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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社会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演进（第2页）

民族学作为一门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大约于19世纪中叶在西方兴起。20世纪初年，西方民族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被介绍到中国，“民族”一词也在这一时期广泛使用开来。[11]但当时尚无“民族学”这一名词，用的是“民种学”或“人种学”。民国元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内，列有人类学及人种学，但当时仅有北京大学一校设有人类学课程。陈映璜在北大讲授此课，并于1918年出版《人类学》一书。蔡元培留学德国时，专习民族学三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设人类学讲座。这是民族学在我国教育中的萌芽。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学在中国的正式诞生是1926年的事，其标志是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在此文中，蔡氏认为，“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12]，虽然观点未必切当，却是首次在中国提出民族学的定义。192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内专设民族学组，自兼主任，开始组织有关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活动。1930年和1934年，他还分别发表《社会学与民族学》、《民族学上之进化观》两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民族学的见解，从而成为我国民族学有远见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3]

除了中央研究院内设置了民族学研究机构外，中山大学也于1927年设立了人类学组，探究民族问题。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华西大学、岭南大学等校都设置过民族学课程。林惠祥著的《文化人类学》于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当时教育部规定通用的民族学课本，产生了较大影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华大学还设立了人类学系。西北大学和兰州大学则设立了边疆政治系，均开设民族志、民族史和民族学方面的课程。

在整个民国时期，民族学常常与人类学纠缠在一起，有时简直是实同名异。这并不奇怪，因为它最初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后来独立了出来。近现代的英、美等国，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接近，这种情况自然也影响到民国。与此同时，和社会学、民俗学甚至文化学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像杨堃、杨成志、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都是这几个学科的著名学者。这几个学科在民国时期往往都以民族研究为其重要内容，一方面对民族学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对民族学学科体系的建设产生了某种消极影响。

我国第一个民族学学术团体，是由杨堃等人发起、成立于1934年的中国民族学会。会员的论文主要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的《民族学研究集刊》上发表。《民族学研究集刊》创刊于1936年，是我国最早以民族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刊物。到1948年为止，一共出版了6期，刊登了不少关于民族学理论探讨和具体研究的专题论文。抗战爆发后，学会会址西迁，1938年由会员创办《西南边疆》月刊在昆明出版，1941年会址移到成都，1944年底出版了一期《中国民族学会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此后未有更多的活动。

抗战时期，国内学者迁至西南、西北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这为广大学者提供了研究便利，于是民族学成为一个热门。这期间出现了许多研究民族问题的机构和刊物，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人类学集刊》和《人类学丛书》；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出版《边政公论》和《边疆通讯》；中国边疆学会出版《中国边疆》；中国边疆文化促进会出版《边疆研究》和《边疆》；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出版《民族学论文集》；边事研究社，南开大学文科研究院，金陵大学边疆社会研究室，贵州边疆文化研究会等分别出版有《边事研究》、《边疆人文》、《边疆研究通讯》、《边锋旬刊》和《边锋月刊》等。外文刊物则有华西大学边疆研究学会编辑出版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

民国民族学在理论研究方面缺乏独立建树，主要是介绍和传播西方民族学一些学派，如进化学派、历史学派、法国民族学派、英美功能学派的有关学说。并在西方学说的指导下，从事民族问题的调查与研究工作。

蔡元培是进化学派学说在中国最有影响的传播者。孙本文和黄文山均受教于美国著名人类学和民族学家鲍亚士，在传播英美历史学派方面贡献较大，特别是黄文山，曾编辑《民族学研究集刊》，所著《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一文较有影响。北平辅仁大学为传播德奥历史学派的中心，该校教务长德国人雷冕主讲民族学，所用课本即为《文化史学的民族学方法概论》。属于历史学派的中国民族学者还有陶云逵、戴裔煊、吴泽霖。他们三人均曾以文化圈理论为指导进行研究，代表作分别为《西南部族之鸡骨卜》、《僚族研究》、《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等。

杨堃、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徐益棠、卫惠林、胡鉴民，为法国民族学派在中国的著名代表。特别是杨堃，在传播此派的理论方面贡献尤大。所著《人类学大纲》、《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学与历史学》、《法国民族学之过去与现在》、《法国民族学运动之新发展》、《民人学与民族学》，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论著。杨堃早年留学法国，1930年前后曾在巴黎民族学研究所进修，回国后担任过云南大学社会学主任等职，除以上提到过的论著外，他的其他著述还有《灶神考》、《甘肃土人的婚姻》等。

凌纯声、杨成志、芮逸夫也都是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凌纯声的主要著作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与芮逸夫合著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杨成志的代表作为《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徐益棠著有《雷波小凉山之倮民》一书。卫惠林和胡鉴民则进行过高山族和羌族的调查。这一派人数虽然不少，但比较分散。

功能学派在民国以燕京、清华、云南三所大学为基地，力量较为集中。代表人物为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田汝康等。1935年，吴文藻邀请英国功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布朗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学。年底，他发表《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一文，对该派学说进行了系统的介绍。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始用功能观点进行民族调查，出版了不少著作。代表作有费孝通与王同蕙合著的《花兰瑶社会组织》，林耀华著的《凉山夷（彝）家》，田汝康著的《芒市边民的摆》等。此派在国际上曾产生过一定影响。[14]

以上四派学人还翻译出版了不少西方民族学的名著，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杨东蒪等译），罗伯特·路威的《初民社会》（吕叔湘译），魏斯勒的《社会人类学概论》（钟兆林译），鲍亚士的《人类学与现代生活》（杨成志译）等。

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民国也得到了初步传播，但尚未成派。其重要理论经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一书，分别有杨贤江1929年和张仲实1946年翻译出版的两种著名版本。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了民族学院，进行了一些民族调查与研究。

在整个民国时期，民族学研究最大的收获，在于进行了大量的民族调查，撰写了不少调查和研究报告。抗战之前，这类调查已有不少，如1928年，商承祖赴广西凌云调查瑶族；1929年，林惠祥赴台湾调查高山族；1930年，凌纯声、商承祖赴东北松花江调查赫哲族；同年，庞新民、姜哲夫、张伋调查广东北江瑶人；1931—1932年，何联奎调查浙东畲民；1935年，费孝通和王同蕙赴广西调查象县瑶人；同年，刘咸率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七名团体人员赴海南调查黎人等。其所写的调研报告，除前文已提到过的之外，著名的还有颜复礼、商承祖著的《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林惠祥著的《台湾番族调查报告撮要》、《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庞新民著的《广东北江瑶山杂记》；何联奎著的《畲民问题》、《畲民的图腾崇拜》；刘咸著的《海南黎人刻木为信之研究》、《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族学的调查研究并未因战乱而中断，而是继续有较大发展。此期重要的调查主要在西北和西南地区进行。如1939年芮逸夫和庞勋琴调查苗人及仲家；1940年，吴定良调查贵州苗民，著有《水西苗调查纪要》；1941—1946年，凌纯声、芮逸夫和马长寿等调查四川理番羌民；芮逸夫和胡庆钧调查川滇交界叙永的苗民，芮氏著有《苗语释亲》，胡氏著有《川南叙永苗民人口调查》；陶云逵调查云南新平县杨武壩鲁魁山倮族社会，著有《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制》；卫惠林率领中央大学边政系学生调查青海互助县土人，著有《青海土人之社会组织》；芮逸夫和石钟调查四川兴文县琪县僰人，著有《僰人考》等。此外，李安宅对藏族的社会历史调查也很有名。

这一时期，关于西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最多，尤其是苗族更为突出。民国期间，仅有关苗族的调查文章就不下百十篇。这些调查和研究报告，不仅为其他相关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资料，也为汉族人民深入了解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的自我认识创造了条件，从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

三、民俗学

民俗学是研究各民族民俗发生、发展、影响及其规律的一门人文科学。我国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和最早的民俗研究，但现代意义的“民俗学”，却由国外舶来。

“民俗学”这个中文名词，周作人1913年即已从日本引进[15]。不过此一名词正式为国人所知，还是在1922年。同年12月，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明确宣称：“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

民国民俗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1918—1927年为其发端与开拓时期；1927—1949年为奠基与开展时期。[16]

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活动是民国民俗学最初的源头。1918年，新文化运动健将刘半农、沈兼士等人为了创造新文学特别是新诗，想到民俗材料中去寻找活力和养分，因此开始注意起歌谣。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他们发起了一个歌谣征集运动，并于1920年成立了歌谣研究会，两年后又创办了《歌谣周刊》。在周刊的发刊词中，他们声言要把“民俗学”当成当时中国“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来做，而以收集、整理和研究歌谣作为其突破口。该刊的主持人为周作人和常惠。1923年5月，北京大学又成立了“风俗调查会”，公开发表了张竞生拟定的一份内容丰富的《风俗调查表》，对当时民俗学的研究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

风俗调查会曾组织会员调查北京妙峰山、东岳庙、白云观等地的风俗，还举办了风俗物品展览等活动，引起了一些报刊如《京报副刊》等的重视和支持。这一时期，社会上出版的有关民俗的书籍，也显然比以前增多了。其中较重要的有胡朴安1923年出版的《中华全国风俗志》，它是我国出现的第一部全国风俗志，收集保存了全国各地区许多有用的风俗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书和1912年张亮采撰写出版的《中国风俗史》，成为我国民俗学史、志最早的两部学术专著。

1927年年底以前，中国较重要的民俗学调查和研究组织，还有顾颉刚等人成立的厦门大学风俗调查会等。

在中国民俗学的发端和开拓期，其主要的研究活动和取得的最突出成绩，均表现在歌谣方面，仅歌谣的收集就达一万多首[17]。除歌谣外，关于民间故事和民俗的调查、整理和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顾颉刚是这一时期民俗研究成就最大者。他率先对吴歌进行搜集整理，发表《吴歌甲集》等著作，曾引起沈兼士、魏建功的通信讨论，对我国歌谣的搜集和研究影响极大。同时，他还广泛征求孟姜女故事的有关材料，进行历史和地理的多方面分析和比较，撰写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的系统》等文，还编辑了《孟姜女故事歌曲甲集》等书，后来又不断对其加以扩展和深化，为民间故事的搜集与研究，树立了一个出色的范式。

此外，顾颉刚还直接组织了著名的妙峰山庙会调查活动，调查的结果在当时的报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连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后来，他将其编成《妙峰山》一书，在民俗调查方面又树起了一面旗帜。由于他在以上三方面的突出成绩，刘半农赞他为“中国民俗学上的第一把交椅”。[18]

从1927年年底开始，中国民俗学正式进入新时期——奠基和开展阶段，其标志是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成立。1927年11月，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董作宾等发起成立该会，隶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选举容肇祖为主席。学会制定了简章，宣称其宗旨为“调查、搜集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随后，他们按计划开展了一系列民俗学活动，如征集会员、举办民俗学传习班、成立“风俗物品陈列馆”，发行民俗学刊物等。

1927—1944年，中大民俗学会陆续出版了《民间文艺周刊》、《民俗周刊》和《民俗》季刊三种学术刊物。《民俗》季刊质量最高，发表了不少高质量的民俗学研究论文，主编为杨成志。此外，他们还出版了民俗丛书，18年中共出了60种，涉及歌谣、故事传说等各种类型资料的整理和研究成果。[19]

在中大民俗学会的影响下，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20世纪30年代初掀起了一个民俗学运动的**。福建、厦门、杭州、宁波、安徽徽州、广东汕头等地都纷纷成立民俗学会，发行民俗研究刊物，其中尤以钟敬文、娄子匡、江绍原等在杭州的活动较为活跃和有成绩。他们于1930年夏发起成立“中国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周刊》，并组织编印了两集《民俗学集刊》，刊登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章和资料。

不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自身在此后几年却渐趋沉寂。

1935—1937年，是中国民俗学很活跃的一个时期。此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和《歌谣周刊》均得以恢复。1936年5月，影响全国的民俗学会组织——风谣学会正式成立，顾颉刚被该会第一次年会选为会长。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在沉寂了几年之后，也在此期由杨成志恢复了活动。《民俗》季刊就是这时创办的。同时，娄子匡还在杭州编辑出版了有影响的《孟姜女》月刊。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民俗学受到了摧残，但并未停止发展。1943年冬，顾颉刚和娄子匡在大后方的重庆成立中国民俗学会，次年又以学会名义出版两人主编的《风物志集刊》。在上海，李白英、钱小柏也编辑有《新中国报》之《民俗周刊》，并成立“中国民俗学社”，继续坚持学术活动。

总之，1927年后，中国民俗学得到了较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此期产生的各种民俗学会组织就有10余个，创办的有关民俗学刊物达30余种。收集到的民俗资料空前繁富，尤以北平、广东、浙江和福建的报刊发表的征集、调查的本地及外地的民俗材料最为突出。同时，研究论著的数量和质量也都有显著提高。

在民俗学理论方面，此期主要以介绍和传播西方与日本的学术思想为主。比较重要的译著有杨成志译英国民俗学家班尼的《民俗学问题格》，江绍原译瑞爱德的名著《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胡愈之译倍松的《图腾主义》，郑振铎译的《民俗学浅说》，杨堃译汪继乃波的《民俗学》等。

在介绍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同时，中国学者也在试图摸索着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1934年出版的方纪生著的《民俗学概论》和林惠祥著的《民俗学》两书是这方面最为系统的论述，特别是前者在阐述民俗学理论时，大量利用了中国材料，很有意义。邓子琴1947年出版的《中国礼俗学纲要》一书，则是从民俗学的一个方面做出的体系建构尝试。此外，还有不少重要的论文，如张瑜的《民俗学的性质范围和方法》、何思敬的《民俗学问题》、容肇祖的《风俗学试探》、薛汕的《科学的民俗学发凡》等都对中国民俗学的理论进行了有见地的探讨。

不过，尽管如此，我国民俗学在理论体系上的建设却仍然很不充分。其民俗学研究主要受西方人文学派、人类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三大学派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又是人文学派。[20]

此期民俗学发展的最大成绩，表现在对中国各民族民俗的具体研究上。这种具体研究范围极广，举凡生产、生活、文化和信仰各方面的习俗，以及家族、村社组织和制度等民间文化的传承方面，都有涉及，成果也极为丰硕。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之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顾颉刚编的《孟姜女故事研究》（1～3册），钱南扬编的《祝英台故事集》，江绍原的《发须爪》，黄芝冈的《中国的水神》，朱雨尊的《民间谜语全集》、《民间歌谣全集》、《民间神话全集》，李家瑞的《北平风俗类征》，尚秉和的《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常任侠的《民俗艺术考古论集》，芮逸夫的《伯叔姨舅姑考》等。

对境内各少数民族民俗的研究，是此期民俗学研究的一大热点，由于本书“民族学”部分对此已有介绍，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