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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国内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第1页）

第一节　国内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清前期汉族是主体民族，和各少数民族相比文化发展相对说来程度较高。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水平不同，但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在改造自然、争得生存的过程中，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人民相互依存，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样，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通过不同途径得到了广泛的交流。

一、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

汉族在和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中，一般说来占据主导地位。许多少数民族吸收了汉族的先进文化，进而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与此同时，汉族也从少数民族的文化中吸取了营养，使汉族文化更加发扬光大。

（一）汉族和满族的文化交流

清朝建立以后，满族人口的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满族原先居住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随着清朝在全国统治地位的确立，满洲八旗军分镇京师和全国各地，满族人口也大量随之入关，分布到全国的许多地方。这样，满族便移居到汉族聚居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的区域，只有一部分仍然留居在白山黑水之间。此外，清朝统治者曾把许多汉族人口迁移到边疆，或服役，或屯戍，或征战，这些边疆地区也多有满族人戍守或居住。除了清政府官方组织外，中原内地的许多汉族民众为了谋生、寻求耕地或者经商，也不顾清政府的禁令，纷纷出关来到满族故乡东北地区。上述满、汉两族人口的迁移，使满、汉两族交错杂居，频繁接触，为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职贡图（局部）

满族吸取汉族的先进文化，首先从满族出身的清朝皇帝那里反映出来。为了巩固全国的封建统治秩序，特别是利用儒家思想加强封建统治力度，消弭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清朝皇帝学习汉族文化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顺治帝为了吸取历史上的治国经验，发愤读汉文书籍达九年之久，不仅读正史书籍，而且读小说、戏曲、话本。结果，他受到汉文化的熏陶，领悟了儒家“文教治天下”的奥秘[1]。康熙帝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对汉文化也认真学习。他采用前朝的做法，举行经筵大典，请经筵讲官讲解四书五经，于是，很快掌握了儒家思想，甚至能够“背诵大部分被中国人认为是圣书的儒家著作或其他一些原著”[2]。康熙帝还十分推崇程朱理学，为此编纂了许多书籍。这一切都表明，康熙帝对汉族传统的封建思想已经十分精熟。清朝皇帝不仅学习汉族的封建思想文化，还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灌输到满族生活的各个领域。结果，满族的思想意识逐渐地融合在汉族的封建思想文化之中。

满族贵族倚仗手中掌握的国家政权，通过教育等措施，使满族贵族和八旗子弟系统学习汉族文化，是满族和汉族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设立了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宗室觉罗学，各地驻防八旗官学、义学。在这些学校里，既学习满语和骑射，也学习汉族语言和文字，读儒家经典著作。这样，满族的封建文化水平在总体上有了提高。

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经过满族人民的努力，满族中涌现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自然科学家。正白旗满洲包衣管领下人曹雪芹，既有很高的汉文化素养，又对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非常熟悉。他用汉文创作的小说《红楼梦》，通过满族贵族四个大家庭的兴衰，对封建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从而使这部小说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誉。正黄旗满洲人、大学士明珠之子纳兰性德，是著名的词作家。他用汉文写的许多词，具有清丽、生动、自然的风格，被人称为清代的李后主，和当时著名的汉族词作家朱彝尊、陈维崧鼎立称雄，产生了很大影响。满族贵族奕赓，曾充御前侍卫，在汉族说唱文学的影响下，创造了一种新的鼓词《清音子弟书》，在市民阶层中有广泛影响。正白旗满洲人博启，是天文历算专家，乾隆年间曾任钦天监监副。他吸取了汉族天文历算方面的成果，并有所创新。此外，满族贵族永瑆和铁保，学习汉族的书法，造诣极深，可以和当时的汉族书法家刘镛、翁方纲媲美。满族贵族永瑢，学习汉族山水画法，创作的《长江帆影图卷》，气象万千，极有声势。清前期满族文化的辉煌成就，是满、汉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满汉民族融合的结果。[3]

满、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在民间也有许多反映。清朝建立后，进入关内分布到全国各地的满族人，在汉族的影响下，逐渐使用了汉语。就是留居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人，在移居关外的汉族人影响下，也渐渐用汉语代替了满语。“吉林本满洲故里，蒙古、汉军错屯而居，亦皆习为国语（满语）。近数十年（乾隆末年），流民渐多，屯居者已渐习为汉语”[4]，讲的正是这种情况。不仅满族的语言发生了变化，而且生活习俗也在汉族影响下发生了变化。对此有人写诗记载：“三十年前事，儿童见者稀。天寒曳护腊（靰鞡），地冻著麻衣。雪积扒犁出，灯残猎马归。只今风俗变，一一比皇畿。”[5]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族人的生活习俗都发生了变化，居住在内地和城镇、与汉族人交错杂居的满族人，其生活习俗的变化更可想而知。实际生活中确实也是这样，满族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和汉族人越来越接近了，特别是一些节日的习俗，比如年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的习俗，更越来越接近汉族人。这一切，正是满、汉文化交流的结果。

汉族文化影响了满族，同样，满族文化也影响着汉族，清前期满、汉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满族文化对汉族的影响，集中表现在语言、服饰、头饰方面。清初东北汉语方言形成过程中，就吸收了满族语的词汇，例如“妞儿”、“饽饽”、“爸爸”等。清朝汉族服饰的变化，是清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强迫汉人剃发易服的结果，不过汉人最后服饰的定型，则是既保留了汉族宽衣大袖的传统形制，又吸收了满族等的服装式样，例如清朝男服中的袍是表里双层长衣，就是吸收了满族服装窄袖和纽扣系结特点的汉族传统袍服。清朝妇女服装主要是沿袭了明朝，不过也受了满族服饰的影响，其表现是把结带改为纽扣，传统的交领和圆领变成了高领。清朝汉族男子的发式，在满族贵族民族压迫政策下，也变得和满族男子的发式一样了。作为头饰的暖帽和凉帽，则是汉族和满族头饰相互吸收的产物。[6]

（二）汉族和蒙古族的文化交流

明朝末年，蒙古族居住在漠北、漠南和漠西地区，大多过着游牧生活。当清朝还在关外的时候，满族贵族就已统一漠南蒙古各部，把蒙古王公当成进取中原的借助力量。在清军中，蒙古八旗军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清朝建立对全国统治过程中，蒙古八旗军和一部分蒙古人也进入内地，分布到全国许多地区。这是清朝建立后蒙古人最大的一次迁移。有人记述这种情况说：“大批鞑靼人进入中国，来的不光是女真人，还有奴儿干人，西部鞑靼人和鱼皮鞑靼人。”[7]进入中原内地的蒙古人和汉族人交错杂居，为两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此外，满族贵族和蒙古王公在政治上结成联盟，这使得一部分蒙古人可以在政府中任职，和汉族官员有了较多的接触。作为清政府中的官员，这些蒙古族人不能不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内地汉族人来到蒙古族居住地区。本来，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清政府对汉人前往蒙古地区垦殖，是有严格限制的。但是，清朝初年，由于内地连年战争，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出现了许多饥民。大量在内地无法生存的破产汉族农民，便纷纷来到漠南蒙古沿边地区，开荒种地，定居下来。陕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军被清政府打散以后，为逃避缉捕，也纷纷向漠南蒙古地区移居。这样，“自张家口至山西杀虎口沿边千里，窑民与土默特人咸业耕种”[8]。“归化城南，间有山、陕人杂处。”[9]蒙古地区喇嘛教广为传播，为修建寺庙，从河北、山西、陕西等地招来许多工匠，他们大部分是破产农民，寺庙修好后，便在蒙古地区定居下来。由于满族贵族和蒙古王公联姻的关系，清朝皇室的公主、格格下嫁到蒙古地区时，带来了一批又一批工匠、侍女、庄头等汉族人口。鉴于上述原因，到康熙年间，清政府对前往蒙古地区的汉族人的限制，不仅日益放松，而且默认允许。[10]这样，更多的汉族人来到蒙古地区。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康熙帝北巡途经喀喇沁三旗曾说：“今巡行边外，见各处皆山东人，或行或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11]汉族人大量来到蒙古地区，也使蒙汉两族文化得到了广泛交流。

汉族和蒙古族的文化交流，在编纂各种书籍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清政府曾编纂《五体清文鉴》、《西域同文志》、《四体合璧清文鉴》、《三合便览》等大型字典和辞典。在这些字典和辞典中，都有汉文和蒙文的对照，当然，也有汉文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对照。这反映了清前期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巩固过程中，汉族、蒙古族等文化的交流情况。这时期许多蒙古文历史著作译成了汉文，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康熙元年（1662年）成书的《额尔德尼·脱卜赤》。该书作者是鄂尔多斯部的萨冈彻辰。后来这部书被译成满文和汉文，定名为《钦定蒙古源流》。在一些蒙古文历史著作中，还广泛使用了汉文史料，例如《水晶鉴》、《宝贝念珠》、《恒河之流》、《大元盛朝史》等。在汉族谱系学的影响下，《蒙古世系谱》得以问世。许多蒙古族学者还用汉文撰写学术著作，蒙古八旗人法式善的《清秘述闻》、《槐厅载笔》、《陶庐杂录》，博尔济吉特氏希哲的《西斋偶得》、《凤城琐录》，蒙古正蓝旗人松筠的《绥服纪略》等，具有代表性。

蒙、汉两族的文化交流，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清前期许多汉文小说被译成了蒙文，例如《聊斋志异》、《今古奇观》、《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有人统计约有一百多种。在蒙古族的民间文学中，一些说书艺人还把汉族小说当成自己说书的主要内容。

《五体清文鉴》

在艺术领域，蒙、汉文化交流也很突出。蒙古地区的许多寺庙、王府、官邸、房屋，建筑风格既具有蒙古族的特点，也具有汉族的特点，是蒙、汉合璧式。建筑中的各种手工艺品，包括塑像、画像、壁画、雕刻、彩绘、工具等，既有鲜明的蒙古族风格，也有汉族文化影响的痕迹。

在文化教育方面，蒙古王公的子弟以及蒙古八旗将领的后代，在清政府设立的蒙古官学中，既学习蒙文、满文，也学习汉文及儒家经典。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一些蒙古封建主和富裕农牧民，还不顾清政府的禁令，聘请汉族塾师授课，有些人甚至起了汉族名字。

在科技方面，清前期蒙古医学有了很大发展，这与汉族医学的影响不无关系。汉文的《本草纲目》、《牛马经》等被译成蒙文，从而增加了蒙古医生用药的种类，以及治疗的经验和方法。与此同时，蒙古族医学中治创伤和接骨的疗法传到了中原内地汉族居住区，提高了汉族医生的医术水平。蒙古正白旗人明安图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曾任钦天监监正。他每年都要把汉文本的《时宪书》译成蒙文，由清政府颁布后在蒙古地区使用，从而丰富了蒙古族的天文历算知识。[12]

由于蒙、汉两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相互依存，蒙古族的一些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这显然是受汉族人影响的结果。在漠南蒙古地区，蒙古族人民“由酬酢而渐通婚姻，因语言而兼习文字”[13]，服食起居，与内地汉族人无大区别。从服饰上看，穿的布衫长仅及膝，束腰带，与汉族农民一样。从饮食上说，有的蒙古人由过去的牛羊肉及乳制品为主食，改为经常吃谷物蔬菜，少吃肉食。在居住方面，王公贵族的府第开始变成汉式宫室建筑，或者蒙式毡幕和汉式宫室相混合。从事农业的一般蒙古人，由于久已定居，住的是汉式平房，房间院落的布局和汉族人的几乎没有区别。同样，来到蒙古地区的汉族人在蒙古族的影响下，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14]，与蒙古族人民完全融合为一体了。

（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

清代前期，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除了和满族、蒙古族有着文化交流外，和其他少数民族也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

首先，是和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东北地区除满族外，还有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锡伯等少数民族。鄂伦春人以狩猎为生，汉族商人经常到鄂伦春人居住地购买貂皮，于是出现了集市。史载：“商贩旧与鄂伦春互市，地名齐凌，转为麒麟，因有麒麟营子之号。”[15]在汉族人的影响下，一些鄂伦春人学会了汉语，开始注意农业生产。“且该牲丁附近黑龙江城，多通汉语，亦颇有因捕猎日艰，讲习农事者”[16]，讲的正是这种情况。康熙、乾隆年间，一些鄂伦春青年被征召当兵，到全国各地作战，和汉族文化有了更广泛的接触，因而他们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也最深。鄂温克族的军队也被清政府征调到新疆等地作战，被征部队可以携带家属，这使鄂温克族的居住区域变得极为分散，和汉族有了广泛接触，因而也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雍正年间，达斡尔人被编为八旗，建立了佐领，有的上层首领还被提升为将军、都统。达斡尔族在扩大对外联系过程中，密切了和汉族人民的往来，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锡伯族原本居住在东北，康熙年间一部分锡伯族军队调往京师，乾隆年间三千多名锡伯族军民被调往新疆戍守。锡伯族居住地的变化，使他们扩大了和汉族人民的交往，于是，他们的住宅建设、喜庆节日，逐渐具有汉族的特点。

藏族龙柄铜执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