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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诗词的新成就（第3页）

袁枚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人。他继承晚明以来追求个性解放的进步思潮，不满于社会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压抑与禁锢。他对知识界的汉学和宋学两大派别都不以为然，指出，“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元［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1]。在诗歌理论上，他提倡诗歌要写“性情”，表达自我的思想感受和个性特点。他说“作诗不可以无我”[2]，就是强调诗歌要表现创作主体的思想和感情，不能只是毫无感情地描述外在世界，或者是忽视主观个体的存在。在袁枚眼中，“性情”是诗的核心，而要想更好地表达自我的“性情”，最重要的一点是诗人要保持一颗真善之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3]。诗歌外在的形式，如语言、格律、音韵、风格都是“有定而无定”，全受制于诗人的运用和调遣，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正是抱有这种态度，袁枚自称对古往今来的诗歌流派与作品，“无所不爱，无所偏嗜”，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对于前期的“神韵派”、“格调派”，他也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所分析，较为公正地指出其优劣得失。这些观点在诗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扭转诗歌创作上出现的形式主义和拟古倾向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袁枚的诗论，由于受他生活道路和思想视野的限制，脱离外在丰富复杂的社会现实，一味地强调个人“性情”，把“性情”抽象化，容易造成诗歌内容的空洞和贫乏，陷入另一种形式主义的境地。

袁枚的诗歌，正如他自己所言，直抒“性情”，主要是描写个人的生活遭遇和思想感受，即作者生活道路上的种种见闻和喜、怒、哀、乐，表达自我对人生的理解和追求。诗歌题材范围多为家居生活、宴饮游乐、旅行纪事、咏古怀人，等等。作者一生都过着优游林泉、寄情山水的安逸生活，这使得他的不少诗歌充满了怡然自得、超脱尘俗的纯美意境。如小诗《沙沟》写旅途所见：

沙沟日影渐朦胧，隐隐黄河出树中。

刚卷车帘还放下，太阳力薄不胜风。

这些诗作，意象鲜明，气韵流动，有一种自然灵巧、新奇别致的风格，为乾嘉时期的诗坛带来一股清新活泼的风气。但袁枚诗歌的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因为作者甘于做一个“太平盛世”的逍遥派，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失意都被安逸的个人小天地所遮盖，诗在他手中只是一种运用自如的消遣，内容不免失之于褊狭和单调。

（五）翁方纲的“肌理”说与宋诗派

翁方纲著有《复初斋集》。他是乾嘉诗坛宗宋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在诗论中提出“肌理”一说，认为“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诸实际”。所谓的“肌理”，主要指作诗应具备的学问材料。在翁方纲看来，要想作出好诗，重在读书长知识，有学问、有方法，而不是讲求什么“神韵”、“格调”，或空谈性情，率意而为。他推崇宋诗，“诗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诚斋”，就是因为黄庭坚等人多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与他诗论所提倡的精神相一致。“肌理”说是当时考据学风盛行下的产物，嘉庆年间风行一时，导致了清代诗歌创作方向的一大转变，对近代宋诗运动的兴起有着前导作用。翁方纲也因此成为诗坛一位领袖人物。翁方纲学识渊博，喜欢以诗谈学，致使金石考证之类杂错其间，这类作品枯燥呆板，有损于诗歌的艺术趣味。

二、词的复兴和著名词派及词人

与诗歌并称的词，在南宋时期形成一个创作高峰。元明时期，戏曲、小说盛行，词作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创作成就不大。入清以后，词人辈出，佳作纷呈，词又出现复兴的景象。创作上涌现出了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张惠言等名家，以他们为代表分别形成了阳羡派、浙西派、常州派等著名词派。此外，《词综》、《词律》、《词藻》、《词话》等词集和词学研究著作相继问世，也进一步推动了词的发展，共同形成清词的繁荣兴盛。

（一）阳羡派词人陈维崧

陈维崧（1625—1682年），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一生落拓，康熙年间，应博学鸿儒试，授翰林院检讨，修《明史》，旋即辞世。他学识渊博，工诗能文，尤其擅长作词，著有《湖海楼词》。长调小令，运用自如，皆有佳品，作品多达1629首，在清词中堪称第一，亦为古今词家所未有。其词宗法苏轼和辛弃疾，词风慷慨高昂，雄浑豪迈，是阳羡派的开山。作品的题材多为描述身世、吊古抒怀之作，也有不少是反映现实民生疾苦。他的弟弟给他的词集写的序言中说：“方伯年少时，值家门鼎盛，意气横溢……不无声华裙屐之好，故其词多作旖旎语。迨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榭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啸，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4]这是对迦陵词的内容和创作环境的最好说明。小令［醉太平］《江口醉后作》、《夜宿临洺驿》和长调［满江红］《汴京怀古》、《秋日经信陵君祠》等阕都可以代表迦陵的主要风格特点。迦陵词的另一个艺术特色是不太追求格律，不雕琢，直抒胸臆，朴素自然。但不足之处是有时过于直露，豪放有余，沉厚不足。［点绛唇］《夜宿临洺驿》写自我孤苦之状：

晴髻离离，太行山势如蝌蚪。稗花盈亩，一寸霜皮厚。赵魏燕韩，历历堪回首。悲风吼，临洺驿口，黄叶中原走。

以深秋随风飘**的黄叶来拟写自己的漂泊无依，取景阔大，感情真挚，是迦陵词中优秀作品之一。

与陈维崧风格相近的还有曹吉贞，山东安邱人，著有《珂雪词》。他的词主独创，词风雄浑苍茫，语多奇气。

（二）浙派词人朱彝尊

朱彝尊（1629—1709年），号竹坨，浙江秀水（今嘉兴）人，50岁才以布衣应博学鸿儒考试，授翰林院检讨，官日讲起居注。他博学能诗，也擅长填词。在词学研究方面，他曾纂辑唐宋金元五百余家词为《词综》，为词的研究和创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朱彝尊是浙派词家的代表作家，所作词集有《江湖载酒集》、《静志居琴趣》、《茶烟格体物集》、《蕃锦集》四种。有单行本《曝书亭词》。

他的词标榜南宋，宗师于姜夔、张炎，他说：“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姜夔）而户玉田（张炎），春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此。”[5]主张词要醇雅清空，注重格律技巧，尤其是在词句和音韵上下功夫，力求字句的工丽和声调的和谐。他的作品以抒情和吊古题材为佳，有“句琢字炼，归于雅正”之胜。但失败之处是精巧有余，沉厚不足，往往徒有华丽的形式而没有实际的内容。［卖花声］《雨花台》写道：

衰柳白门湾，潮打城还。小长干接大长干。歌板酒旗零落尽，剩有渔竿。秋草六朝寒，花雨空坛。更无人处一凭阑，燕子斜阳来又去，如此江山！

作品咏怀往事，吊古伤今，寄寓了对明亡的感慨，凄凉之情，溢于篇中，体现了其词的风格特点。

与朱彝尊同时代的浙派词人还有李良年、李符、沈岸登、龚翔麟等，时称浙西六家。清代中叶以后，浙派词盛极一时，当时尊奉浙派的词家，尤以厉鹗和项祚鸿为中坚。厉鹗（1692—1752年），字太鸿，号樊谢，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是继朱彝尊之后的词坛领袖，著有《樊旃山房词》，他标榜“清空”境界，注意词句的清俊和音律的和美，词风清远超脱，但沉厚不足，有时失于柔弱萎靡之病。项祚鸿，一名廷纪，字莲生，浙江钱塘人，著有《忆云词》。作品多写个人的富贵闲愁，辞婉而情伤，过于低沉。

（三）满族词人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书照

纳兰性德（1655—1685年），原名成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太傅明珠之子。1676年应殿试，赐进士出身，选授侍卫，曾出使塞外。著有《饮水词》。

在清初词坛上，他的创作很有特色，成就也较为突出。他出生于贵族之家，生活阅历决定了他的创作视野仅局限于自身生活天地。他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并没有从中得到特别的快乐，而是常常不由自主地滋生出莫名的悲伤和惆怅，使他的词充满了哀伤和幽怨的情调，多凄婉之音。其词作大都直抒胸臆，自然流丽，风格接近南唐李煜。小令《长相思》写乡关之思：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用白描的手法，通过自然界中常见的景物状写词人的思乡之情，情景交融，真切感人。

与纳兰性德风格接近的词作者还有佟世南和顾贞观。佟亦为满族人，其词以缠绵婉约见长，著有《东白堂集》。顾为无锡人，著有《弹指词》。他与纳兰性德交谊很深，词风也很接近。他的［金缕曲］《寄吴汉槎宁古塔以词代书》二阕尤为人所传颂。

（四）常州派词人张惠言

嘉庆年间，以张惠言为首的几位词人打着反浙派的旗帜，高唱“意内言外”，比兴含蓄，形成了名动一时的常州派。

张惠言曾辑《词选》一书，阐发他的词作主张。他提倡风、骚传统，主张词要运用比兴寄托手法，要求“缘情造端，感物而发”，反对专事雕琢词句。所著《茗柯词》46首，朴实自然，凝练纯净，别具特色。如［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歌》（其一）：

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招呼海边鸥鸟，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生平事，天付与，且婆娑，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看浮云过了，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

张惠言之后，周济著《词辨》，编《宋四家词选》，选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四家，继承张氏之说并加以推广，提出作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使常州派的影响日重。到了晚清时期，常州派成为垄断词坛的一大流派。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州派的弊病也日益明显，由于过分讲求比兴之法，愈追求比兴愈使词意曲折隐晦，把词的创作引上迷语化的歧路，使得词作晦涩生硬，十分难懂。加之当时考据风盛行，不少词人又是学问家，学问越大，知道的典故也就越多，于是就在词中大量用典来显示学问，这样的词作一般人根本无法看懂，严重影响到词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