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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八方乐奏 万般舞姿（第2页）

唐前期，还流行一种《泼胡乞寒》之戏，舞时，“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裸形体，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焉”[45]。这是一种群众性自娱舞蹈，场面热闹、盛大。人们化装游乐、布置场地、装饰街道，**跳足，挥水投泥，以水相泼，十分欢乐热闹。但由于此舞不符合中原民情，屡遭非议，终于在玄宗朝遭到禁止。[46]

除以上所说的几种较著名的舞蹈外，当时还流行不少舞蹈，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隋唐五代时期是我国舞蹈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这也是当时社会风气开放、封建礼教束缚较轻的反映。

四、戏剧的发展

中国的戏剧艺术在隋唐五代时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当时民间流行的剧种很多，主要有：三大歌舞戏——《大面》、《拔头》、《踏摇娘》、参军戏、傀儡戏等，至唐后期又出现了杂剧。

歌舞戏是以故事情节为主，由演员装扮成人物，用歌唱或说白以及辅之以表情动作的文艺节目。它不同于后来的戏剧，它在表演时的舞蹈成分还很多，其中还杂有一些古老的角抵戏和杂戏的形式。杜佑《通典·乐·散乐》中说：“歌舞戏，有《大面》、《拔头》、《踏摇娘》”。这是唐代最有名的三大歌舞戏。

《大面》，又称《代面》，演员戴面具登台演出北齐兰陵王的故事，所以又称为《兰陵王》。崔令钦《教坊记》说：“《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若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木为假面，临阵著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这个歌舞戏在唐代流传很广，宫廷宴会时经常演出以助兴。唐玄宗的弟弟李隆范5岁时即能表演《兰陵王》，郑万钧《代国长公主碑》记：“则天太后御明堂宴。圣上（指唐玄宗）年七岁，为楚王，舞《长命女》。……岐王年五岁，为卫王，弄《兰陵王》，兼为行主词曰：卫王入场，祝愿神圣神皇万岁，子孙成行。……”[47]这个戏在表演时，除了戴假面具，还有其他道具，“戏者衣紫，腰金，执鞭也”[48]。这个歌舞戏，在唐代还传入日本，至今还能以保存着古代的舞面舞服演出[49]。

《拔头》，又作《钵头》。它是从西域传来的一个歌舞戏。据《旧唐书·音乐志》载：“《拔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它初传来时，似乎是表现人与兽搏斗的舞蹈故事。在长期的发展中，故事情节有所改变，表演也由单纯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有歌有舞的歌舞戏节目。《乐府杂录·鼓架部》说：“《钵头》，昔有人父为虎所伤，遂上山寻其父尸。山有八折，故曲有八迭。戏者被发、素衣、面作啼，盖遭丧之状也。”故事情节由表现人与兽搏斗的场面，发展成为表现上山寻父尸所经历的种种磨难，其中大概就包括与虎相遇而搏斗的场面。其有歌有舞，以表现遭丧而心情痛苦的场面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歌舞戏在唐代也很流行，出现了像容儿这样的表演大师，连里中小儿也可以模仿其情状而嬉戏。张祜《容儿钵头》诗云：“争走金车叱鞅牛，笑声唯是说千秋。两边角子羊门里，犹学容儿弄《钵头》。”这个节目在唐代可谓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了。

《踏摇娘》，是一出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歌舞戏。崔令钦《教坊记》载：“北齐有人姓苏，疱鼻，实不仕，而自号为郎中。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妻衔悲，诉于邻里，时人弄之。丈夫著妇人衣，徐行入场。行歌，每一迭，傍人齐声和之云：‘踏摇和来，踏摇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故谓之‘踏谣’；以其称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今则妇人为之，遂不呼郎中，但云‘阿叔子’。调弄又加典库，全失旧旨。或呼为‘谈容娘’。”这出戏揭露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控诉了黑暗的不合理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苏五奴妻张四娘，就是一位善歌舞、美姿色、能演《踏摇娘》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这出戏在民间经常演出，引起人们的极大共鸣。常非月《咏谈容娘》诗云：“举手整花钿，翻身舞锦筵。马围行处匝，人压看场圆。歌要齐声和，情教细语传。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怜。”这出戏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歌有舞，且有说白及表情动作，有规定的情景场次，出现了旦、末、丑三个角色，已具有后代戏剧的雏形。

参军戏，源于秦汉时的俳优表演，类似于滑稽戏。它最初是描写一个赃官遭优伶戏弄的故事，《乐府杂录·俳优》载：“开元中，黄幡绰、张野狐弄参军，始自后汉馆陶令石耽。耽有赃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即令衣白夹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后为参军，误也。开元中，有李仙鹤善此戏，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参军，以食其禄。是以陆鸿渐撰词《韶州参军》，盖由此也。”后来故事内容有所变化，出现了许多属于参军戏形式的节目和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武宗朝有曹叔度、刘泉水、咸淡最妙。咸通以来，即有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等三人，冯季皋亦其次也。弄《假妇人》，大中以来有孙乾饭、刘璃瓶，近有郭外春、孙有熊。……弄《婆罗》，大中初有康迈、李百魁、石宝山。”其中最著名、最具战斗力的是懿宗朝的表演艺术家李可及所表演的《三教论衡》，他把嘲弄的矛头直指被统治者尊奉为三教圣人的释迦如来、太上老君、孔子。参军戏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深受群众喜爱。李商隐《骄儿》诗有：“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薛能《吴姬》诗也有：“此月杨花初似雪，女儿弦管弄参军。”连小孩、女儿都能够模仿参军戏而嬉戏，可见参军戏在当时是极为流行的。

傀儡戏，又称“窟礌子”或“魁垒子”，即现代所说的木偶戏。传统的傀儡戏，是作为丧葬祭献之戏。据《封氏闻见记》卷四载：代宗时太原节度使辛杲京葬日，诸道节度使争以傀儡戏“道祭”。范阳的祭盘最大，“刻木为尉迟鄂公、突阙斗将之像。机关动作，不异于生。祭讫，灵车欲过，使者请曰：‘对数未尽。’又停车设项羽汉高祖会鸿门之像，良久乃毕。缞绖者皆手擘布幕收哭观戏。事毕，孝子陈语与使人：‘祭盘大好，赏马两匹。’”像这种“道祭”，实际上是一次傀儡戏汇演。不过，唐代傀儡戏主要还是作为宴享嘉会娱乐项目而经常上演。僖宗时，成都节度使府，“频于使宅堂前弄傀儡子，军人百姓，穿宅观看，一无禁止”[50]。杜佑《通典·乐·散乐》说傀儡戏在唐代已经是“闾市盛行”。《乐府杂录·傀儡子》记载了一位姓郭的民间表演傀儡戏艺人，“发正秃，善优笑，闾里呼为‘郭郎’，凡戏场必在俳儿之首也”。梁煌《咏木老人》（一作唐玄宗诗）诗云：“刻木牵丝作老翁，鸡皮鹤发与真同；须臾弄罢寂无事，还似人生一梦中。”描写了提线木偶的表演情景。林滋《木人赋》也叙述道：“……来同僻地，举趾而跟底则无；动必从绳，结舌而语言无有。……既手舞而足蹈，必左旋而右抽。藏机关以中动，假丹粉而外周。”[51]把木偶戏制作的惟妙惟肖展现出来。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206号张雄夫妇合葬墓中曾发现过绢衣木偶[52]，证明在初唐就出现了用傀儡来表演有故事、有情节的歌舞戏。这在中国戏剧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杂剧大盛于宋元时期，但其形成比之当更早。至晚在唐后期，地方上已经出现了简单的杂剧形式。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南诏进攻东、西川，掠走五万多人，“音乐技巧，无不**尽”。后来，据李德裕的调查报告称，被掳走的人口中，“其中一个是女子锦锦、杂剧丈夫两人”。[53]这是历史上最早关于杂剧的正式记载。据《酉阳杂俎》续集卷三记载，当时的四川地区还出现了“五人为伙”的戏班子，流动演出，“五人为伙……监军院宴，满川等为戏，以求衣食。少师李相怒，各杖十五，递出界”。这5人是千满川、白迦、叶珪、张美和张翱，为我国戏剧史上见诸记载的最早的戏班之一。晚唐五代还开始上演了不少优秀剧目，比较有名的有：《刘辟责买》、《旱税》、《麦秀两歧》、《排闼戏》等。

《刘辟责买》，约编成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但没有得到演出的机会。《唐语林》卷一载：“高崇文……入成都日，若有闲暇，命节级将吏，凡军府事无巨细，一取韦皋故事。……举酒与诸公尽欢。俳优请为《刘辟责买》戏，崇文曰：‘辟是大臣，谋反，非鼠窃狗盗，国家自有刑法。安得下人辄为戏弄。’杖优者，皆令戍边。”这是一出揭露叛逆刘辟，讽刺封建官僚欺压人民的“现代戏”。

《旱税》，是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年），优人成辅端讽刺当时管理京畿地区的高级官吏——京兆尹李实的戏。李实对人民非常残暴，尽量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以取媚皇帝，史称其“恃宠强愎，不顾文法，人皆侧目”。当时关中大旱，李实向皇帝报告说：“今年虽旱，谷田甚好。”人民照旧得纳租交税，为此不得不拆屋卖麦苗。成辅端利用在皇帝面前演戏的机会，扮成穷苦人民的形象，创作并上演了这出戏。戏中共有几十段倾诉人民疾苦的唱腔，其中之一为：“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为此得罪了李实，遭诬陷，以“诽谤国政”罪被杀害。[54]这是反映唐中叶尖锐的阶级矛盾的“现代戏”。

《麦秀两歧》，本是东汉初渔阳人民颂扬同情人民、鼓励农业生产的清官张堪的一首歌曲，[55]一直流传到唐代，又填了新词。晚唐五代时期被改编为戏剧。据《太平广记》《封舜卿》引《王氏见闻录》载：五代后梁时封舜卿出使西蜀，当地为他表演了这场戏。情节大体是：堂前摆着割麦用的工具，由几十个演员装扮的穷人，身着破衣烂衫，拖儿带女，提筐拾麦，同时唱着自述困苦生活的歌，歌声悲惨。反映了人民痛苦的生活，讽刺了统治阶级。

《排闼戏》，又名《樊哙排君难》。它是根据楚汉相争时“鸿门宴”的故事改编的，为了庆贺唐昭宗返正而上演，属于历史剧。据《唐会要·诸乐》载：“光化四年（901年）正月，宴于保宁殿，上制曲，名曰《赞成功》。时盐州雄毅军使孙德昭等，杀刘季述，帝反正。乃制曲以褒之，仍作《樊哙排君难》戏以乐焉。”显然，这出戏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像这类戏剧，一定还有不少，可惜没有流传下来。此外，还有一种被称为“合生”的有说有唱有舞的戏剧形式，在唐前期已很流行。《新唐书·武平一传》载：中宗宴两仪殿，“胡人袜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浅秽”。平一上书曰：比来“妖妓胡人、街童市子，或宫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咏歌蹈舞，号曰‘合生’”。这些戏剧艺术的发展标志着这一时期已经具备有后世戏剧的雏形。

五、民谣、民乐与民间音乐比赛

唐代的民间歌谣活动十分盛行，诗人们以“行人南北尽歌谣”[56]，“人来人往唱歌行”[57]等诗句来反映当时民谣的盛况。

对情歌、唱山歌等活动，广泛流行于乡村僻壤及少数民族地区。《宣和画谱·唐女仙吴彩鸾》条记载：“南方风俗，中秋夜妇人相持踏歌，婆娑月影中，最为盛集。”民间赛歌成为一些地区的风俗，如巴渝一带，“岁正月……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58]。民歌的盛行，影响到文人的创作，刘禹锡的《竹枝词》有：“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情）却有晴（情）。”“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堤上行》之二有：“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应歌。”《踏歌词》之二有：“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唤树鹧鸪鸣。”这些都反映出大江南北民间对歌的盛况。

文人的作品，往往成为民间歌手传唱的内容。《集异记》记载的三位著名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旗亭听歌的故事，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唐代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水准的民歌手。如刘采春，据说能唱120余首歌曲，“皆当代才子所作。其词五、六、七言，皆可和矣”。每当她一展歌喉，“歌声彻云，闺妇行人莫不涟洏”[59]。街头流浪艺人张红红，“本与其父歌于衢路丐食”，后被选入皇家宜春院，因聪明伶俐，闻曲即可默记心中，被宫中人称为“记曲娘子”[60]。念奴是位女高音，“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61]。开元时宜春院歌手永新，本名许和子，原为吉州永新县乐家女。“既美且慧，善歌，能变新声。韩娥、李延年（汉代著名歌唱家）殁后千余载，旷无其人，至永新始继其能。遇高秋朗月，台殿清虚，喉啭一声，响传九陌。明皇尝独召李谟吹笛逐其歌，曲终管裂，其妙如此”。一次，“赐大酺于勤政楼，观者数十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上怒，欲罢宴”，高力士奏请永新出演，只见她“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62]。可以说，永新的歌具有极大魅力，扣人心弦。此外，还有李可及、韦青、李龟年、李鹤年、米嘉荣、田顺郎、南不嫌、陈意奴，等等，举不胜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代是诗的世界，歌的海洋。

唐代的民间音乐，尤其是市民音乐活动，有很大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唐代涌现出了一大批民间音乐家，如弹琵琶的曹保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奏箜篌的李凭、张野狐及李齐皋父女，吹笛的李谟、孙楚秀、尤承恩、云朝霞，击羯鼓的黄幡绰、王文举，等等，粲若群星[63]。至于那些连名姓都没有留下来的民乐艺术家们，就更如满天星斗，数不胜数了。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遇到的琵琶女，即其中之一，她还算幸运者，通过诗人的名篇《琵琶行》，后人还能领略到其风采。这些艺术家大都来自民间，起码也受到民间艺术的深刻影响。

其次，从乐器种类的繁多上，也可以看出当时人音乐生活之丰富。据唐人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载，较常用的乐器约有300种，可以分为吹奏、弹奏、击奏乐器3类。仅鼓就有羯鼓、铜鼓、腰鼓、桴鼓等10余种，大部分乐曲在演奏时，“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山谷”[64]。它如琵琶、笛、笙、筚篥、方响、箜篌等，则是当时最盛行的乐器。

另外，唐代市民音乐比赛更为当时的城市生活增添了热闹情趣。都城长安是各种有专长的艺人云集的地方。长安城中的王公贵族官僚士大夫之家和歌榭酒楼妓馆之中，经常是歌舞升平。长安市上还经常举行各种音乐比赛，届时行人驻足，好不热闹。有的为了增加新奇性，男扮女装，及至公开亮相，才令人豁然明白。《乐府杂录·琵琶部》就记载了这样一次市民音乐比赛：

贞元中，有康昆仑，第一手。始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即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绿腰》，其街西也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昆仑即惊骇，乃拜请为师。女郎遂更衣出见，乃僧也。盖西市豪族，厚赂庄严寺僧善本，以定东廛之胜。

像这一类的活动，经常举行。如白行简的《李娃传》提到长安东街和西街的“凶肆”（从事殡葬业）商人，为了争胜，在天门街比赛各自殡仪和挽歌歌者的优劣，竟引得一时万人空巷。《太平广记·赵燕奴》记载，“以捕鱼宰豚为业”的市民赵燕奴，“每斗船驱傩及歌竹枝词较胜，必为首冠”。类似此类的市民音乐比赛，构成唐代城市丰富多彩生活的一个侧面。

顺便提一下唐代的“庙会”和“戏场”。随着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市民文娱生活在中唐以来逐渐兴旺。一些以从事文艺为业的伎人，除了投靠宫廷贵族以外，也开始直接面向观众献艺。这种卖艺场所多集中于寺庙，形成“庙会”和“戏场”。据《南部新书》记载：“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荐福、永寿。”这种庙会中的戏场有各种杂戏及音乐表演活动，据《裴铏传奇·崔炜》条载：“贞元中，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在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卢子《逸史》也说：“唐天宝后，有张某为剑南节度使，中元日，令郭下诸寺，盛其陈列，纵士女游观。”逛庙会戏场的除了官僚贵族外，更多的是普通士子、妓女及平民百姓。由于戏场聚集了各种百戏艺术，娱乐性较强，所以吸引了人们乐此不疲。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万寿公主丈夫郑颢重病卧床，万寿公主仍泡在“慈恩寺观戏场”。由此可见，庙会戏场之魅力无穷。此外，在城市中还出现了随地而设的卖艺人场子。《尚书故实》中提到的“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当即指的这种场子。庙会和戏场的出现，反映了唐五代市民生活的逐步开展。这种庙会、戏场逐渐朝着宋代的瓦栏勾舍方向发展。

注释

[1]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2]郭若虚：《图画见闻志》。

[3]郭若虚：《图画见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