学校主要进行的是启蒙教育，常用的教材有《千字文》、《太公家教》、《兔园册府》、《蒙求》等，也学习儒家经典，主要是打好文化知识基础。

家学和村学一般都是以文化启蒙教育为主的。唐五代私学中层次较高的是寺院、山林的讲学和书院。

唐代中后期，兴起了士人隐居山林、寺院读书的风气。晚唐五代时期，社会动**不安，军阀横行，很多读书人更倾向于隐居读书以避世乱，因而其风更盛。罗浮山是岭南士人的隐居读书中心，衡山是南方人士的隐居读书中心，而北方士人的隐居读书中心则是嵩山、泰山和中条山[29]。隐居读书的人中有很多名儒硕学，于是就有一些青年学子主动投到他们的门下，请求指导，山林、寺院的隐居读书，就与讲学结合在一起。

山林讲学的风气，从东汉以来就已存在。到唐中叶更兴盛起来。比如阳城，在隐居中条山时，“远近慕其德行，皆从之学”[30]；卢鸿，“博学，善书籀”，唐玄宗征拜其为谏议大夫，固辞不就。朝廷只好“赐隐居服，官营草庐”，他到山中后，“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31]。可见山林讲学规模之大。

唐五代的寺院，一般也都是坐落在风景优美的名山胜地（两京别论）。长安南郊，在长安至终南山群峰绿波起伏的丘原间，就散布着香积、兴教、章敬、华严等十余座金碧辉煌的佛寺。中条山有栖岩寺、万固寺，庐山有东林寺，天台山有国清寺，几乎可以说有名山必有名寺。寺院建筑宏伟，佛像千姿百态，壁画琳琅满目，院内树木参天，阳春牡丹怒放，各种书法精品、金石碑铭四处陈列，帝王题匾，文人题诗，随处可见。还常举行俗讲、百戏等活动，所以寺院常是艺术瑰宝荟萃的博物馆和娱乐场所。唐代文人特别喜欢游山玩水，特别是青年士子，及至学业甫就，年及弱冠，游览名山胜景是其人生中的一段重要经历。唐代僧侣中也不乏饱学之士，所以士人与僧侣的交往也极密切，诗歌唱酬极为频繁。寺院中的藏书也极多，敦煌千佛洞藏书中，佛典而外，还有相当多的经史子集类书。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当时只有五部，就有三部分别藏于庐山东林寺、苏州南禅寺、东都胜善寺。寺院的条件这样好，就吸引了很多士人来此借居读书，青年士子们也愿来此结集，听名儒硕学的讲学与指导。[32]

另据日本学者那波利贞的研究，甘肃敦煌的佛寺中还设有“寺塾”，“寺塾所教所学为普通教育”，而“非佛家教育”。并指出：“此种情形当非敦煌一地之特殊现象，而可视为大唐天下各州之共同现象。”[33]这说明寺院中的文化教育活动，既有高层次的学术讲座，也有普及性的文化教育。

唐五代书院的情形比较复杂，一种是官方的书院，是皇家藏书、修书、校书的地方，始建于开元六年（718年），称丽正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集贤殿书院设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官等，既是国家图书馆，又是国家重大修撰活动的场所。书院要为皇帝提供咨询，即所谓“以备顾问”，同时也进行一些学术研讨与讲座，有“内学馆”之称。而私人建立的书院则更是多种多样。有的是个人的读书治学之所，如《全唐诗》中提到的李宽中秀才书院、沈彬进士书院、杜中丞书院等。另一种是一些大家族的藏书处兼家学，比如义门书院，又称东佳书堂，在德安县西北60里东佳山下，为“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34]。这是晚唐的事，五代时的窦禹钧也“于室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35]。而福建漳州龙泉县的松洲书院，其性质则是“乡校”，即乡学。这些家学或乡学性质的书院，进行的主要是启蒙教育，而另一种书院则是在私人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皇寮书院，为唐吉州通判刘庆霖流寓永丰，建以讲学；梧桐书院为唐罗靖、罗简讲学之处；桂岩书院为唐幸南客“开馆授业”之所。宋代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原本是洛阳李渤与其兄李涉在庐山的读书之所。宝历中（825—827年）李渤任江州刺史，就在庐山他读过书的地方建筑台榭，称为白鹿洞。李渤在庐山隐居读书时，已为名儒，宰相李逢吉少年时就曾在庐山拜在李渤的门下读书求学。李渤建白鹿洞，应当也是一个读书讲学之所。到南唐昇元四年（940年），白鹿洞正式建学馆，并置田产，供四方学者求学读书，当时曾因国子监九经教授李善道为洞主，主持学务，遂有“庐山国学”之称。宋代改称为白鹿洞书院。从上述情况来看，书院确可称为是私学发展的高级表现形式。

四、留学生教育

隋唐时代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昌盛的文明国家。隋、唐王朝实行开放政策，东西各国使节、商人及留学生往来不绝，京师长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也是东西各国文化教育交流的集中点，隋唐盛极一时的官学，对周边少数民族和周边各国，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据《新唐书·选举志》所载，当时日本、高丽、新罗、百济、渤海、高昌、吐蕃都曾相继派遣留学生到长安来学习。

隋唐时代最早派留学生到长安学习的是日本。在隋炀帝时，日本曾派使臣小野妹子到中国来，并带了高向玄理等8人来学佛法。唐贞观年间，国学声誉远播四方，外国留学生源源不断，进入国子诸学学习。留学生到长安后，一般先由鸿胪寺接待，然后安排到国子学、太学或四门学中学习，学习期间的各种费用，也由鸿胪寺供给，即所谓“官给资粮”。学习的年限长短不等，最多是9年。但有的留学生因客观条件限制，如日本留学生要等遣唐使船到来才能归国，他们在中国滞留的时间很长，唐朝仍供给其衣食费用。学习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学习、了解唐朝的各种文化制度，以及书法、诗歌、棋琴等。还有的人因汉语不过关，不能到国子诸学学习，如橘逸势即因不精汉语不能入太学，他就在长安历访名贤求学，还“兼学琴书”，“尤妙隶书”，唐朝的文人们呼其为“橘秀才”。

日本向唐朝派留学生始于贞观四年（630年），以犬上三田为大使的遣唐使团，带来了一些学问生僧。终唐一代，日本遣唐使船共到中国19次，据说有13次都带有留学生，每批少则一二十人，多则二三十人。日本留学生凭借国子监各种优越的条件，加上自身的努力，有许多人学有所成。如晁衡（阿倍仲麻吕）“各成太学”，被唐朝擢任为官，先后任过左春坊司经局校书、左拾遗、右补阙、秘书监、镇南都护、安南节度使等职。吉备真备留学期间，“研览经史，该涉众艺”，在经史、法律、军事、音乐、天文等方面都颇有造诣，归国后官至天皇侍讲、右大臣。这些留学生为日本借鉴、师法唐朝制度、文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向唐派遣留学生最多的是新罗国。贞观十四年（640年）新罗开始向唐派遣留学生，“玄宗开元中，数入朝，又遣子弟入太学，学经术”[36]。在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新罗竟一次就派来216人。新罗学生崔致远还在唐朝考中了进士。

渤海国也曾多次派诸生到长安太学，攻读儒家经典，学习唐朝的各种制度。曾任渤海国相的乌炤度及其儿子，还在唐朝考中过进士。

吐蕃留学生入唐是从文成公主时开始的。神龙二年（706年），唐中宗曾敕令：“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学经业，宜附国子学读书。”[37]

唐朝的留学生教育水平很高，对中外文化的交流，对中华文明向周边地区和国家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