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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民国风俗变迁的特征（第1页）

第四节　民国风俗变迁的特征

整个民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地域、教育等因素特别是异质文化交流规律的影响，中西风俗共存共容。但风俗习惯的持续西化才是民国风俗变迁最突出的特征。我们很有必要对这一特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总结，大体说来，民国风俗的变化，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首先，是社会上重商风气已经形成。民国建立后，全国掀起了经商热潮。它在民国社会中有多种表现：社会各界普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商人社会地位超过农、工，已与士并列；全民经商趋势的隐现；股票热、房地产热的兴起；商品广告的兴盛等。特别是房地产业的兴盛和广告业的繁荣，更说明了这一点。

当时，房地产业采取的是西方经营方式，既灵活又有效益。房屋租赁、土地房屋买卖、房屋抵押等商业活动非常活跃，以上海为例，在日本发动侵略前，每年房地产的交易额都有数千万元，1931年成交额达1亿8千多万元，达到最高峰。而1932年日本对上海的一度进犯，使“此空前之蓬勃现象，转瞬即为淞沪之战所毁灭……虽复继起，终不能恢复‘一·二八’以前状态”[30]。但不管怎样，民国房地产业在和平时期的兴盛，确实反映了世人的经商热情。

人们重商风气日盛一日的另一个间接表现，是商品广告业的繁荣。其形式多种多样，有报纸广告，当时的大小报纸都刊登商品广告，其中《申报》、《大公报》、《新闻报》刊登广告最多，几版都有，重要的广告还登在头版上，这在今天都不少见。具有代表性的商品广告，可举一例来说明，如冠生园的速溶咖啡广告云：“咖啡西名（Coffee），此物产自南美洲巴西，功能开胃消食，泰西各国人士餐余酒后最为喜用。多年来吾国人士亦颇爱喝，惜用法手续过繁，于经济与时间极感不便。敝公司有鉴于此，特设新式机器制造咖啡霜一种，此霜用法简捷，不用加糖无须火煎，用时开水冲之即成咖啡茶也。每罐售洋二角，可冲二十次”[31]。除报纸广告外，人们还通过电台、霓虹灯、路牌、气球飞机做商业广告。

其次，是中俗西化具有丰富性和多样性。这种丰富性与多样性一是指西俗自身就丰富多彩，具有“国俗”之别，二是指涉及西化的中国风俗的面较广，几乎涵盖了各相关领域。

第一，英、法、美、俄、德等国虽都属西方国家，但其风俗习惯并不尽同。这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多种多样的西俗却都在民国落了脚，都对中国人产生着影响，只不过范围有大有小，程度有深有浅。在这种西俗熏染下的中国风俗，其变化就不趋于单一，而必然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第二，民国时期，西俗已涉及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娱乐、婚丧嫁娶、礼仪、教育等各个方面，范围很广。

在“衣”上，民国成立后，朝野上下就掀起了“西装热”，“洋布、洋伞、洋鞋、呢帽（村民叫荷兰帽）之类的洋货，在上层人物的身上以及他们的屋里一天天增多了”，一般民众穿西服也屡见不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时传自欧美的编织服装如毛衣、毛裤、围脖也在中国盛行开来，深受人们喜爱。缪风华先生写了《编物大全》等书，介绍编织服装说：“其法传自欧美，今日本女子学校手工科，均有此门。由是技术普遍而编物盛行，用途广阔而裨益民众，价廉物美而节俭经费，其为切要何言哉”[32]。

在“食”上，西菜，西式糖、烟、酒都大量充斥民国市场，并为很多人所接受，在当时还比较守旧俗的北京，“旧式饽饽铺，京钱四吊（合南钱四百文）一口蒲包，今则稻香村谷香村饼干，非洋三四角不能得一洋铁桶矣。昔日抽烟用木杆白铜锅，抽关东大叶，今则换用纸烟，且非三炮台政府牌不御矣。昔日喝酒，公推柳泉居之黄酒，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33]。

民国初年，在西洋女子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女子还兴起了一股吸烟热，“近数年来，闺人竞尚吸纸烟。开风气之先者，厥为上海，各地效而尤之，几蔓延全国”[34]。

在“住”上，当时大中城市中，西式住宅已不少见，它可以分为一般民居、高层公寓和别墅三大类。

在“行”上，汽车、火车和飞机尤其是前两者已成为人们生活中较重要的交通工具，而铁路、公路的建设，飞机航线的开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娱乐方面，观话剧、看电影、跳舞、逛公园游乐场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主要娱乐活动。民国的电影业，更是繁盛一时。先后建立的制片公司近百家，摄制影片上千部，内容涉及社会、时事、言情、侦探、武打等各方面。民国时拍摄的纪录片也很多，达上百部，就其内容讲，分为风云人物、风景、战争、体育四大类。

在“婚丧嫁娶”方面，“其在婚礼，则吾人所见为新式婚礼，乃由文明结婚而进至集体结婚，完全失去中国旧时嘉礼之风。西洋在礼拜堂内由牧师证婚及用结婚证书，得法律及神权之保障，此俗亦渗入中国婚礼，无异旧时变态婚姻之形式化矣。其在丧礼，亦减而渐至轻微，丧服仅存名义，甚至无哀服仅有黑纱，甚至外观亦加斩服之名。火葬、公墓在都市上犹可见”[35]。而自由恋爱、结婚，“五四”后也在青年中大为盛行。

在礼仪方面，民国元年政府即公布国民应遵守之礼制，“男子礼为脱帽鞠躬，女子礼为鞠躬。另有相见礼及访谒仪式，男子十九项，女子三大项；授受仪式十二项；宴会仪式中国者八项，西洋者十一项”[36]。到了1943年，戴季陶主持刊印了《北泉礼仪录》一书，对吉礼、嘉礼、军礼、宾礼、凶礼进行了详细规定，其中采西制西俗者甚多。

在教育方面，民国大学、中学较多采西制，女子上大学已不成问题。

第三，中俗西化有“度”和“量”的限制，并随地域的不同而不同。

这里的“中俗”只是指一部分中国传统风俗，而决非全部，前面提到的“风俗西化”中的中西风俗，也是指一部分而非全部。这样中俗西化的结果是中俗、西俗在很多方面彼此交流、共存共容。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局，按胡适的说法，就是“文化各方面的激烈变动，终有一个大限度，就是终不能根本扫灭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这就是古往今来无数老成持重的人们所恐怕要陨灭的‘中国本位’。这个中国本位就是在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之下所造成的生活习惯”[37]。胡适进一步解释说：“如饮食衣服，在材料方面虽不无变化，而基本方式则因本国所有也可以适用，所以至今没有重大变化：吃饭的，绝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绝不能都改用刀叉”[38]。

风俗西化在城市显于农村，在沿海显于内地。这是因为城市、沿海地区经济力、文化程度较强较高，而传统力量在农村、内地势力较大。另外，城市和沿海地区的民众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较早、程度也较深，而洋人也多集中在那里。

此外，在民国风俗西化的实践中，还始终伴随着理论上的争辩。对风俗西化的问题民国思想界颇为重视，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辩，有两种代表性观点，即最充分的肯定和有保留的肯定。

第一种意见以陈独秀和陈序经为代表。

陈独秀采用直接比较的方法，肯定西俗新俗，抨击中俗旧俗。他指出，在民族性上，“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39]对于西人恪守法律、淡薄人情的习惯，他也予以称赞。当时一些人看到西人亲戚之间，也“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就“每讥其俗薄而不惮烦”，陈独秀认为这些人都是见识短浅之辈，认识不到这样的习俗可以使人避免因私情而违法。

在讲到夫妻关系时，他说：“西俗爱情为一事，夫妇又为一事。恋爱为一切男女之共性；及至夫妇关系，乃法律关系，权利关系，非纯然爱情关系也……亲子昆季夫妇，同为受治于法之一人，权利义务之间，自不得以感情之故，而有所损益”[40]。这样，就可以杜绝封建的血缘家族观念，使个人权益得到保障。

在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上，陈独秀“扬西抑中”的态度也很明确。“西俗成家之子，恒离亲而别居，绝经济之关系……东俗则不然：亲养其子，复育其孙，以五递进，又各纳妇，一门之内，人口近百矣；况夫累代同居，传为佳话。虚文炫世，其害滋多！”[41]

在做了上述比较后，陈独秀总结说，中国旧俗中属“恶风”者甚多，而“凡此种种恶风，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而多数中国人却把虚文感情作为风俗淳厚的象征，这使他很不满意，“其实施之者多外饰厚亲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受之者习为贪惰，自其生以弱其群耳。以此为俗，何厚之有？”而西俗以法治实利为重，虽不免刻薄寡恩之嫌，但却可以使人养成独立的精神，大家也会各守己利，不相侵扰，社会经济，也会因之井然有序。他疾呼道：“以此为俗，吾则以为淳厚之征也。——即非淳厚也何伤？”

宣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对于中俗西化更是全盘肯定。他说“至于我个人，相信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有可能性，而且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的出路”[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