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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史学批评的经典之作刘知几与史通（第2页）

在历史学范畴内批判神学迷信思想，刘知几也是不遗余力的。神学迷信史观在旧史中的表现，一是把一些自然灾异现象人为地与历史现实联系在一起，二是编造祥瑞符命，用天命论来解释历史。刘知几认为古代史官“闻异则书”，所以留下许多关于日食、山崩、陨霜、雨雹之类的记载，后人往往附会人事，使其神秘化。他首先列举大量史实，说明迷信史观的虚假，比如武王伐纣时曾占卜吉凶，结果是“龟焦蓍折”，这本是不吉之兆，但武王伐纣却取得巨大成功。又如宋武帝刘裕攻打卢循时，军中大旗杆折，按照迷信，这是出兵不利之兆，但刘裕果断出击，大败卢循。这说明历史大事的成败，是人主观努力的结果，与天变、灾异、占卜并没有必然联系，阴阳家往往故意神秘其事，“不凭章句，直取胸怀，或以前为后，以虚为实，移的就箭，曲取相谐，掩耳盗钟，自云无觉”[64]。他们往往同说一事，各主其说，矛盾百出，难以自圆，完全是自欺欺人。对于祥瑞符命，刘知几虽然没有彻底否定，但他认为“发挥盛德、幽赞明王”的祥瑞是千年不遇的个别现象，“近古”以来的祥瑞大多“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愈劣而祥愈盛”。[65]也就是说所谓祥瑞呈现，大多是统治者为摆脱政治危机而编造出来骗人的。对于符命、预言，刘知几也认为是不可信的，他指出：国家的兴衰治乱主要取决于统治者有德无德，因而，“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他特别批判了司马迁《史记》中的命定论观点，指责他开了一个坏的史论传统，以致鱼豢《魏略》、虞世南《帝王略论》都承袭司马迁的观点，在解释辽东公孙述之败和南朝陈朝灭亡的原因时，均“以命而言”。这样“推命而论兴亡，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66]？也就是说这完全背离了史家的宗旨。刘知几对神学史观、天命史观的批判，体现了他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意识和理性主义价值。

三、《史通》的史学批评理论体系

关于《史通》一书的命名，刘知几在《自叙》中讲：“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确实，自“疏通知远”的《书》教发端，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的弘扬，“通识”学风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史通》一书的主要篇幅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古代史家和史著进行批评，申明自己的历史编纂学主张。这些看似林林总总的批评，实际上贯穿着一种“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通识”，这种“通识”表现的就是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理论体系。

（一）“直书”论

《史通》中有《直书》、《曲笔》两篇，就史书撰述原则与修史态度问题，进行专门的讨论。

刘知几认为，史学的基本功能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史家必以“秉笔直书”作为撰史的基本原则。因为只有“实录”、“直书”，才能激扬正气，“令贼臣逆子惧”，这就从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对史学的“直书”要求。接下来刘知几用较多的笔墨，对古代敢于“直书”的史家进行了表彰，从“仗气直书，不畏强御”的南史、董狐，“不虚美，不隐恶”的司马迁，到敢于“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的韦昭、崔浩，刘知几认为他们尽管“周身之防有所不足”，“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一个个没有什么好结果，但他们“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敢瓦砾长存”的英雄气概和高贵品质，使他们足以“遗芳余烈”，成为后代史家永远尊敬的楷模。

无论从史学自身的价值观还是史学的社会价值观来看，“实录”、“直书”都应作为修史的原则。但刘知几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古以来能够“直书”的史官屈指可数，史书中的“曲笔”之处所在多有。所以，刘知几在《曲笔篇》中对造成曲笔的原因作了多角度的分析。他首先指出了“曲笔”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他引用一句俗语：“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这种社会现实在史学中的反映就是：“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在统治者的**威下，史官常有因“直书”而掉脑袋的可能，“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可见，造成“曲笔”的最根本原因是封建专制统治。其次，刘知几从史官的个人品格和素质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指出许多“曲笔”往往是由史官个人的主观态度造成的，一种是由于史官的政治偏见，往往在更代之际，菲薄前朝忠臣；分裂之时，标榜本朝而诬蔑他国。另一种是修史官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通过在修史中歪曲和捏造事实来向统治者献媚，自觉地放弃了史家自身的价值追求。刘知几认为这些人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是应该唾弃的。

《直书》、《曲笔》二篇在《史通》内篇中虽放在较后的位置，但刘知几的“直书”思想却是贯穿全书。在刘知几的史评理论体系中，对史书是“直书”还是“曲笔”的批评，应该说是第一位的，也是最基本的一对史学批评范畴。

（二）史料取舍论

刘知几认为，修史首先应明确修史的目的，端正修史的态度。其次，修史必须掌握广博的资料，在确立史书内容的前提下，决定史料的取舍，并鉴别史料的真伪，这主要是属于史料学范畴的问题。

首先是史书内容的取舍。刘知几在《书事篇》中指出，史书是“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史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和概括。史书不能什么都记，作为“记事之体”，它追求的是“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这就有一个内容取舍问题。刘知几从史书“彰善瘅恶”的目的论出发，提出史书内容取舍方面的“参诸五志”、“广以三科”的论点。“五志”是由写过《汉纪》的史家荀悦提出的，他说：“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后来史家干宝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以为“五志”是：“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刘知几对史书内容的取舍，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所取”，更广以“三科”：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他自己对“三科”的阐释是：“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显然，“五志”、“三科”提出的都是一些史书内容取舍的原则与标准，至于具体内容则往往与史书的体裁联系在一起。同时还须注意，即使是去取的原则与标准，也是随世而宜、随时而宜，但就封建史学而言，刘知几所论是大体得当的。

修史必须以广博地搜集资料为前提，刘知几在《采撰篇》中明确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说：“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广泛地搜集资料只是修史的第一步工作，更重要的是对史料进行鉴别，决定其去取。刘知几在这方面的贡献在于，他对史料进行了分类概括，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史料的不同价值。他在《申左篇》中谈到《左传》有三长、《公羊传》和《谷梁传》有五短时，区别了史料有亲见和传闻的不同，有原始文件和口头传说的不同，有原始记录和后来追记的不同，这就指出了第一手资料和二、三手资料的价值区别。刘知几在《采撰》、《杂述》以及批评历朝“正史”的诸篇中，还分析了“正史”与“偏记小书”的不同价值。一般地说，刘知几比较重视“正史”的价值，但他在《载文篇》中也指出了“正史”中的史料伪谬之处，概括为“虚设、厚颜、假手、自戾、一概”五条；在《忤时》、《古今正史》以及《疑古》、《惑经》诸篇中，也批评了官修史书中存在的回护、曲笔、讳饰等弊病。在这个意义上说，出自私家的“偏记小录”也不可忽视，他在《杂述篇》中指出“大抵偏记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但这类出自私人的著述，也存在“言多鄙朴，事罕图备”的缺点，更甚者则“真伪不辨，是非相乱”。《采撰篇》还指出“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难以征信，至于“讹言难信，传闻失实”之处，更为普遍。这些都是在史料鉴别、取舍中应注意的问题。

（三）编撰体例论

刘知几对史书的体例问题极为重视，他讲：“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史通》的大部分篇章是讲史书体例的，可以说，编撰体例论是《史通》的核心。

刘知几在《六家》、《二体》、《杂述》、《古今正史》诸篇中，将唐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与杂史两类，正史按其源流分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杂史按其内容分为十种：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刘知几重点对六家的体例特征进行了分析，称《尚书》为记言体，《春秋》为记事体，《左传》为编年体，《国语》为分国体，《史记》为通史纪传体，《汉书》是断代纪传体，这六种体裁最初不过是各时代记录历史的方法，但后来学者竞相模仿，于是这六种体裁就演变为六种历史学流派。六种体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凝结为二体，即编年体和纪传体，“载笔之体于斯备矣”。

在“六家”、“二体”论之后，刘知几重点对纪传体的体例进行了系统批判，写了《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诸篇，不仅指出古代史家著作的体例乖谬之外，而且从理论上对史书各部分的体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这些意见中，最为后人注意者，有以下三点：一是“尊班而抑马”，不主张写《史记》那样的通史，以为它“疆宇辽阔，年月遐长”，“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采录之烦者也”；赞成效法班固《汉书》写断代史，“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二是在《书志篇》中提出增设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删除天文、艺文、五行志。三是提出在表、志之外，更立一书，“题为制策、章表书”[67]。而反对写表历，以为“载诸史传，未见其谊”。这些意见有的是中肯的，有的则颇为后人诟病。

在《模拟篇》中，刘知几还提出，史书的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历史体裁也应随时发展，不能一味模拟古人。即使是模拟，也只应师其立论命意，而不应叶公好龙，徒有其表。这实际上提出史书体裁创新的命题。

（四）史学文风论

刘知几在《叙事》、《浮词》、《言语》等篇中，对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述风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史本是同源的，但后来“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则”。他针对当“世重文藻，词宗丽**”的风气，反对文人修史，提出史书的文风应有自己的特色。首先，他提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而叙事之美者，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半”，要做到这一点，方法有多种，“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他还要求在省句、省字上下功夫，以达到“简要”的目的。其次，刘知几提出史书文风的“用晦”之道，即所谓“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这就要求史文的写作不能太“显”：“繁词缛说，理尽篇中。”而应给读者留有回味、思考的余地。史文的风格应该是“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这就要求写史的人要有很高的文字驾驭能力。另外，在史书中，刘知几主张“言无美恶，尽传于后”和“言必近真”，因而，他赞扬王劭《齐志》善录当时的“口语”、“方言”，使古今之异、民俗之殊、风土之别，由此可得考见，这是“志存实录”的修史原则在语言应用上的体现。刘知几反对“妄益文采”，反对把“夷音”变成“华语”。他还举例批评，说霍光本是一个“不知一经”的“无学”之人，但史书“述其语言，必称典诰”，这是十分荒唐的。

刘知几的历史观和史学批评理论，从抽象的角度讲，是我国史学的精华。不过，刘知几史学的立场是封建的，他的许多具体结论，也还有商榷的必要，但刘知几仍是我国一位伟大的史学批评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