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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各风俗领域的其他变革（第1页）

第二节　各风俗领域的其他变革

民国风俗的变革，不仅体现在衣、食、住、行方面，它还涉及娱乐、社交、节日、婚姻、生育、丧葬等领域。

一、新式公众娱乐活动的普及

民国的公众娱乐活动多种多样，与以往不同的是，新式娱乐如看电影、看话剧、逛公园在一些地区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看戏等旧式娱乐活动已不再一统天下。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电影业大力发展。就电影制片厂来说，先后有数十家；就所拍影片讲，有成百上千部；就电影观众讲，有数千万人；就电影导演、演员讲，也出现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人物。这使得看电影成了当时民众极为重要的娱乐手段。电影院建立之多，使民国政府不得不专门下文，规定：男与女不可混坐，不得放色情影片，最晚于午夜子时散场等[10]。

民国的电影主要有6类：武打片、侦探片、爱情片、社会片、时事片、纪录片。

中国第一部武侠片，是明星公司1928年拍的《火烧红莲寺》。该片放映后，大大满足了观众的娱乐心理，很受观众的欢迎，于是连拍续集，共拍了18集。其他公司见此情形，也抢拍“火烧片”，相继拍出了《火烧青龙寺》、《火烧白雀寺》、《火烧灵隐寺》、《火烧百花庄》等。火烧片多了，观众就不耐烦起来，于是就有了女侠片的拍摄热潮。在中国人眼中一向扮演柔弱角色的女子，竟成了威风凛凛、武艺高强的侠客，这自然颇吊观众的胃口。这样，《女侠红蝴蝶》、《荒江女侠》、《王氏四侠》、《白玫瑰》等影片就纷纷拍出上映了。

侦探片首次出现于电影院是在1921年。该年7月，中国第一部侦探片《阎瑞生》公映，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该片引起了巨大轰动，观者如潮，在上海某家影院“连映一星期，共赢洋四千余元”[11]。各电影公司见侦探片如此卖座，就纷纷抢拍这类影片，而且大多拍得很离奇。像《红粉骷髅》、《新婚大血案》、《古屋魔影》、《美人血》、《警魂歌》、《神出鬼没》都是如此，但也确实吸引了一些文化层次不高但又喜欢热闹的观众。

爱情片中较著名的有《海誓》、《爱情与黄金》、《红楼梦》、《野草闲花》、《三个摩登女性》、《三笑》等。

武打、侦探、爱情题材的娱乐片，占据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的主流。由于观众素质良莠不齐，加之一些制片厂只考虑赚钱，就导致了娱乐片越拍越离奇，连**镜头也出现了，有的影片如《金钱之王》，“无论男女演员，皆半裸式”[12]。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他们提出了“迎合观众心理与提高观众眼光”的问题，指出前者是“死路一条”，后者才是正道，因为“艺术的欣赏，不仅在博得群众的一笑而已”[13]。

有这种认识的电影工作者，是拍摄民国社会片、时事片的主力。1914年，幻化公司拍摄的揭露鸦片罪恶的《黑籍冤魂》，是中国第一部社会时事片。以后，揭露军阀混战的《春闺梦里人》，描写世态人情的《难为了妹妹》，反映抗日的《共赴国难》、《东北三女子》、《风云儿女》、《八百壮士》、《塞上风云》、《长江万里》、《东亚之光》，揭露民国末年社会黑暗的《万家灯火》、《还乡日记》、《大团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等先后拍摄上映。由于这些影片反映了人们关心的社会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民众的心声，因此很受观众的欢迎。

民国时期的纪录片为数不少，且具有观赏性，其题材很广泛，从风景、名人、社会活动到战争，应有尽有。

名人纪录片，较为著名的有《孙中山》、《孙传芳》、《吴佩孚》、《冯玉祥》、《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等。风景纪录片则有《西湖风景》、《庐山风景》、《长江名胜》、《北京名胜》、《上海风景》、《南京名胜》、《神秘的西藏》等。纪录社会活动的影片也不少，如《强行剪辫》、《国民大会》、《沪太长途汽车游行大会》、《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游艺大会》、《天主教大弥撒》、《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等。内容为战争的纪录片有《武汉战争》、《抗日血战》、《十九路军血战抗日》、《北伐大战史》、《长城血战史》、《空军战绩》等。此外，还有体育纪录片，如《全国运动大会》、《中外足球比赛》等。

由于民国时期的影片如此之丰富，观众又很多，这就很自然出现了一些明星与影迷。而他们的出现，又促进了电影这一重要的公众娱乐活动的普及。

除电影外，跳舞与看话剧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公众娱乐活动。

在城市地区，随着西风的强力熏染，交际舞已较为流行，成为中上层人士重要的娱乐方式。当时，一些大饭店不仅经常举办舞会，而且还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宣传，如北京六国饭店的大门口，就长期贴着赞美交际舞的春联“以安宾客，以悦远人”。为满足客人的需要，各饭店还招募大量舞技上佳的舞女，对于不会跳的人进行辅导，对于羞怯的宾客则进行鼓励。

除跳舞外，观赏舞蹈也是民国公众的一项娱乐活动。被观赏的具有表演性质的舞蹈有芭蕾、现代舞、各国民间舞蹈。也有按照西方舞蹈方法编排的中国民间舞。由于当时的舞蹈，多是西舞或西化了的舞蹈，因此跳舞与观舞的人，多是些有新文化修养的人。

新剧即西传的话剧也是当时一些都市居民的娱乐手段，看话剧已成为民国都市居民习以为常的娱乐活动。从民国话剧的剧目看，初期是由郑正秋等人领头排演的家庭戏。这类戏多讲的是家庭琐事，因其贴近生活，普通观众挺爱看。当时比较著名的家庭剧有《童养媳》、《尖嘴姑娘》、《虐妾》、《虐婢》、《怕老婆》、《妻妾争风》等。家庭剧的热潮持续了一段时间，到了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话剧的主要题材就开始转向社会问题了。曹禺的《雷雨》、《日出》，洪深的《赵阎王》、《少奶奶的扇子》，欧阳予倩的《车夫之家》都是这一题材的话剧，上演后深受观众欢迎，并成为经典名剧。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抗日题材的话剧开始成为主流。《放下你的鞭子》、《飞将军》是其代表作。话剧在此时，娱乐性质大为减退，已成为鼓舞人民抗战的有力“武器”了。

二、社交方式的变革与西式礼节的流传

进入民国以后，随着西方文化传播的进一步扩大，公众的社交方式也变得丰富起来，并随地域、城乡、社会阶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当时的社交方式还处于转型期，总体上还不太固定，因此不同的人群恪守各自的习惯，并随社会的发展而多多少少都有些变化，这就使民国社交方式呈现出变动性的特征，其趋势是由中转西，受西式风俗影响越来越大。

打招呼是当时最常见的社交活动，也是最基本的社交活动。人们在这种活动中常用的礼节有鞠躬、作揖、点头、脱帽鞠躬。鞠躬、作揖是中式社交方式，点头礼则是西礼中最普通的。如果戴着帽子，须把帽子摘掉再点头。施礼时可视对象不同或停或行，如遇长者，则必须停下脚步行礼。点头这种社交方式在当时的一些农村地区也已不再陌生，而为一些农民所采用。脱帽鞠躬礼是一种西礼，它与鞠躬这种中礼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是表示恭敬的礼节，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只在正式隆重的场合中使用，而后者则使用得较频繁也较随意。在施脱帽鞠躬礼时，施礼者用右手握住帽前缘中央将帽取下，双腿采立正姿势，上半身向前倾斜45度后恢复原状。一般而言，还礼者亦应鞠躬回礼，但长者或上级可以略略欠身点头即算回礼。

拜亲访友也是常见的社交活动。传统方式较为简单，一般不预先通报时间而随意性较大，客来主人往往留其用饭。而西方方式则有一些讲究：朋友间拜访，时间一般安排在下午4点到5点之间，或晚上8点左右，拜会日则多选星期天。如是首次拜访，则时间不宜过长，以二三十分钟为宜。拜访时，先按门铃，次将名片递与门房，进门后即脱去外套、帽子、手套，将其挂于衣帽架上再入客厅，与主人握手寒暄。握手，是访友中经常用的社交方式，在这方面，中国人西化的程度最深。握手时二人相距一步，握后上下微摇，受礼者为男士可重一些，如为女士则需轻握。受礼者如为长者或上级，则不可摇动。其中的规矩也挺多，如“与位高于我者见面时，必由位高者先伸手”；“与妇女见面时，必须由夫人先伸手”；“握手时不可混杂，尤忌作交叉式，如忙中偶尔失检必须重为之”[14]等。主人与客人握手寒暄完毕，双方落座，主人一般备烟茶待客。送客时，女主人先与来访者告别，但不送出客厅，男主人则一直把客人送到门口，并帮客人穿衣。最后，二人握手告别。受人拜访后，一般应于近期内回访，但双方都不轻易留客人用饭。

宴会、茶会、舞会也是民国时司空见惯的社交活动。

中式宴会讲究男女分座、辈分高低。八仙桌分上位、下位，位尊者居上位，位卑者居下位，不可乱坐。西式宴会则于举行前，由主人先发请帖，写明时间地点，时间一般安排在中午12点半或1点，有时安排在晚上。客人接帖后应于24小时内回复，言明来或不来。如去则应夫妻二人赴宴，一般不携带子女或其他亲友。因为西式宴会讲究“派对”，主人预先算好男女客人的数量，并安排一男一女互为“派对”，主人夫妇则必须分开坐。吃饭时客人按桌上名片落座，席间以“派对”为主谈话，但对周围的人也应照顾到。饭后往往有娱乐活动，客人不能马上告辞，可稍留片刻再与主人告别，但勿惊动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