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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道教的风行（第2页）

王远知是隋唐之际茅山宗的著名宗师，他出身琅邪王氏，祖、父都曾官至南朝州刺史。他自幼聪慧，博览群书，曾入茅山拜陶弘景为师，学其道法，后又师事宗道先生臧兢。他热衷于政治，在南朝、隋、唐风云变幻之际，以善于观察政治风向而闻名，受到南朝陈、隋、唐统治者的优渥，使茅山宗在这个时期得到很大的扩展。隋炀帝杨广为晋王坐镇扬州时，曾迎他入宫，亲执弟子礼。唐高祖李渊未发迹时，他又密告符命，唐太宗李世民尚未登基前，他又预言当作“太平天子”，所以，他一直受到隋唐统治者的宠信。死后，被谥为“升真先生”，追赠金紫光禄大夫。王远知的弟子很多，最著名者有潘师正、徐道邈、陈羽、王轨等。王轨与潘师正分传茅山道于南北，至韦景昭时又合二为一。

潘师正居中岳传道50余年，其祖、父也皆于北朝官至州刺史。据说他生有仙骨，幼无童心，少年丧母后即出家为道士，随王远知学道法，后居嵩山传道。唐高宗李治曾多次驾幸嵩山，咨访道要。永淳元年（682年）卒，高宗及天后追思不已，赠太中大夫，赐谥体玄先生。他的弟子18人，以韦法昭、司马承祯、郭崇真、吴筠等最为知名。他对茅山宗在北方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思想见于《道门经法相承次序》，汇集了南北朝以来的各派道经，显示了他对各家的融汇态度。

司马承祯，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出身仕宦之家。少好学，薄于为吏，年21出家为道士，师事潘师正，居嵩山，学其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后止于天台山传法。武则天闻其名，召至都，降手诏以赞美之；睿宗时，又访以阴阳术数之事；玄宗从其受法箓，又为他在王屋山筑观。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卒，赠银青光禄大夫，谥曰贞一先生，并为御制碑文。他和当时的许多文人士大夫来往密切，与陈子昂、卢藏用、宋之问、李白、王维、孟浩然、贺知章、王适、毕构为仙宗十友，扩大了茅山宗在文士中的影响。他在道教理论上也多所建树，主要著作有《坐忘论》、《天隐子》等十余部，对茅山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弟子有70余人，唯有李含光、焦静真得其道。

李含光，本姓宏，因避孝敬皇帝李弘讳，改姓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开元中从司马承祯传受道法，开元末，玄宗召问理化，拜为师，赐号玄静先生。玄宗曾多次致书问讯，赏赐优厚。他整理上清经法，注意教理发展，更进一步扩大了茅山宗的影响。

韦景昭，丹阳延陵人，初师事包世荣，天宝中奉诏侍李含光归茅山，大历中受正传，卒于贞元初。

黄洞元，南岳人，早游华阳，与李含光为师友，后至茅山住下泊宫，学韦景昭之学，卒后，德宗赐洞真先生号。

孙智清，年少时入茅山，师事黄洞元，大和六年（832年）为山门威仪，会昌元年（841年）奉召修生辰斋，武宗赐明玄先生号。

吴法通，润州丹阳人，曾参加科考不中，入茅山随孙智清为道士。僖宗曾遣使受大洞箓，尊称为度师，赐号希微先生。

刘得常，金陵人。17岁时作《大道歌》，师事吴筠，居紫阳观20年，传道法。

王栖霞，唐末避乱于寿春，从问政先生聂师道传道法，后至华阳，从威仪邓启遐受大洞经诀。南唐李昇召至金陵，加金印紫绶，号玄博大师。

综观茅山宗在隋唐五代三百多年间，共传10代，在茅山宗历史上分别被尊为第10代至19代。茅山宗能兼收并蓄，吸收三教之长，并融汇三洞经法，不持门户之见，采取开放态度，且有一个独立而严密的传承体系，人才辈出，香火不断，使茅山宗终于成为隋唐时期道教的主流派。茅山宗除了这10代宗师外，还涌现出不少大师，如与潘师正齐名的王轨，居茅山传法，弘扬茅山道法于南方，他曾随王远知赴隋炀帝杨广召，又得唐太宗垂青，常向他咨访道要。他卒于高宗时，弟子最著名者有戴慧恭、包方广、吴德伟、王元熠等十余人。其中包方广传包法整，法整传包士荣，士荣传韦景昭。另外，像潘师正的弟子吴筠，也是当时著名的茅山宗大师，他颇善文辞，与文学之士多有交往，曾与李白、孔巢父等诗篇酬和，玄宗闻其名，征召他待诏翰林，问以道法，深受器重，天宝中辞还山，主要论著有《玄纲论》和《神仙可学论》等十余部，对道教的理论建设有重大贡献。茅山宗在王远知的努力下，得到隋唐统治者的重视；在王轨和潘师正的弘扬下，在南北得到普遍发展；在吴筠和司马承祯时期，理论建设大大加强，上清经法渗透其中，使得茅山道法流布全国；李含光充当“帝师”，比其前辈大师更受到统治者的优宠，在统治集团上层中进一步扩大了影响，更加使得茅山宗“玄门以彰”，在盛唐时臻于极盛。李含光以后，茅山宗逐步走向衰落。

楼观道在魏晋北朝时期已经成为道教的一个重要派别，他以陕西盩厔（周至）终南山麓的楼观为中心，成为我国西北乃至北方道教活动的重要区域。

歧晖在大业七年（611年）就预言“当有老君子孙治世”。李渊晋阳起兵后，他又测定李渊必是“真君出世”，尽以观中资粮接济平阳公主军。李渊进军关中时，他又改名歧平定，发道士80余人向关接应。李渊建唐后，立即下诏褒奖歧晖，并授以银青光禄大夫。以后，唐高祖还多次谒楼观以示崇敬。

巨国珍，武功人，性淳厚好神仙学。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年30时于楼观入道，卒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

田仕文，右鄠人。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入道，师事韦节，学习三洞经法及符诀，又诵《灵宝》、《生神章》二经。卒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弟子最著名者为尹文操。

尹文操，天水人（今甘肃天水）。少时即入道，颇得唐高宗赏识，“出入供奉，询德咨量，救世度人……三十余年，以日系月，始终不绝。……君臣同悉，救书往复，日月更回”[51]。唐高宗以晋府旧宅为太宗造昊天观，以他为观主。他曾奉敕修《玄元皇帝圣纪》，神化李唐王朝。高宗授以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常少卿。著作有《祛惑论》等，弟子有侯少微等。

楼观道本有崇老的传统，力主老子化胡说。李唐王朝建立以后，为了给他们的统治披上一层神圣的灵光，大搞“尊祖”、“崇本”活动，竭力神化老子。楼观道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许多有关老君的神异传说都和这个道派有关。所以楼观道受到唐朝统治者的殊宠，大大地提高了它的社会地位。楼观道还善于融汇各道派之长，如茅山宗就曾给予它不断的影响，同时它又吸收了重玄派的思想，博采众长，融汇南北经法，使其发展充满了活力。

南岳天台派是茅山宗第12代司马承祯所传，此派以居住于南岳、天台传道而得名。所传授的经法为上清大洞秘法或三洞经箓。其传承世系为：

司马承祯——薛季昌——田虚应——冯惟良——应夷节——杜光庭

这个道派闻名者颇多，如田虚应的弟子中，陈寡言、徐灵府、刘玄靖等人也颇知名，冯惟良的弟子还有叶藏质、沈观等，陈寡言则传刘处静，徐灵府传左元泽，刘玄靖传吕志真，叶藏质、沈观、刘处静、左元泽等又传闾丘方远，闾丘方远的弟子颇多，聂师道、程紫霄、夏隐言等最知名，聂师道的弟子中有邓启遐、王栖霞等最出色。

南岳天台派秉承其祖司马承祯的传统，也颇有善于走上层路线者。如薛季昌曾被唐玄宗召入宫中，延问道德，甚受恩宠；田虚应应潭州郡守请，祈雨；冯惟良曾受宪宗诏，不赴；应夷节所居道坛，武宗赐名道玄院；叶藏质本为叶法善之后裔，曾上疏懿宗奏乞石门山居为玉霄宫；刘玄靖，敬宗时诏入思政殿，问以长生事，武宗时又召入禁中，请授法箓，赐以银青光禄大夫、崇玄馆大学士，号广成先生；闾丘方远是传扬南岳天台派的重要人物，吴越王钱镠曾为他建宫观以居之；聂师道，大受吴王杨行密宠信，敕广陵建玄元宫以居之，褒美为逍遥大师、问政先生，入室弟子十余人，皆赐紫；杜光庭对道教的建设贡献巨大，这和他得到统治者赏识是分不开的。他在僖宗朝即被赐紫，充麟德殿文章应制，成为道门领袖，中和元年（881年），随僖宗入蜀，遂留成都。后事前蜀王建，为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上柱国、蔡国公，赐号广成先生。后主王衍从其受道箓，以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他学识渊博，精通儒、道经典，一生著述甚多，是道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从这些道教人物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南岳天台派之所以蔚为大派的原因。

此外，还有洞渊、北帝二派。洞渊派起源于晋末居马迹山的道士王纂，以斋咒为人治病为特点。到唐高宗、武则天时，有道士韦善俊，“诵《道德》、《度人》、《西升》、《升玄》等经，人有所惠，悉为赈救之用”[52]。睿宗、玄宗朝，又有道士叶法善，出入宫廷，参与政治，大受统治者信用。其弟子有百余人，以暨齐物、尹愔最知名。其后又有刘玄和，号混成子，凿井汲水为人治病，多所痊愈，弟子有范仙舟。《道藏》中有冠洞渊字之经，即属此派经籍。北帝派授北帝箓等经籍，治六天鬼神、辟邪禳祸之事，属上清别派。唐道士有麻姑山邓福唐，名紫阳，诵天蓬咒，感北帝授剑法。紫阳子华封，名德成。德成从子名延康。其后有居茅山之邓启遐，受箓于龙虎天师及何元通。王栖霞常问学。又有桃源黄洞元，授弟子何元通。这派与上清、正一有较密切的关系。

中、晚唐五代十国期间，在西南巴蜀地区，有传《镇元策灵书》一派。此派假托神仙降授道书，实际上是与二葛一派有关的修炼之书。此派由宋冲元开始传授，玄宗时有翟乾祐，遇真人，授以与正一道有关的三科秘术，代宗时召入京，赐号通灵大师。翟乾祐传舒虚寂，舒虚寂传向道荣，道荣传任可居，共5世而止。

除以上道派外，还有些道士道派不明，道术不拘一格者，这种情况正好体现了唐代道派演化融合的趋势。

从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的情况来看，茅山宗成为道教的主流派，它在教理上受到重玄宗的影响，又吸取了灵宝斋法，融入了正一法，融汇了道教各派。这种情况正好适应了隋唐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