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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史学批评的经典之作刘知几与史通（第1页）

第三节　史学批评的经典之作——刘知几与《史通》

辉煌灿烂的盛唐文化，在史学领域中也孕育出了两朵奇葩，这就是刘知几的《史通》与杜佑的《通典》。《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批评专著，《通典》则是我国第一部专详典章制度的通史。

《史通》一书，分内外二篇，各10卷，合为20卷。内篇分39目，其中《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有目无文，实存36篇；外篇分11目，其中《杂说》一目分上、中、下3篇，共13篇。《史通》的主旨是对盛唐以前的中国历史学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批判，书中凸显出的文化精神，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是极有价值的。

一、史家自觉意识的萌醒

中国“史”字的渊源很早，据说在甲骨文中就有它的雏形。不过，中国史学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由从属到逐步独立的过程。商周时代，中国就设有史官，是掌管文书档案的，同时还“兼掌历象、日月、阴阳、管数”，即所谓的“巫史不分”。到了两汉时代，经史不分，史学是经学的附属物，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中，史书是附在《六艺略》的《春秋》门下。“史学”名称的正式出现是在十六国时期，据说是石勒在晋太兴二年（319年）称赵王时，设立了经学、律学、史学祭酒，“史学”正式立为官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史部设有十三个子目，著录史书817部，13264卷。这说明史学已发展成一门仅次于经学的独立学科。隋、初唐时期，史学受到统治者的扶植，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在史学摆脱其附属地位，逐步独立壮大的过程中，史家的自觉意识萌发，并逐步强化。《文心雕龙·史传篇》，论及史之功用、源流利病、史籍得失及撰史态度，已开史学批评之先河。不过，它还主要是从文体的角度来讨论，史是从属于文的。唐朝发展到盛唐时代，丰富的物质条件、宽松的文化氛围，使史家具有更为宏大的气魄。一方面，他们治史的眼光已不局限于一朝一代，而是要有更大的作为，“通识古今”成为当时学者崇尚的治史精神。另一方面，史官在唐代极受尊崇，刘知几称“得厕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朝廷选任史官也提出了德、才方面的要求，这促进了史家角色意识的增强。刘知几从史家的角度，纵论古今，对唐以前的中国史学进行系统的反思、彻底的清算，这是史家自觉意识强化的表现。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铜山）人。彭城诸刘，大多为汉代皇室后裔。刘知几出身文化世家，他的族祖刘胤之是唐初一位史学家，与令狐德棻一齐修过国史和实录，他的父亲刘藏器，也很有学问。据刘知几自己回忆，他“年在纨绮”，父亲就向他传授《古文尚书》，但他怎么也学不进去。父亲给他的哥哥们讲授更为博大的《春秋左氏传》，他旁听得极有兴趣，感叹“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从此，他便确立了对史学的爱好。到17岁时，他已把《左传》、《史记》，下至唐朝当代实录国史，“窥览略周”，初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为他后来撰写《史通》打好了基础。

20岁时，刘知几考中了进士，始授获嘉主簿，到42岁担任史官之前，刘知几一直沉迹下僚，官卑人微，他在《自叙》中说：“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遂获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年岁，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60]政治上不得意，使他更加醉心于自己所热爱的史学事业。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刘知几升任著作郎，兼修国史。在史馆任职期间，他先后与当时著名的史官徐坚、吴兢、朱敬则等修成《唐书》80卷，《则天实录》30卷，他还独立完成了《刘氏家史》15卷及《刘氏谱考》3卷。

一生有志于史，能够出任史官，本应是遂了本愿，但当时正值唐朝政局混乱时期，政出多门，史馆监修太多，人各言殊，他感到很难发挥自己的才能。他写《史通·自叙》时回忆当时的处境：“凡所著述，尝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这不仅促使他对当时的官修史书制度进行反思，同时也促使他思考作为一个史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与条件。他感到“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也就是不懂史学的真义，因而他感到有必要对过去的史学进行一次系统的批判总结，“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这就是《史通》写作的动机。刘知几的这种意识并不是孤立的，他的《史通》写成后，当时著名学者徐坚非常推崇，说：“居史职旨，宜置此书于座右。”[61]刘知几还与当时的史学家朱敬则、刘允济、薛谦光、元行冲、吴兢、裴怀古常“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这说明史家自觉意识的萌醒，是当时史学界的普遍现象。

所谓“史家自觉意识”，最主要地是指史家的角色意识，即史家对自身素质与职责的自觉。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刘知几的“史才论”。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礼部尚书郑惟忠曾经问刘知几为什么“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刘知几发表自己的见解说：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史家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前人已经论及。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说到刘向、扬雄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刘知几采纳前辈的思想精髓，对“史才”即史家素质作了更精确的概括，提炼出“史才三长说”，并作了形象的比喻说明。他所说的“学”，是指史家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特别是要掌握丰富的文献材料；他所说的“才”，主要指史家驾驭文献资料的能力及文字表述能力；他特别重视“识”，即后人所称的“史德”，强调史家必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因为史学的基本功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62]丧失了“史识”，就等于史家放弃了自己的职责。才、学、识三者皆备，才可称得上是一个史学家。

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论”，被“时人以为知言”，正说明他代表了盛唐史家对自身素质的更加自觉的理论认识。虽然刘知几本人并未明言《史通》与“史才三长论”的内在联系，但通观《史通》全篇，可以发现，刘知几基本上是以才、学、识三个理论范畴批评传统史学的。因而也可以说《史通》的写作是史家自觉意识进一步萌醒的结果。

二、批判精神与求实精神

刘知几写作《史通》的宗旨是“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所谓“指归”，即指著史的宗旨、目的；所谓“体统”，即指史书体例上的裁制及史文风格、编写手法、语义、称谓等在全书的统摄划一。刘知几在《史通》写作中贯彻这一宗旨的方法是“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即通过对旧史的系统批判，摭其史文，商榷史篇，析其利害，辨其真伪、邪正，申古今凝滞，从而达到“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目的。因而，《史通》一书充满批判精神，以真实**破虚浮，以严正击破荒诞，以公正反刺邪曲，成为《史通》的文化取向。

刘知几“多讥往哲，喜述前非”的治学精神的形成是有其渊源的。据刘知几自己讲，他“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西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汉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及年过而立，言悟日多”。这说明刘知几自幼读书就不喜死背硬记、因袭陈说，而是要通过自己的理解，提出质疑。《史通》中的许多批判性的观点，就是刘知几长期在读书、思考中积累起来的。在治学方法上，刘知几非常推崇《淮南子》和扬雄《法言》、王充《论衡》、刘劭《人物志》、陆景《典语》、应劭《风俗通》、刘勰《文心雕龙》，他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养料，从而确立了自己“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治学道路和对古今人物学术加以与夺、褒贬、鉴诫、讽刺，攻击甚或牴牾，化除拘忌的批判精神。在他出任史官之后，他对官场的黑暗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政治上感到悲观失望；他的修史工作又受到权贵的干扰和同僚的妒忌，以致“道不行”、“志不遂”。这些强烈的刺激，更增强了他对传统史学进行系统批判的理论勇气。

刘知几对旧史的批判，绝不徒托空言，而是有理有据。刘知几认为史家以“彰善瘅恶”为指归，“实录”、“直书”是史家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但在旧史，往或因统治者对修史的干预，或因史家的政治偏见、阿谀心态，或因修史者喜好标新立异，造成许多曲笔与虚妄之处，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求实、存真。求实是批判的目的，批判是求实的手段，批判精神与求实精神融为一体，这是《史通》的基本创作方法。

《史通》对旧史的批判，主要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评论其得失。但更能体现刘知几文化精神的是他对传统思想的怀疑与批判，对五行灾异、鬼神迷信思想的驳斥。

从汉代以来，孔子被视为“神而先知”的大圣人，成了我国封建时代的精神主宰，而儒家经典则成为人们必读的教科书。在史学领域，自董仲舒、刘向父子以阴阳五行解释历史之后，班固又在《汉书》中特设《五行志》，神学史观在史学领域中投下了浓厚的阴影。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每一个制作，几乎都要直面这种思想阴影的笼罩。东汉王充首先向传统思想发起挑战，刘知几继承王充《论衡》“问孔”、“刺孟”的怀疑批判精神，写出了《疑古》、《惑经》及《〈汉书·五行志〉错误》[63]等战斗性极强的篇章。首先，他认为孔子虽然是一位“大圣大德”的伟人，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间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接着就对孔子删订的六经提出批评，说《尚书》“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并且对一些重要史事“芟夷不存”，有“理有难晓”之弊。而孔子修《春秋》“皆遵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以至“巨细不均，繁省失中”，“真伪莫分，是非相乱”，进而责问：“圣人立教，其言若是，”怎么可以称得上是“良史”呢？刘知几还对历代推崇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时代一些史事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记述的尧舜禹“禅让”是很值得怀疑的，他依据《山海经》“放勋之子为帝丹朱”的说法，推测尧舜“禅让”实际上是“舜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他依据《虞书·舜典》舜死于苍梧之野的说法，认为：苍梧地接五岭，地气瘴疠，舜在垂暮之年，远涉不毛之地，以至湘妃泪洒斑竹，哀怨幽恨而死，说明实际上舜是被禹放逐，老死于苍梧。正统思想往往言必称尧舜，刘知几揭穿了尧舜禹禅让的谎言，这种不盲从迷信、敢于怀疑的精神，不仅是一种可贵的治学方法，而且也反映了刘知几反对复古主义、主张历史进步的进步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