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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语言文字的变革与研究（第2页）

三、汉字的简化

除了陆费逵、钱玄同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人撰文提倡简体字。据杜子劲《简体字》一书（1935）所附《简体字年谱》记载，从1927年到1934年，发表关于简体字论文的杂志有《国语周刊》、《教育与民众》、《语丝》、《论语》、《太白》等20多种；报纸副刊有《京报副刊》、《申报自由谈》等十多种。出版的专著有陈光尧的《简字论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和《简字论集续集》（上海启明学社1933年版），徐则敏的《常用简字研究》（中央大学1931年版）等。

1935年年初，简体字运动又掀起了新的**。1935年1月，上海文化教育界人士陶行知、陈望道、胡愈之等人组成“手头字推行会”，选定手头字300多个，提出要把这种人们手头上的俗体字应用到印刷上去。同年2月，蔡元培、邵力子、郭沫若、郑振铎等200人和《太白》、《世界知识》等15家杂志社联名发表《推行手头字缘起》一文，力倡将俗体字应用于印刷。随后，许多杂志第一次使用了简体字。[4]在日益发展的简体字运动推动下，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5年8月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收字324个。尽管它只是钱玄同主编的《简体字谱》草稿中的一小部分，它仍然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以致到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又通令“不必推行”。在抗日战争时期，简体字运动的开展主要是在当时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油印书报刊物采用并创造了许多简体字。这些字在解放以后流行到全国各地，被称为“解放字”。

在民国时期的简体字运动中，先后有多种关于简体字的系统资料编辑出版。它们主要有胡怀琛的《简易字说》（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书中收录简体字300多个。刘复、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出版），书中收集简体字1600多个。卓定谋的《章草考》（北平自青榭1930年出版），收集历代章草资料106种，得字3000个。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订、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容庚的《简体字典》（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1936年10月版），收字4445个等。

简体字运动的第二个主要内容是限制和减少汉字字数，它包括限定普通教育用字的范围和减少汉字的总量。民国时期主要进行了选取“常用字”和选定“基本汉字”的尝试，前者比较成功，而后者则基本失败。上海生活书店1932年11月出版过洪深的《一千一百个基本汉字使用教学法》，认为除了这1100个汉字之外，另加“特别字”250个，可以“用来表达一切的心情和事实”。但事实上根本行不通。因为限定的字数太少，不得不让语言去迁就文字，因此无法推广。在简体字运动的第三个主要内容改进汉字的表音功能方面，民国时期主要做了两种尝试，一是构想新形声字；二是尝试创造“音节汉字”。主张构想新形声字的人设想把汉字现有的形声字系统地加以整理和改造，使相同声旁的字都读相同的音，相同读音的字都使用同一个声旁，或用注音字母或新创字母另造新的声旁。尝试创造音节汉字的人设想选定400多个或1000多个汉字作为“音节汉字”（音节符号），其余汉字全都废弃不用。这两种尝试都违背了汉语和汉字的规律，所以根本无法推行，不了了之。

新中国成立以后，简化汉字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推广。今天，简体汉字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用工具。尽管许多简体汉字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它在生活中的地位已不可动摇。

四、语言学研究的进步

在白话文运动、国语统一运动、大众语运动等文化运动的推动和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下，民国语言学的研究也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12年，胡以鲁著《国语学草创》，首次较为全面地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汉语各个领域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了探讨，为以后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新路。此后陆续有人对国外各种语言学流派进行了介绍，采取的主要是译述方式，也有一些根据域外某种理论框架自编而成的著述，其中比较出色的有黎锦熙的《国语学讲义》（1919），沈步洲的《言语学概论》（1931），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1930）和《语言学概论》（1934）等。这些著述虽然在高度概括一般语言学理论，特别是在从汉语研究或汉藏语研究中总结出若干语言学理论方面还做得不够，但在使用汉语事实说明、补充外国现代语言学理论，或运用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分析汉语现象、认识汉语规律，乃至在各分支学科某些局部的理论研究方面，却取得了较大成绩。[5]

汉语语法学是民国语言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研究的重心较多地放在构建各自的语法体系，以及对一些具体语法事实的分析描写上，同时对汉语语法理论的探讨也有可喜的收获。1922年，陈承泽著《国文法草创》，创造性地总结出了研究语法的普遍原则，对古汉语语法也作出新的解释，特别是概括词类转化现象时，提出了“活用”、“本用”、“非本用的活用”三类不同情况，并最早使用“致动”、“意动”的理论来说明古汉语中的一些特殊语法现象，对后来的语法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被认为是“《马氏文通》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最有意思的一部讲文言语法的书”（吕叔湘语）。与此同时，胡适著《国语文法概论》，黎锦熙著《新著国语文法》，成为探讨现代汉语语法体系的代表性著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语法学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汉语语法理论专著，即何容的《中国文法论》，开展了一场积极的“文法革新讨论”，还建构了三套新的汉语语法体系，这三套体系的建构分别体现在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论》与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几部名著中，从而为认识中国语言的语法规律做出了贡献。

音韵学的研究在民国也取得很大成绩。章太炎和黄侃是此期传统音韵学的最后继承人与高峰。他们在古韵分部的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但也走到了终点。五四以后，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大体有两条路子，一是以钱玄同、汪荣宝、魏建功等人为代表，他们有深厚的传统音韵学功底，又接受了某些新的语言学观念，能够因旧变革，开创新境。钱玄同著的《文字学音篇》（1918），是影响较大的承上启下之作，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1923），是率先用梵汉对音，日译吴音和日译汉音等材料，以比较法研究音韵学的首篇专论，文章发表后，引起音韵学界的震动和争辩。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1925），也是受国内外推崇的研究音韵发展史的名著。

民国音韵学研究的另一条路子，则以罗常培、王力、李方桂、陆志韦、张世禄等人为代表，他们更多地接受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尤其受以高本汉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学说的影响较大，同时又在不同程度上予以修正补充，对音韵学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索。高本汉是瑞典著名汉学家，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始于1915年，成于1926年，用中国语言学史的旧材料和现代方言的活材料，构拟中国的古音。在工具上采用“音标”，方法上则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这种新工具新方法的使用，对中国音韵学的进步推动极大。乾嘉学术大师段玉裁曾研究出“支、脂、之”在古音中应该是不同的三个韵部，但为何不同，怎样的不同，却至死也未弄清。而有了音标和比较研究法后，可以用音标标出“支、脂、之”三个韵部的不同音值，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后由赵元任、罗常培和李方桂三个著名的语言学家译成中文出版。他们在翻译过程中，遇到错误的地方都征求著者的同意予以更正，有些原著不够充实的地方，他们还加以了必要的补充。该译著实际上包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当时汉语音韵学的研究水平。此外，罗常培著《汉语音韵学导论》、《唐五代西北方音》，王力著《中国音韵学》，陆志韦著《释中原音韵》，张世禄著《中国音韵学史》，也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如果说音韵学研究侧重于构拟古音，那么，民国语音学的研究则偏重于现代“国音”，即国语语音。重要的著作有高元的《国音学》，岑麒祥的《语音学概论》等。在语音学理论研究方面，赵元任做出了最杰出的贡献，所著《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一文，是普位分析理论的奠基之作，问世以后一直是各国语言工作者的必读文献。刘复（半农）则是实验语音学的奠基人，所著《四声实验录》（1924），运用实验语言学的仪器和方法研究汉语的四声，指出汉语声调与音强弱无关，而与音质、音长有某种关系，但不起决定作用，决定四声的主要因素是高低。他还进一步指出，两音之间的移动是“滑动”，而不是“跳跃”的，这是首次给汉语四声以科学的解释，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有重大意义。

方言方面，章太炎的《新方言》（1919）标志着传统方言学的结束，而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则堪称现代方言学的开山之作。赵元任首创“方言调查表”，带领学生调查了江浙33个县市方言，撰成此书，较为全面地描述了吴语的语音系统，并将其同时与《广韵》音系和“国音”即北京话音系作纵横双向的比较，以寻求语音演变的规律。这种既重视历史的纵向比较，又注重共时的横向比较的方法，对以后的方言调查影响极大。1948年，赵元任、丁声树等共同调查撰写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描绘了湖北方言地图，成为我国第一部有详细方言地图的著作。此外，罗常培的《临川音系》和《厦门音系》，赵元任的《钟祥方言记》，也是方言研究的重要著作。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繁荣是民国语言学的一大特点。它与此期国内民族融合趋势加强，民族学研究蔚然兴起，语言学研究者有机会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区等因素都有关系。从语言学自身的角度来说，它则是语言学家注重方言研究的自然延伸。面对少数民族语言那些有待开拓的广阔沃土，不少语言学家不避艰难，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成果。王敬如、傅懋勋、袁家骅、马学良等人，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王敬如著的《西夏研究》（1932—1933），对西夏语及西夏文佛经雕版作了系统研讨和详细论述，曾荣获法国院士会授予的“儒莲奖”，赵元任和陈寅恪称这部著作使西夏语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傅懋勋著的《纳西么些语研究》（1940—1943），深入细致描写了纳西语的语言系统和语法系统。袁家骅著的《窝尼语音系》和《峨山窝民语初探》（1947），开创性地探讨了哈尼语的语言系统，变调规律，语法规则和特点。此外，邢公畹研究布依语，著有《远羊寨仲歌记音》（1942），马学良和高华年研究彝语，分别著有《撒尼彝语研究》（1946）、《黑彝语法》等，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了贡献。

我国古有修辞研究的传统，但修辞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进入民国以后。民国修辞学研究大体有两股潮流：一股以胡怀琛、金兆梓、曹冕和宋文瀚等学者为中坚，主要继承我国古代修辞学传统，代表作有胡氏的《修辞学要略》、金氏的《实用图文修辞学》，宋氏的《国语文修辞法》等。另一股则以陈望道、唐钺等人为代表。积极引进西方和日本修辞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被称为“革新派”。主要著作有唐钺的《修辞格》和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等。特别是《修辞学发凡》一书，从理论上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和研究方法作了较为科学的说明，明确提出并论述了“积极修辞”与“消极修辞”两大分野及其不同要求，还进一步将“积极修辞”分为辞格和辞趣，并在此基础上较为全面地归纳出38种修辞格和“简约繁丰”、“刚健柔婉”等8种对立统一的文学风格。在选例上也同时照顾到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成为中国修辞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修辞学研究。

此外，语言文字的改革也是民国语言学的重要内容。由于前文已有专述，此不赘言。

注释

[1]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星期日》“社会问题号”，1920-01-04。

[2]关于科学名词的出现和审定，可参见张大庆：《中国近代科学名词审查活动》（1915—1927），《自然辩证法通讯》（京），1996年第5期。关于近代汉浯外来词，可参见吴礼权：《汉语外来词音译的特点及其文化心态探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3]艾伟：《汉字问题》，47页，上海，中华书局，1949。

[4]郭挹清：《手头字概论》，上海，天马书店，1936。

[5]下面有关民国语言学研究的综述，主要参考了邵敬敏、方经民：《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91。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李开：《汉语语言研究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尤以参照《中国理论语言学史》一书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