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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诗词的新成就（第2页）

上述遗民诗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始终不与清朝政权合作，或是不甘心做清朝的顺民，走的是一条积极反抗或消极避世的生活道路。亡国之思、怀旧之情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是他们诗歌创作上的最大特色，其艺术成就和影响彼此不一，是清初一个特殊的诗人群体。与此相反，当时还有另外一部分在诗坛享有一定声望的诗人，他们自愿投靠或者屈从于现实的压力，入仕清廷，做了清朝的臣民。钱谦益、吴伟业就是其中的代表。

钱谦益像

钱谦益（1582—1664年），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万历进士，崇祯时为官礼部侍郎，弘光时官至礼部尚书，取媚马士英之流，清兵渡江攻陷南京，他率先迎降，留任礼部侍郎，不久辞官。晚年一度支持抗清活动，后被清廷宣布为贰臣，列《贰臣传》。钱谦益在明末已负有盛名，主盟文坛数十年。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钱谦益论诗反对宋人严羽的“妙悟”说，认为是无知妄言，不足为凭，主张诗要“有本”，如古代的《国风》、《小雅》、《离骚》及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皆出自肺腑。要求诗歌反映现实，抒发内心的感受。他的诗作题材广泛，诗体皆工，技巧成熟，风格接近晚唐，颇为时人称道，被誉为“江左大家”，是清初影响最大的诗人。晚年他和杜甫《秋兴》，先后写了124首《后秋兴》诗，诗中流露出恢复故国的愿望，对清朝和吴三桂多有微词。乾隆时期，他的诗文因为多处触犯朝廷忌讳，遭禁毁。

吴伟业像

吴伟业（1609—1671年），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崇祯进士，为翰林院编修，官至左庶子，明亡后一度隐居10年，受清廷所迫入仕清朝，为国子监祭酒，不久请假辞归。著有《梅村家藏稿》、《梅村集》等。吴伟业在清初享有诗名，与钱谦益齐名，是清初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多写明末清初的时事，通过一些重大的历史题材，反映兴亡更替的社会变化，有“诗史”之称。《圆圆曲》、《琵琶行》、《松山哀》、《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永和宫词》、《楚两生行》，都是广为传颂的名篇。其中《圆圆曲》写明末一代名妓陈圆圆的命运悲剧。诗中描写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为了夺回爱妾，不惜叛国降清，合兵反击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事件，委婉地嘲讽了吴三桂逞个人义气，置民族大义于不顾的做法。还有一些诗作集中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不平之事，如《芦洲行》、《捉船行》等，是仿照杜甫的“三吏”、“三别”而作。他的创作可以说无体不备，俱见功力，尤以歌行体最为擅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而且文辞清丽，音韵和谐，朗朗上口。但他喜欢用典，有时又未免用辞欠精练，他自己评价说其诗“镂金错采，未达到古人自然高妙之处”，可谓击中要害。

清初富有诗名的还有宋琬和施闰章，号称“南施北宋”。宋琬（1614—1673年），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顺治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曾遭人诬陷下狱，囚禁三年，险些丧命，其诗多写个人忧患与感伤。他的创作以五言歌行为胜，著有《安雅堂集》。施闰章（1618—1673年），字尚白，号愚山，安徽宣城人。顺治进士，为翰林院侍讲。他作诗注重学识和修养，主张言之有物，长于五言诗，著有《学余堂集》。

（二）神韵说和王士祯的诗歌创作

清初诗人，大都经历了农民起义和满族入关的社会巨变，国家危亡和民族矛盾变得异常尖锐和激烈，救亡图存成为第一位的问题，人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去思考、去寻找自我的生计和社会发展的未来之路。社会的动**不安，也使得诗人们无法安心于诗歌创作艺术的研究与探讨，新的诗歌流派尚在孕育之中。而明末王、李、钟、谭的诗风，也为一般诗人所厌恶，许多人只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学力来进行创作，不拘一格，不名一家。清初诗坛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各有遵依、互不攀附的创作局面。到了顺治、康熙时代，王士祯提出论诗以“神韵”为宗，形成神韵诗派，这才有了很大的转变。

王士祯（1634—1711年），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他少年即有诗名，一生著有《带经堂全集》、《渔洋诗话》，等等。

王士祯生活的时代，与清初遗民诗人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明朝覆亡的那一年，王士祯刚刚10岁，所以明清易帜在他心理上的阴影并不像其他遗民诗人那么明显。他一生中大部分时光处于清政权逐步巩固、社会日益安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的时期，清初遗民诗人所抱有的恢复故国家园的思想已不复存在，代之以对新朝的认同、歌颂和太平盛世将临的企盼。这一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显然是极其严重的。首先，社会的渐趋稳定，为诗人们专心于诗歌创作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大环境。其次，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民族矛盾暂时被压制下去，虽然诗歌中不乏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揭露，但诗人们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已不再是清朝立国之初的那种民族对立情绪。王士祯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道路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王士祯继承唐代司空图《诗品》和南宋严羽《沧浪诗话》有关诗论中“妙悟”、“兴趣”之说，提出诗歌当以“神韵”为宗，以《诗品》所言“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强调诗歌要有深邃的意境、高妙的韵味和流畅婉转的音律。力纠明代“七子”以及当时一些人专学盛唐的肤廓和晚唐的缛丽之风，认为那只是徒袭唐人衣冠而不得其旨；批评宋人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反对艳丽浮华的诗风，倡导典雅淡远的风格。他推许唐代的王维、孟浩然等人，欣赏他们诗作中清远闲淡的意境，特意选录王维以下42人的作品辑为《唐贤三味集》。他认为学诗当从五言入手，在《论诗绝句》中写道：“风怀淡雅推韦柳，佳句多从五字求。”王士祯的诗歌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王士祯的诗歌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有一些作品反映了社会现实以及作者同情民生疾苦的心态，如《养马行》、《秦淮杂诗》、《春不雨》，等等。最能体现“神韵”说的是那些咏怀抒情、描绘风物之类的作品，如《江山》、《秋柳》、《高邮雨泊》、《雨中度故关》、《真州绝句》，等等，大都以神韵超然、清闲脱俗见长。例如《江山》写江南之景：

吴头楚尾路如何，烟雨秋深暗白波。

晚趁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声多。

富有迷离缥缈的韵致。再如《碧云寺》一诗：

入寺闻山雨，群峰方夕阳。

流泉自成响，林壑坐生凉。

竹覆春前雪，花寒劫外香。

汤休何处是，空望碧云长。

诗中的夕阳、春雨、山寺、竹林、野花，构成一幅美妙动人的图画，天然韵致，呼之欲出，与王维、孟浩然此类诗作相仿佛。

在他的作品中，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对历史人物、个人际遇的反思和感想，表现了社会变迁的不可捉摸和人生现实的种种矛盾与痛苦，以及作者追求人生理想的思想历程，如《晚登夔府城楼望八阵图》、《漫兴》、《送洪昉思由大梁之武康》，诗风沉雄俊美，慷慨多气，酣畅淋漓。

王士祯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突出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士大夫的思想情趣和艺术追求。再加上他少有文名，才华出众，而且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他的“神韵”说提出以后，立即得到许多人的赞誉和认同，风靡一时；他的诗歌也被人竞相传颂，酬唱应和之作应接不暇，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人数较多的诗歌创作群体，王士祯也因此主盟诗坛十几年。

当然，在当时站出来反对王士祯“神韵”说的也大有人在，赵执信就是其中一位。赵执信（1662—1744年），字伸符，号秋谷，山东益都人。康熙进士，官赞善，在当时也很有诗名。他的诗论观点与王士祯不合，专门著有《谈龙录》与之论争。他认为“神韵”说专以“风流”相尚，实际是“诗中无人”，导致诗歌意境空疏，容易流于空调，过于讲求用词炼句、追求格调的典雅，反而会影响作者思想的表达和感情的传递。他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意为主，语言仅仅是表情达意的工具。这些见解击中了王士祯诗论的弊病，非常有道理。他的诗作，意气豪放，风格深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比较他和王士祯诗歌的风格差异，说：“王以神韵缥缈为宗，赵以思路峻刻为主。”这一评论是非常有见地的。

（三）沈德潜的“格调”说与乾隆时期的诗风转变

乾隆朝是清朝实行高压政治和文化专制政策日趋严重的时期，政治、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考据学风的盛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甚剧。就诗歌而言，出现了维护统治阶级需要、力求用传统诗教来规范诗歌创作的诗论，从康熙晚年到乾隆中叶，在诗坛上发生过较大影响的首推沈德潜所标榜的“格调”说。

沈德潜（1673—1769年），字确士，号归愚，江苏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乾隆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著作有《沈归愚诗文全集》、《说诗晬语》等。他早年就以诗论和诗选家知名于世，编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等。沈德潜论诗主格调，尊盛唐，承袭明代七子的观点，贬抑公安派、竟陵派及钱谦益、王士祯。他虽然提倡诗学盛唐，但主导思想实际上是以汉儒诗教之说来评价诗歌，即所谓“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帮国，应对诸侯”。在诗的内容上，强调要言之有物，言之在理；在风格上，提倡“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在方法上，讲求比兴含蓄蕴藉；在形式上，提出要有唐诗的格调和韵味。即如他选诗的标准，从诗道、格律、声调等角度来评判诗歌的优劣。这一诗论的出现，客观上是适应当时正统思想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从创作实际来看，这一诗歌主张是难以实现的，有着不可克服的弊病。他不懂得盛唐诗歌的意境与其外在的形式和风格是相统一的，互为表里，不能截然分割。而沈德潜所提倡的那种诗歌表达方式和温柔敦厚的风格，与唐诗的格调是很难调和的。

所以，尽管他在评论和选辑前人诗作的时候，大力倡导格调说，但在实际创作过程中，就很难达到他所期望的效果。通常是诗歌表达过于直露，缺乏诗歌应有的意境和美感，诗歌的艺术性和欣赏性大大削弱。所谓的格调，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沈德潜自己的诗歌创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台阁体”诗人，作品大都为歌功颂德，宣扬封建伦理纲常，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艺术成就。

格调说的出现和流行，突出说明了当时诗歌领域内严重的拟古倾向和形式主义的作风。这样的创作风气，因为受到官方的赞许和提倡而盛行一时，影响面极大，但对于整个诗歌发展来说，没有多少积极的作用。

与沈德潜同时代的诗人中，不受此种风气影响、自成一派，且有独到思想见解和艺术特点的要数郑燮。郑燮（1693—1765年），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进士，曾任过知县，任期内多有政声，因忤恶大吏而辞官归田。著有《郑板桥集》。他因出身贫苦，对下层平民的生活有着较多的了解和同情，为人旷达，蔑视权贵。诗、书、画都有很高的造诣，世称“三绝”。他论诗不同意王士祯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的“格调”说，主张直抒性情，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他的诗歌平易畅达，富有真情实感，为诗坛带来一股清新活泼的气息和健康向上的精神。

（四）袁枚的“性灵说”和诗歌成就

乾嘉时期，继郑燮之后主张诗歌直抒“性情”，反对拟古创作倾向的是袁枚。他以其进步的思想观点和灵活自如的诗歌创作享誉诗坛。

袁枚（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他少年得志，24岁中进士，为翰林，后出任知县。33岁即辞官归隐，在南京小仓山筑“随园”，优游林泉，吟风弄月，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人称“随园先生”。著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