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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从南北文化之争到吏治与文学之争（第1页）

第三节　从南北文化之争到吏治与文学之争

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国封建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门阀士族势力虽然已经逐渐衰落，但其社会影响依然巨大。庶族地主阶级的势力在不断上升，但还未能从根本上压倒旧士族势力。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完善，门阀士族把持政权的局面宣告结束，大批出身寒微的地主阶级成员进入政坛，与旧势力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含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上的冲突。尤其是中唐以后，庶族地主阶级的力量已上升到足以与豪族地主相抗衡的程度，党争起伏不已，思想文化斗争也伴随着政治斗争的尖锐化而不断加剧。

一、南北文化之争

由于南北朝长期的分裂战乱，使得南北的学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迥然不同的风格。《隋书·儒林传序》说：“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西晋末年以后，由于北方沦为民族纷争的战场，大批士族人物南迁，使江南的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南方较多地保留了汉族传统的礼仪文化，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哲学、经学和佛学，还拥有温文尔雅的社会习俗，在文学艺术领域远远超过北方，以汉文化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北方受少数民族胡风、胡俗的浸染，文化上的“胡化”痕迹非常突出，重事功，主进取，文风质朴。直到南北朝后期，有不少北方人还承认“江东……专事衣冠礼乐”，以致“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59]这种文化上的南北差异，形成了尖锐的文化冲突。

陶文官俑（隋）1956年湖北武汉周家大湾隋墓出土

尚武、豪放的北人并不满足于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在思想文化上，也要成为主宰。北朝后期，受南朝靡丽文风的影响，北方文士曾闻风效尤，北周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程式，予以抵制。隋朝建立以后，李谔又上书痛斥江南文化之弊失：

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60]

李谔主张正文体，依据儒家经典为文，这与苏绰所见略同。隋文帝深恶文章浮艳，下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但这种模拟经典的文风，并未能抵制南方文风，随着隋朝的统一南北，南朝浮靡华丽的四六骈体文风迅速风靡全国。

为了加强对南方的控制，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在思想文化上则以北方的“五教”（父义、母爱、兄友、弟恭、子孝等一套儒家的伦理道德说教）来整齐规范江南的社会文化习尚，“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在苏威持节巡视江南时，他还鉴于“江表自晋以来，刑法疏缓，代族贵贱，不相陵越”的状况，使“牧人者尽改变之”。[61]对于南方文化，则采取鄙视态度，压制江南士人，苏威曾对隋文帝说：“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62]从学术文化角度来评析南北文化及士人的优劣短长，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种蔑视南方文化，污辱江南士人的言行，深深地刺伤了南人的自尊心，于是一场席卷陈之故境的大规模叛乱爆发了。反叛者捉获隋政府派遣的官吏，“抽其肠而杀之，曰：‘更使侬诵《五教》邪！’”[63]这场叛乱虽然很快就被平定下去了，但南北文化之间的冲突却是根深蒂固的。这显然不利于新生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安定。

隋炀帝倾向南方文化，这与他长期驻镇江南文化中心扬州并受其熏陶有关。隋炀帝还在为藩王时，就好附庸风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学士”[64]，这些人大多是江南士人。隋炀帝在与这批人的结识中，改变了传统的鄙视江南文化的偏见，对南方文化表现出尊重的态度，并大胆从中汲取养分，使南方文化在当时的文学艺术领域中占据了主流地位。

唐初，有人主张，去短取长，融合南北文风。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就说：“然彼此（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魏征此论代表了南北融合的自然趋势，不过直到盛唐时期这个趋势才达到文质彬彬的理想境界。

魏征像

唐初接受和沿袭南朝文化，但逐渐自创新境；盛唐时，新境大辟，文化成就远超南朝。以文学艺术而言，唐前期封建经济趋于繁荣，士人生活也有相当的保障，再加上朝廷以科举取士，进士科成为士林华选，考进士必须得精通诗赋，利禄所在，士人无不致力于文学。唐前期诗文沿袭南朝，无非是些“竞一韵之奇，争一家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65]的作品。唐太宗是创业英主，作起诗来仍是循规蹈矩、逐句相对，所作文章，也是纤靡**丽，学庾信为文，嫣然南朝文士。这说明声律对偶化的文学还没有定型，因之南方文风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同时称雄，南方文风更进一步在文苑里占优势。四杰诗运用声律，在古诗向律诗过渡中，大有进境。继之而起的沈、宋（沈佺期、宋之问），将诗的声律化定型。沈约、庾信作诗，声韵调谐，对偶精密，沈佺期、宋之问比沈、庾更加靡丽，一篇中句数有定准，通篇不犯声病，美得像锦绣成文，士子们都模拟他们的作品，号为“沈宋体”。他们的诗意境平常，与四杰相类，专靠形式华美，供宫廷玩赏。至陈子昂张扬古诗的旗帜，独辟新境，诗风为之一变，至盛唐融合南北诗风，推出百花盛开的唐文苑。文也如此，唐朝的一切文字，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无不用近体文，即所谓的四六文。这是南朝遗留下来的靡丽文风。四六文经唐太宗亲自提倡，地位更加巩固，文士不能作四六文，即无仕进的可能。作近体诗和近体文的要诀，全在编排古语，广泛搜罗故事和成语，预先做成各种对偶，以便随时应用，所以有识之士不屑为。至中唐以后，古文运动兴起，逐渐战胜和取代了四六文体。这说明唐文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灿烂辉煌的成就，是与南北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吸收分不开的。

二、围绕进士科所展开的文化论争

科举制创建于隋而定型于唐，自其产生以后，历代围绕进士科及其存废而展开不断的褒贬议论，这实际上反映出的也是一种文化抉择上的论争。

对科举制的争执论议，主要集中在科举取士到底应该重经学还是应该尚文才，以及与其相关涉的进士科的存废两个问题上。隋唐时期，门阀世胄垄断政权的局面被打破，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取士大批涌入仕途，旧的门阀士族一贯以阀阅自矜，尽管他们的地位已经每况愈下，但他们依然保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德业儒素相标榜，瞧不起庶族地主，不断抨击进士科的浮华，用以抵制这一新兴势力，维护自身的封建权益。尤其是中唐以后，世族豪门与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矛盾不断加深，加之科举制的种种弊病也不断暴露，所以围绕进士科所展开的文化论争也在不断进行。

科举自其产生之初，就和经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不仅科举中的明经、三礼、三传、经童等均是科举的重要科目；就是进士科也与经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进士科还未加入文学内容的考试之前，也是经学考试的一个主要方面。自隋朝时废止九品中正制，开科取士以来，便以掌握经学内容的娴熟程度作为入仕、做官的依据。入唐初期，统治者继承隋制，统一了作为考试标准的经书，使天下学子都要研习《五经》，以此为进身入仕的敲门砖。然而，由于南北朝直至隋唐，社会上偏尚文辞，隋朝科举中最高等第的秀才科就是以试文才为主要标准的。唐高祖武德年间，虽然取消了秀才科，但其主要特点不久就被进士科所取代，成为在唐代科举中与经学相抵触的力量，在当时朝野均有很大的影响，几乎成为科举的主要内容。

唐代科举中最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主要考帖经，全靠死记硬背。进士主要考诗赋，需要独立思考，又自南朝以来，诗赋对文士有吸引力，已相沿成习，文士多愿应进士科，表现自己的才能，因此唐朝进士科特盛。当时明经的录取率为十分之一二，进士的录取率为百分之一二，相差悬殊。中明经容易，中进士难，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66]之说，可见朝野都重进士而轻明经。

科举制度广泛吸收各地方各阶层的地主参与政权，寒门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后，形成了唐代政治上一个有势力的集团，经常和北朝以来的士族势力相对抗，他们在取得高官厚禄后，本身就转化为大官僚大地主，反过来把持科举，营私舞弊，造成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这在高宗以后，就明显表现出来。因此，在统治阶级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对进士科乃至整个科举制的批评和非议。

对进士科的批评和非议主要是言其浮华无用，不能积极弘扬儒家思想。显庆二年（657年），刘祥道上书唐高宗，认为科举进士过滥，“经明行修之士犹或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岂能皆有德行”。儒家经学之不兴，学风之败坏，完全在于“奖进之道未周”[67]。上元元年（674年），刘峣又向高宗上书，批评了礼部在选人问题上存在着重才、不重德的现象，认为科举是国家“考孝秀之门”，应以“德行为本，才艺为末”[68]。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年），薛谦光又上疏指责进士科“皆以浮虚为贵”[69]。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正月，唐玄宗在《重订明经进士试法诏》中亦对进士及明经考试提出批评，他说：“近日以来，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本，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也。”[70]因此提出对明经、进士科考试的一些改革内容。

代宗宝应二年（763年），豪族地主的代表人物之一、华阴大姓礼部侍郎杨绾上疏条奏贡举之弊说：“……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试帖。以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而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能文，不越数家之集。递相党与，用鼓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黩为常谈，以向背为己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71]在杨绾看来，进士科浮华无用和明经科的不得力同样重要，因此应该停止二科举士，恢复古代察举制度。杨绾上疏后，贾至也上《议杨绾条奏贡举疏》，支持杨绾改革科举、振兴经学的主张。当时，在廷臣中，同意杨绾主张的，还有李廙、李栖筠、严武等人，在当时颇有影响。

到牛李党争时期，李德裕强调儒家经学，而牛僧孺则注重文辞诗赋，经术与辞赋之争便显得更为突出。李党的首领李德裕，出身赵郡士族，祖栖筠，天宝末年因“仕进无他歧”，不得不应科举考试，但中进士后即“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72]。李德裕年轻时，“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73]，以门荫入仕。牛党的首脑牛僧孺，系牛仙客之后，仙客出身胥吏，目不知书，玄宗时虽贵为宰相，但仍遭时人轻视，故牛僧孺伪托为隋吏部尚书牛弘之后。他和李宗闵、杨嗣复都是权德舆的门生，三人“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74]。牛、李两党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员上：李党主张“经术孤立者进用”，牛党主张“地胄词彩者居先”[75]。魏晋以降的门阀旧族多以经学传家，故重经术实即重门第；诗赋词彩是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内容，所以重词彩也就是重科举。李党分子郑覃长于经学，但不善为诗赋，他“深嫉进士浮薄”[76]，曾屡次向唐文宗请求废除进士科。李德裕尤恶进士，他曾向唐武宗鼓吹重用门荫子弟的主张：“朝廷显贵，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77]牛党维护科举制度，注意拉拢进士，甚至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78]，以扩大势力。没落的士族遭到庶族大地主的排挤，和中小地主有了共同语言，所以李德裕在和牛党对抗时，就提出了“奖拔孤寒”的号召，后李德裕被贬崖州时，“八百孤寒齐落泪，一时回首望崖州”[79]，赢得了广大中小地主对他的同情。唐宣宗是个科举迷，“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大喜”[80]，这自然使他同牛党情趣相合，因此，牛党在宣宗的支持下，完全清除了李党。这样，持续了40余年的牛李党争才宣告结束。

其后，赵匡亦著文极言科举之弊，他指出：“国朝选举，遵用隋制，岁月既久，其法益讹。……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惟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惟挠其淳和，实又长于佻薄。……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墙面。及临民项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所谓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者也。”[81]他列举了科举选士的12种弊病，并提出改革方案。所论朴实，切中时弊，不像杨绾、李德裕等人主张取消明经进士，而是主张在实用、通博、达观上下功夫。明经要努力变虚为实，有资于政；进士则要通经明史，为文要“有资于用者”，不重诗赋等浮华之文。

除此之外，唐代文人学者及政府要员论科举之事的还有不少。如肃宗至德年间，有刘秩的《选举论》，代宗朝有沈既济的《词科论并序》和《选举论》，德宗朝有柳冕的《与权侍郎书》，专论科举明经之弊及改革之法。唐文宗大和年间，曾多次就科举停试诗赋的问题进行争论，或停或复，或改试议论。唐武宗时试进士则强调“但据实才”，并多次对中举进士进行复试。这类对科举制度的争执论议，终唐一代不绝如缕。

三、吏治与文学之争

唐王朝的建立者出身关陇贵族军事集团，唐初的勋臣贵戚也大都经历隋末的风暴洗礼，重事功，主进取，尚武豪放，是他们所具有的时代特色。他们鄙薄浮华靡丽的不实之才，重视实际才干的发挥。唐代一开国就侧重于才能而轻于文学德行，开了不拘流品之端。太宗的谋臣武将中有不少即“自潜伪中拔擢而出者也”[82]，史称“大唐创历，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83]。所以，有唐一代“出将入相”型的吏才层出不穷。另外，受南朝靡丽文风的影响，社会上文士闻风效尤，尤其是科举制度确立以后，重诗赋文章，蔚然成风。高宗时刘峣上疏说：“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84]玄宗年间，诗赋文章已是“立身之美旨也”，“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85]。这样，在统治阶级内部，重吏才还是重文学，就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

唐太宗时，名士张昌龄等应进士科，都被考官斥退。唐太宗问斥退的缘故，考官对以昌龄等华而少实、文风浮靡，不是好吏才。如果录取他们，后生相慕成风，扰乱朝廷提倡的风雅之道。所谓风雅之道，就是要符合传统的温柔敦厚之道，而浮靡恰恰是敦厚的反面。唐太宗虽然赏识张昌龄等人的文藻，却只好承认考官所说为有理，也就是承认吏才对文学的压制。致使张昌龄等人一生沉迹下僚，名声不显，无所作为。

唐高宗时，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同时称雄，文名甚盛。文武双全的裴行俭却对他们不屑一顾，认为士人要有远大的前程，首先靠器识，其次才是文艺，王勃等虽有文才，却都浮躁浅露，哪里像个享受爵禄的材料！杨炯大概可以做个县令，其余诸人得好死就算不错。裴行俭的这些话反映了唐初吏才对文学之士的压抑。《新唐书·文苑传·王勃》说：王勃6岁便能作文，不到20岁即应举及第，是个很有文才的年轻诗人，他写的《滕王阁序》中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但就是这样一个立志要有所作为的文学之士，却不为当世所容，史称他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曾做一小官，后失职流落，渡海溺死，死时才28岁。杨炯幼年便擅长诗文，应神童科试得官，武则天时曾任盈川县令，也遭同僚嫉恨，诽谤他恃才简倨。卢照邻博学善作文，因得风疾，不能仕进，曾拜名医孙思邈为师，求治病之方，当时人评价他也是浮躁浅露，最后因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投颍水自尽，死时年40。骆宾王也是幼而能诗，唐高宗末年，曾任长安主簿，后被贬为临海县丞，怏怏不得志，弃官在江南流浪，后参加徐敬业的扬州起兵反武则天，为掌书记，军中书檄，多出其手。徐敬业兵败，骆宾王亡命逃窜，不知所终。据说骆宾王为徐敬业起草了近于人身攻击的《讨伪武氏檄》，武则天看后，怜其不遇：“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流落不遇乎！”[86]当时人也说他品行不好。从四杰的遭遇来看，文学之士受吏才的压抑，在唐初是很严重的。

姚崇像

继四杰之后的沈佺期、宋之问，也是著名的文学之士，他们在诗的声律化定型方面贡献巨大，他们的作品称为沈宋体，是当时文人士子模仿的样板，但他们的仕途也有坎坷，同样遭受吏才的排挤和压抑，时人评价他们人品卑劣。他们转而谄奉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替他作应制诗，甚至为之捧溺壶。武则天死后，沈宋都被贬窜，先后死去。

宋璟像

随着高宗、武则天时期科举制的大发展，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涌入仕途者的数量明显增加，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力量也逐渐壮大。这样，吏治与文学之争也更加激烈。

开元九年（721年），张说任相。张说本是当时文士们的领袖，他用事以后，特别注重粉饰文治。张说在开元十三年以宰相任集贤学士知院事期间，所引用的人物，大都是文采之士，如徐坚、韦述、贺知章、徐安贞、孙逖、王翰、张九龄、袁晖、许景先等，全是以文辞知名的。张说不但以文章来提拔人士，同样，他也以“无文”来排斥人。如崔隐甫不由科第出身，而吏治优长，有威名，又有惠政[88]，玄宗把他从河南尹征召欲加重用时，张说却因为他无文而上奏拟用为武职金吾大将军，另外推荐崔日知为御史大夫，玄宗不听，就用了崔隐甫为御史大夫，而用崔日知为左羽林大将军，这样，崔隐甫便怀恨在心。又如宇文融，也长于吏治，官至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兼劝农使，以进献理财之策，大得玄宗宠信，张说也处处和他为难，这样，二人也产生嫌隙。[89]于是，宇文融便引用门荫出身的李林甫为御史中丞，又联合崔隐甫在开元十四年四月扳倒了张说。这次斗争，明显地分为吏治和文学两派，可见朝臣结党，由来已久。[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