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道教的风行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经过南北朝时期的改造充实,到隋唐五代时期已经发展为较成熟的宗教,进入了鼎盛期。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声势浩大,各地道观林立,道徒众多,求仙学道之风遍及帝王公卿、工商百姓,道教活动的盛行,对当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崇道**迭起
隋代是个短命的王朝,只存在了37年。由于隋代统治者对佛教的过分尊崇,所以给人一种假象,好像是道教受到了贬斥和压抑,其实不然。隋代统治者对道教采取了利用、控制和防范措施,促进了道教的稳步发展,为道教在唐代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北周武帝出于富国足兵的愿望,曾在灭佛的同时,限制道教的发展。隋文帝杨坚在辅政时,为取代北周,曾两次下令兴复佛、道二教。一些政治嗅觉敏感的道教徒揣摩其意,为他改朝换代积极鼓吹,如道士张宾、焦子顺密告以受命之符。杨坚即皇帝位后,这两个道士立即受到重用,并下令修道观、度道士。同时对毁坏偷盗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处以不道罪;对道士毁坏天尊像者,以恶逆论处。隋文帝杨坚为了证明自己是“祗奉上玄,君临万国”的真龙天子,还曾亲临老子故里亳州,并命薛道衡“建碑作颂”[43]。
隋炀帝杨广亦尊礼道教徒,他为藩王、坐镇扬州时,就曾开置四道场,由国司供给,释李两部各尽搜扬。当时,许多道教上层人物出入藩府,为杨广夺嫡张目,像高唐人乙弗弘礼就密告杨广当“为万乘主”,受到重用。杨广还师事道教领袖人物徐则、王远知等,迷信道教金丹术,企求长生不死。他在京城置道术坊,在中央机构中置崇玄署,以规范道教的管理。这些措施对道教的发展都较为有利,据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载:隋代仅在长安和洛阳两京建道观就达60座,度道士三千余人。
《老子化胡经》
(唐)甘肃敦煌发现
道教在隋代尽管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与隋王朝的佞佛政策相比,道教的发展还是有限的,所以在隋末群雄并起时,道教徒又捏造了许多图谶为他们服务。道士桓法嗣就伪造了《孔子闭房记》鼓吹王世充当“应符命为天子也”而受到重用。[44]在道教图谶中,有一条“李氏当王”的谶语最为流行,隋炀帝听信方士之言,将关陇贵族集团中的李远家族灭族,而李渊则受到猜忌,李密则参加了杨玄感起兵,后又成为瓦岗军的首领,李轨则据此占武威,自称大凉皇帝。
唐朝是道教的鼎盛期,道教的发展**迭起。唐王朝在创立的过程中,就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李渊太原起兵前,道教徒王远知、歧晖、李淳风等,就或密告符命,或预言李渊当建立新王朝,或借老君口传言当受天命。晋阳起兵后,道教徒不仅继续捏造霍山神话和羊角山神话,借太上老君之口为李渊集团鼓气,而且还有不少逸民道士,远辞丹灶,投军效力,贞观名臣魏征就曾经做过道士。当李渊集团进军关中时,楼观道士歧晖还以观中资粮尽数接济李渊之女平阳公主的部队,还改名歧平定以示拥护,并发道士80余人向关接应。道教对李唐王朝的鼎力相助,自然也得到唐王朝的尊崇。
李唐王朝建立后,为了神化自己的统治,认道教教主李耳为祖,大加封号,大立道观,谒祠礼拜,优礼道士、女冠,提高道教在三教中的地位,令天下士人皆读老子书,科举考试中设道举,给道士加官晋爵,修《道藏》等,道教的发展盛极一时。
唐高祖曾因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传老君言“子孙享国千岁”而于其地立庙祭祀,武德七年(624年)还亲自到楼观,拜谒老子祠。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637年)于亳州修老君庙,并度道士和拨给庙户以奉香火。当时,有僧人智实和法琳称李唐皇室非老子之后,智实被杖不久死去,法琳则被流放。唐高宗即位后,不仅亲自到亳州谒老君庙,并且追尊老君“太上玄元皇帝”号,下令王公百僚皆习《老子》,于科举考试中加试《老子》,还令天下诸州普置道观、度道士等,形成了道教在唐代发展的第一个**,道教的理论化建设也大大加强。
武则天出于改唐为周的政治目的,曾大力扶植佛教,为她当女皇大造舆论,与此同时,道教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如她规定释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并且削去老君“太上玄元皇帝”之号,等等。但她也清楚地认识到“佛道二教,同归于善”[45],所以她不仅襄赞高宗搞过一系列的崇道活动,而且她也利用道教为她服务,并且还搞过求仙炼丹一类的活动,这样就使得道教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继续发展。
升仙太子碑局部拓片(唐)
唐中宗即位后,复周为唐,道教的地位也有所恢复,他下令老子依旧为玄元皇帝,贡举人习《老子》,令天下诸州立观等;睿宗本人不仅醉心道术,建玄元皇帝庙,而且还鼓励他的两个女儿金仙、玉真公主出家为女冠,并为她们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道观。
唐玄宗继位后,唐代道教的发展达到最**。他给老子追加的封号越来越尊崇,天宝二年(743年)正月加“大圣祖”,八年(749年)六月加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年(754年)二月加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同时,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也分别被尊为南华、通玄、冲虚、洞虚四真人号。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诏令道士、女冠籍隶宗室,归宗正寺管理,确立了道教为皇族宗教的尊崇地位。后来,又于崇玄馆置玄学博士,设道举,以四子所著书为真经,创立太清宫朝圣制度,下令修《道藏》等。在唐玄宗的狂热扶植下,道教在唐代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期。
安史之乱曾使唐代道教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从玄宗晚年刮起的道教神仙怪异之风,到中唐日益掺入浓厚的巫术迷信倾向。唐肃宗曾借玄元皇帝神化他的统治,唐代宗则下令大规模度人入道,修建规模宏丽的乾元观。他们重用王玙、黎幹和道士李国祯等,“命巫媪乘驿行郡县以为厌胜,凡有所兴造功役,动牵禁忌”[46],斋醮祈禳,且无虚月。唐德宗即位以后,曾谋有所振作,他讨厌巫祝怪诞之士,下令不得奏置宫观和度人入道,但自四镇连兵、泾原兵变之后,德宗被迫出逃,他也由最初的反对巫祝迷信变得开始疑神疑鬼起来,如他相信术士桑道茂之言,“以时日禁忌为意”,又重用道教色彩浓厚的宰辅大臣李泌、韦渠牟、关播、李元平、陶公达等人,使道教巫术迷信之风越刮越烈。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则对道教的长生久视之术迷恋很深,他们向往神仙不老之境,重用道徒方士,合炼金丹。宪宗听信皇甫镈、柳泌、李道古之言,因“服饵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47];穆宗在惩办毒害宪宗的山人方士之时,却又饵其金石之药,以致过早辞世;敬宗还是一少年天子,却也求访天下异人,冀获灵药,得长生久视之道;文宗则重用善合金丹的郑注为相,以至引起民间惊惧。
至唐武宗时,形成了唐后期崇道的又一个浪潮。唐武宗笃信道教,他在即位之后,立刻召集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场,武宗亲受法箓。他还听信道士邓元起、赵归真、刘玄靖等人的蛊惑,兴起会昌灭佛。同时又大兴土木,于禁中建成望仙楼、降真台等穷极奢丽的建筑,追求神仙长生之道。乃至后来也“饵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48]而至英年早逝。宣宗即位以后,虽然诛杀了赵归真等12人,又兴复了佛教,但他也迷信神仙之术,曾遣使罗浮山,迎道士轩辕集问长生之术,后来又服食了道士卢紫芝等人的金丹,以致疽发于背而卒。即位的懿宗虽然佞佛,却也崇道,他曾借玄元皇帝名义捏造谶语以证明自己即位的合理性。僖宗在位时,唐末农民大起义风起云涌,他乞灵于道教大圣祖以帮助他重现太平,他不但宠信道士,亲受法箓,而且还大搞崇道活动,以期挽救行将覆灭的唐王朝,但这些崇道活动都未能阻止唐王朝灭亡的命运。
综观有唐一代,据杜光庭统计,所造宫观1900余所,度道士1500余人。这个数字尚不包括王公贵戚及公卿百姓所舍庄宅为道观者,同时还有大批私入道的伪滥道士及道姑等,总计全国道观数应超过6千座,道士也应多于4万名。[49]
五代十国时期,也有不少帝王崇信道教。朱温建立后梁,虽然废太清宫、紫极宫为庙观,但他也笼络有名望的道士,如赐道门威仪郑章号贞一大师,道士夏隐言赐紫;后唐庄宗信任道术之士周玄豹、程紫霄,还以狂热的神仙迷豆卢革、卢程为相;明宗不但修葺宫观,还曾召道士12人于中兴殿修金箓斋,以名位笼络道士郑遨等,赐陈抟“清虚处士”号;后晋高祖石敬瑭也“慕黄老之教,乐清静之风”[50],礼道士张荐明为师,访以治世之道;后周世宗一方面抑佛,另一方面又崇道,他曾召陈抟,问飞升黄白之术。十国中也有不少君主崇道。前蜀王建尊礼道门领袖杜光庭,封金紫光禄大夫、蔡国公,进号广成先生;后主王衍亲受道箓,起上清宫,尊神仙王子晋为“圣祖至道玉宸皇帝”,并狂热学仙,终至亡国;后蜀主孟昶,也崇道,他曾奉道祈禳,并有道号“玉霄子”;吴王杨行密崇信道士聂师道,号问政先生,建紫极宫以居之;南唐烈祖李昇好神仙方药,敬重茅山道士王栖霞,终因服食金丹中毒身死;吴越王钱镠敬重道士闾丘方远,赐号洞玄先生,又师事道士钱朗,招道士为其炼丹;闽王王璘,好神仙之术,道士陈守元、巫者徐彦林,与盛韬共诱之作宝皇宫,极土木之盛。这些统治者们崇道程度虽然不同,但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崇道活动都促进了道教的发展。
二、道派的兴盛融合
道教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分化发展之后,在南北朝末又呈现融合趋势。隋唐大一统王朝的相继再现,打破了地域分割界线,为道教的融合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带动了道派的繁荣兴盛。
茅山宗是隋唐五代时期道教的主流派,其传承世系如下:
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韦景昭——黄洞元——孙智清——吴法通——刘得常——王栖霞
茅山宗的许多宗师出身仕宦之家,谙熟政治,他们虽然身披道服,却积极参与政治,甚至还扮演了帝师的角色,从而带动了茅山宗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