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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国内各民族文化的新交融（第1页）

第三节　国内各民族文化的新交融

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发达相一致，民国时期国内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形成了一种多民族文化进一步交融的新局面。

一、国内各民族文化进一步交融的历史条件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之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39]。《临时约法》更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甚至教科书的编纂要点也规定：“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以巩固统一国民之基础。”[40]此处的“五族”是泛称，它代表着当时国内约55个少数民族。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五族共和”、平等相处、共同发展的政治原则。与此同时，用以概括这种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称谓，民初开始也广泛流传开来。这种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通过教科书广泛传布的政治原则，对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民国初建，政府即改理藩院为蒙藏事务局，两年后，又改为蒙藏院，与各部同等，下设民治、宗教、翻译、边卫等科；同时，教育部也特设蒙藏教育司，专管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教事物。1913年经蒙藏事物局批准，将清代咸安宫三学及理藩院蒙古学校合并为蒙藏专门学校，成为民国第一所专门招收蒙藏少数民族学生的国立官费学校。国民党掌权后，将蒙藏院改为蒙藏委员会，蒙藏专门学校也继续开办，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文化教育事业，至少表面上还是较为重视的。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教育实施原则，其中第7条就表示，要注重满、蒙、苗、回、藏、瑶等教育的发展。抗战爆发后，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和形势的需要，其重视程度又有所加强，这对缩小民族之间文化的差距是有益的。

但必须指出，国民党后来对孙中山确立的“民族平等”原则，存在着严重的背离倾向。

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竟不承认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为民族，而称之为“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即“宗族”。声称“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综合而成的”。因此，他们推行一种以“化一风同”为目的的民族同化政策。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等方面的文化传统，这种大汉族主义倾向，曾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感情造成过极大的伤害。

同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称得上是“民族平等”原则真诚的信奉者和彻底的实践者。早在1922年的“二大”宣言中，中共就提出了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以后又不断加以重申和发展。如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总方针和基本政策，指出其总方针是“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力量，共同抗日图存”；基本政策包括四个方面：其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其二，在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地区，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少数民族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在各级政府中享有一定的位置；其三，“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习惯，不但不应强迫他们学汉文汉语，而且应帮助他们发展用各族自己语言文字的文化教育”；其四，纠正存在着的大汉族主义倾向，提倡汉人用平等态度和各族接触，使其日益亲善密切起来，同时禁止任何对他们带侮辱性与轻视性的言语、文字和行动。[41]在边区，中共还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如帮助他们开办伊斯兰小学、蒙民学校、抗日回蒙学校等。边区各大学如延安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也都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学员。陕北公学还专设民族部，1941年又扩大为民族学院。为蒙、回、藏、苗、彝等少数民族培养人才和干部。此外，边区还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建立了蒙古文化陈列馆和成吉思汗纪念堂等，为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做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各民族文化得以进一步交融的最深厚的社会政治基础，乃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统一体的独立和富强而从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民国年间所涌现的众多的全民族英雄之中，有不少就属于少数民族同胞。像回族的马本斋、郭隆真和马俊；土家族的向警予；壮族的韦拔群；水族的邓恩铭；侗族的龙大道；白族的周传中和朝鲜族的许亨植等，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可以说正是在相濡以沫、艰苦卓绝的民主革命斗争中，各族人民之间加强了接触，彼此增进了了解和情谊。

另外，交通业和文化传播业的空前进步，社会流动幅度的急剧加大，也为此一时期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有利条件。前者的纽带作用自不待言。关于社会流动的影响，最为突出的事件，莫过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和抗战时期全民族被迫向西南西北地区的大规模转移。红军长征先后转战了17省，经过了苗、瑶、壮、侗、布依、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裕固、东乡等十余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与少数民族的这种大规模直接接触，此前似乎还不曾有过，从而为彼此的了解和文化交流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由于红军所到之处均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又把这种机会变作了真正的现实。[42]这一点，从各民族文学史中所记录下来的大量关于红军长征的动人故事和颂歌中，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被迫向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转移，特别是科技、教育和文化机构以及汉族文化人的大量内迁，直接缩短了各民族之间的空间距离，密集型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抗战时期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个高峰。这时，探讨少数民族问题和文化的各类报刊大量创办，民族学的调查与研究也蓬勃开展起来，凡此都为此期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汉族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吸收

民国时期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主要体现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彼此的文化交流，也大多以汉汉文化为媒介。这种交流有历史的延续性，也带有民国时期的特点。

其特点之一，是汉民族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视、研究、了解和吸收的程度空前加强了。与此同时，不少少数民族学者和有识之士，也都致力于向汉族人民介绍和传播各少数民族文化。

民国建立后，随着“五族共和”原则的正式确立和深入人心，一般文化人大多认识到各少数民族文化乃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把对少数民族社会和文化的了解认识，视作发展文化学术、增强民族团结和振兴中华民国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一时期，研究、介绍各少数民族历史发展、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状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的各种汉文著作、译著大量出版。关于蒙古族，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卓宏谋撰的《蒙古鉴》（1923），何健民著的《蒙古概观》（1932），东方杂志社编的《蒙古调查记》（1923），王云五编的《蒙古与新六省》，谢彬、王勤分别撰述的两本《蒙古问题》（均出版于1933），以及黄奋生的《蒙藏新志》（1938），屠寄的《蒙古史史记》（1934），柯劭忞的《新元史》等。此外，施云卿的《蒙古语会话》（1933），蒙古著名学者克兴顺编写的《蒙汉合璧字典》，特睦格图编写的《汉蒙分类词典》，也为汉蒙文化交流特别是汉人学习蒙古语言和文化，做出了贡献。此期，从外文翻译成汉文的关于蒙古族的著作，较有影响的有从俄文译的《蒙古及蒙古人》（1914），《蒙古社会制度史》（1939）；从法文译的《蒙古史略》（1934）等。

民国汉藏佛教的交流，是历史上继魏晋、隋唐之后的又一个高峰。从汉人对藏传佛教的重视程度来看，此期也是值得注意的。佛教大师太虚曾在北平组织藏文佛教学校，专门研习藏文。1925年，该校毕业生中有20多人组成西藏留学团，赴藏研习佛教，为佛教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后来，太虚大师又手创汉藏教理院，发表《汉藏教理融会谈》等文，指出无论是“空有问题”方面还是“显密问题”方面，都有汉藏教理彼此融会的必要，从而被佛学界誉为“沟通汉藏教文化的第一个伟大人物”。[44]

赴西藏研习佛学的这批人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法师，如法尊、观空、满度、永灯和能海等。法尊居藏地18寒暑，撰成《西藏民族政教史》，后长期主持以弘扬显教为重心的汉藏教理院。他一生致力于汉藏佛教经典的互译工作，成就卓著。能海则专攻密宗的金刚经，充当了佛教密宗在中国的重要传人。

在藏传佛教的研究和介绍中，李安宅、妙舟等人也取得了杰出成绩。李安宅20世纪30年代深入甘南藏区进行调查，写成《藏族宗教之实地研究》一书，被国内外公认为藏族宗教史第一部杰作。妙舟著的《蒙藏佛教史》也是这方面的重要学术成果。

此外，韩儒林、闻宥、于式玉等学者，也就各自的专业所及发表过不少有关西藏问题的有分量的论著，对藏族文化的各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关于回族及其伊斯兰教文化，汉人的了解也较以往为多。李国干等著的《新疆与回族》，回族著名学者白寿彝著的《中国回教小史》（1944），《中国伊斯兰教史纲要》（1946）等，是这方面的重要著作。马坚从叙利亚、埃及、荷兰等国汉译过来的《回教真相》、《回教哲学》、《回教哲学史》、《回教教会史》等书，王敬斋的《阿汉字典》，以及马、王二氏汉译的伊斯兰教经典，对汉族知识分子了解伊斯兰教文化贡献尤大。

关于满族，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历史领域。大量满文档案（如满文老档、满文木牌、满文起居注、满文黄册等）的发现、整理和研究，使人们对满族历史耳目一新。著名清史专家孟森、金毓黻、张尔田、谢国桢、萧一山对满族历史与文献的探研，成绩斐然。李德启编印的《满文书籍联合目录》，为学者研究满族历史文化提供了便利。

苗族、彝族、壮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高山族、瑶族、白族、水族、侗族、赫哲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学、历史、习俗等，这一时期也在汉人中得到了研究和广泛介绍。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末民族学在中国兴起后至抗战时期，伴随着社会学和民俗学的有关研讨和推动，这种研究更加自觉和普遍了。其明显特征是，出现了大量以汉文写成的珍贵的少数民族调查报告。如《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凉山夷（彝）家》、《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花兰瑶的社会组织》、《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等。还有一些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单位的民族调查报告，较著名的如杨成志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陈志良的《新疆的民族与礼俗》等。这些调查研究报告，连同此期出现的《彝族史稿》、《哈萨克族简史》等，极大地促进了汉族人民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反过来也有助于少数民族的自我认识。

民国时期，不少少数民族的文化典籍还直接被翻译成汉文，大大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容。藏传佛教典籍方面，法尊、吕澂、张孝若等人均有贡献。其中，以法尊成就最大，他以惊人的毅力汉译了《广破论》、《入中论》、《密宗道次第略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等几十部藏传佛教经典。所译佛典以黄教中宗喀巴一系为主，翻译精到，“不减玄藏特色”，成为藏传佛经汉译的一代大师。

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文学经典《尸语故事》，传记文学作品《米拉日巴传》、《马尔巴传》，藏戏的有些剧目如《卓娃桑姆》、《苏吉尼玛》和《文成公主》的故事，也曾先后被译成汉文，在有关刊物上连载或编成单册印刷发行，受到文学爱好者的欢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享誉世界的藏族文学奇葩《仓洋嘉措情歌》，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汉文译本就至少有四种以上，或以整齐的五言七言译出，或以生动活泼的自由体诗译成，用词都很优美，影响所及，汉族文人学者竞起诵读和研习。其中，于道泉教授1930年推出的译作以出版较早、译文准确并保持原诗韵味，尤受时人称赞。

藏文史学经典《续藏史鉴》、《西藏王统记》等，也被译成汉文出版。前者系著名翻译家刘立千所译。他在译著中另辟蹊径，将原著中不详尽之处，现于他书者，引注于原文之后，使其译著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

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信奉的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此期被译成汉文出版的不少，其中以马坚的《古兰经》译本和王敬斋的《古兰经译解》为流行本，质量较高，影响较大。

满文老档是满族早期历史的珍贵记录。1933年，满族学者金梁将盛京崇谟阁所藏的旧满文档，节译出版《满洲老档秘录》二卷。之后，又有金毓黻记录的《盛京崇谟阁满文老档译文》（1943年东北文献丛书本）出版。汉族学者从此看到了一片广阔而新奇的学术领地。

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彝族长篇文献丛书《爨文丛刊》，共收彝族文献11部，系丁文江在贵州大定县（今大方县）收集编辑，由彝族学者罗文笔译成汉文的。其中《宇宙源流》为五言哲理诗，具有一定的哲学价值。著名诗人光未然（即张光年）在云南路南工作时，也曾搜集整理了流传在彝族民间的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这是用汉文整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遗产的一项开拓性工作。

哈萨克族著名学者、诗人、翻译家尼合迈德·蒙加尼与汉族学者苏北海一道，将本族经典《哈萨克族世系》和爱情长诗《萨里哈与萨曼》等译成汉文，另外还以汉文出版了一本《哈萨克族简史》（1948），为汉哈民族文化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学习和吸收，不仅丰富了汉族文化的内容，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的综合创新。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著名舞蹈家戴爱莲的舞蹈艺术实践了。戴爱莲是民国现代新舞蹈的开创者，她在把握舞蹈现代性的同时，特别注重其民族性的特色，尤其是善于吸取少数民族民间舞蹈的养分，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提炼。抗战时期，她创作表演了包括汉、藏、维吾尔、瑶、羌、彝六个民族的舞蹈，其中，《嘉戎酒令》、《瑶人之鼓》、《倮倮情歌》、《羌民端公跳鬼》等，均成为民国舞蹈艺术的精品杰作。正是从抗战时期开始，边疆舞蹈得以风行全国，走向世界。

三、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民国时期国内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第二大特点，是各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了解认识空前增多，受汉族文化的影响日益加大，其自身文化发展的速度急剧加快。

其表现首先在于：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人民学习、掌握和使用汉语的现象较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广泛。一般知识分子大多都能直接阅读汉籍和汉文报刊，以汉文写作、发表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更为普遍的现象。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民族交往日益密切外，与少数民族人民大量到内地学校读书学习，和少数民族中的有识之士对汉族语言和文化的重视与提倡，也有直接关系。

以蒙古族为例。1913年至抗战爆发前夕，仅从蒙藏专门学校毕业的蒙古族学生就有近千人。还有许多蒙古族青年在北京、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读中学和大学。他们读书期间创办有蒙汉文合璧的《蒙古留平学生会会刊》等，以表明其沟通蒙汉文化的志趣。这些人毕业回到本地后，大多致力于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和汉蒙文化交流。其中，多松年、乌兰夫为杰出代表。他们创办的汉文刊物《蒙古农民》，在蒙古族极具影响。

在蒙古族地区各级学校里，汉语是一门重要的课程。不少蒙古族的学者、文人善于用汉文写作，如主纂过《绥远通志》的荣祥，通汉学经史、擅诗律骈赋，印有《瑞芝堂诗草》行世。长期担任蒙藏院长的贡桑诺尔布，是蒙藏学校的主持创办者，他积极提倡学习汉族文化，本人也精通汉语音韵学，喜作汉诗（著有《竹友斋诗集》），擅长书法和绘画，还同汉族著名学者梁启超、吴昌硕、罗振玉等人往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延安的一些蒙古族文学青年，以蒙汉文创作了许多反映民族民主革命的剧本，如话剧《额尔登格》，歌舞剧《蒙古之路》，歌剧《反抗》，《上延安》和《孟巴特》，秧歌剧《送公粮》等，揭示了蒙古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歌颂了汉蒙人民之间的革命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