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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防范运动式减碳 来自欧美的经验教训（第3页）

（三）从工作机制上看，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机制，节省企业与政府的减排成本

前面提到，对传统能源企业进行断贷、抽贷是运动式“减碳”的一种表现形式，为纠正这一行为，建议在减排执行工作上推广合同能源管理机制，最终以科学为基础完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减排任务。

根据我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及其团队的预测，我国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将有近136万亿元的投资缺口①，对于各级政府与各行业企业而言将面临巨大的投资压力，尤其是对传统能源企业来说压力更大。此前传统能源企业因技术成熟与需求稳定等特点使其业务发展平稳，在考虑到未来坏账率较低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也往往愿意主动将贷款发放给相关企业。但随着绿色化逐渐成为当前金融发展趋势，以绿色信贷为主的绿色金融投资工具开始向增长前景更明朗的新能源行业倾斜，再加上各地政府较大的减排压力，传统能源企业将面临断贷、抽贷的潜在危机。

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将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传统能源企业所面临的断贷、抽贷危机。合同能源管理并非是一种全新的减排方式，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在欧美盛行，其运营逻辑在于用能主体雇佣节能服务公司对主体的生产业务提供节能服务，服务结束后的部分节能收益将作为节能公司的分成收入。一般来说，双方在合同履约期中的所有业务风险将由节能服务公司承担。在服务过程中节能公司将提供技术咨询、改造方案、方案施工等全方位服务。

为什么说合同能源管理将会解决传统能源企业的断贷、抽贷危机呢?究其原因在于合同中的报酬支付模式不必让用能主体支出额外的成本。相较于其他的减排手段来说，合同能源管理机制是在用能主体的运营成本上做减法，并非加法。例如，一家企业的年度贷款额度为1000万元，并且这1000万元可恰好覆盖企业的生产现金流，在接受能源管理后可实现700万元的生产成本，节省下的300万元可以一定比例的业务支出作为支付给节能服务公司的报酬。

国家能源局在《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中就将合同能源管理列为十大节能减排重点工程之一，但随着新能源、新项目与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存量设备改造为基础的合同能源管理逐渐被忽视，而以燃煤发电厂为代表的高排放存量刚需项目恰恰需要合同能源管理来进行排放优化。长期看来，新能源使用比例的扩大是明显的未来发展趋势，新项目的需求量显而易见。短期而言，部分“两高”项目对于社会的基本保障仍是刚需，对于这些项目来说，以运动式“减碳”的方式来促进减排将造成一系列的经济社会系统性问题，以合同能源管理为减排路径将有望减轻绿色发展在短期所面临的用能成本上升压力。

（四）从企业改革上看，将企业高管薪酬与循序渐进的碳排放工作进行关联

企业是社会中碳排放量最大的主体，企业的减排情况将直接关乎社会乃至国家的减排进程。如何提高企业的减排能动性与怎样使企业科学“降碳”是当今社会所面临的两大减排难题，根据国外专家的建议，将企业碳排放工作情况纳入高管的薪酬结构体系，将会对企业的减排情况起到积极作用。

2021年8月，美国全国企业董事协会高级副主席FrisoVanderOord在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络（）发表了一篇名为Tyioissionworks。Morepaniesshouldtryit的文章，文章阐述了当前企业高管的薪酬现状与企业对待碳减排的普遍态度。企业高管因股票期权等激励机制使得收入水平远高于企业的平均水准，而高收入的背后是否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联至今在很多企业还缺乏明确的制度。事实表明，企业将高管的薪酬与碳减排工作相关联不仅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高管收入的价值，也可以使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明晟公司（MSCI）在2021年上半年的研究表明：上市企业在二级市场中的股价对于企业积极减排的反应虽然较慢，但是积极的。此外，这篇文章也列举了多个因为将高管薪酬与企业碳排放工作关联后得到正面反馈的案例。例如，瓦莱罗能源公司将企业的公司治理工作纳入高管的年度激励奖金，并占其中的18%。壳牌公司也在2018年时就发表过声明：将企业的中长期减排目标与高管薪酬进行关联，使企业在运营中与客户在消费企业商品时尽可能地降低碳排放。随后，两公司的股价在二级市场中也有不同程度的涨幅。

结合碳中和背景与我国当前的企业改革现状，将企业减排工作作为高管薪酬的衡量指标之一是我国应大力推动的一项改革方案。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作为美国全国企业董事协会在国内的对标机构在业务上具有很多类似之处，协调好上市公司与市场的和谐发展，鼓励上市公司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作为协会的部分业务，在优化企业的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的披露信息与高管薪酬结构上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实现“双碳”目标的窗口期不断缩短，协会可联合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与发改委等主管机构对企业高管薪酬结构与减排间的关联工作推出相应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拉近高管薪酬与减排工作的关系。

另外，此项举动也响应了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关于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2021年8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基于此，企业高管作为高收入人群的典型代表有责任以企业减排的形式解决社会所面临的经济发展外部性问题。在高管薪酬与企业减排工作关联后，非理性的企业运动式“减碳”问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纠正，社会的减排进度也将回归正常。

五、防范运动式“减碳”，离不开数字化

随着“双碳”目标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各地对碳达峰、碳中和的工作规划已全面展开，但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碳减排过于粗糙、限制耗能企业过于简单、减排阻碍正常经济运行甚至日常生活等运动式“减碳”的消极现象。2021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强调要防范运动式“减碳”，为当下“减碳”的消极现象敲响了警钟。

要防范类似运动式“减碳”，推进数字化碳核算是必不可少的路径。各级政府需要在“双碳”目标下的各项碳测算与评价标准正式确定后，为相关数字监测平台的建立提供基础依据，并从企业汇报、政府监管等角度进一步完善碳排放环境披露的具体政策和法规。

事实上，在2021年7月11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绿色金融主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发布了全球首个碳达峰、碳中和智慧监测管理平台，在此后首届中国数字碳中和高峰论坛（成都）上再次推介，均引起广泛报道。该平台希望构建专业化、精细化的监管指数，采用科技企业集约建设方案，推动“双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升级，以期成为社会各界建立“双碳”路径以及各级政府量化检测跟踪“双碳”进度的重要参考依据。

2021年7月底，生态环境部表示碳达峰、碳中和首次纳入中央环保督察，严控两高项目上马以及碳排放数据造假瞒报等问题，不久后又发布了开展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推动研究碳排放量核算方法和环境影响报告编制规范的制定。这些文件都在为数字化减碳路线图提供政策指引，也为“绿色经济+数字化”的庞大市场正常运行保驾护航。

（一）解决“双碳”目标痛点之方向

在实现“双碳”目标过程中，一些行业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已纳入全国碳市场的电力企业，以及后续即将要纳入的石化、建材、钢铁等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行业，将是“双碳”目标推进过程中受影响较大的行业，必须降低排放并开展绿色低碳转型以适应“双碳”目标下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这些难点或痛点恰恰折射了绿色经济的潜力。从国际层面上看，各国发展绿色经济符合联合国《巴黎协定》制定的气候目标，有助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危机和极端天气，密切关系到人类文明的存续；从发展目标上看，绿色经济具有高效率、高质量、低污染等特征，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开展工业生产，也不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降低排放消耗，符合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绿色经济作为新时期各国经济发展的主流方向，将为国际合作带来新机遇，且绿色发展作为全人类的共同命题，其国际合作符合各国共同利益，有望独立于其他国际矛盾与竞争，推动各国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绿色经济的规模至少将达到数百万亿元，而中国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所需要的资金投入规模大概在150万亿—500万亿元，两者目标与投入基本吻合。当前的关键就是将绿色经济的发展与“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有效结合起来。而在这个进程中，数字化是实现跨越式弥合、增长和飞跃必不可少的路径。

（二）充分认识数字化与绿色化相辅相成

事实上，自碳中和目标提出后，绿色低碳经济与数字经济已开始了有机衔接和深入融合，例如，政府或企业运用大数据开展企业碳排放的数字化检测与管理、电力行业加快能源互联网和智能电网的建设以推进能源绿色高效低碳转型、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融入绿色技术创新创业、数字金融赋能绿色金融和碳金融的创新等。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数字经济的蓬勃创新为绿色发展赋予了极大的动能，传统产业包括工业、能源、交通等，通过开展数字技术创新以改变低效率、高耗能、高排放的生产方式，已成为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最有效方式，并有助于加强数字技术设施的互联互通和绿色发展的信息共享，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硬件和软件基础。

另一方面，绿色发展作为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将为数字经济的创新方向和发展模式等提供重要指引。例如，相关数字企业可探索如何与工业企业开展绿色数字合作与创新，制定针对性的绿色低碳转型生产方案；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可探索如何推动区域碳减排的监测与评估等。

目前，对于数字技术驱动低碳转型还存在一些需要加强的环节：工业企业仍要加强通过数字技术推动节能低碳的创新研发投入，不断克服技术难点；数字型绿色技术初创企业存在资金上的短板，整体上缺少足够的融资支持，急需建立普惠型的绿色创业融资体系和面向中小微绿色企业的多元化的融资模式；数字企业和工业企业可以探索技术合作以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但目前双方因业务差异缺乏相互了解，且对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未来的前景认识也有所不足，因而需尽快建立高效、协同、互利的业务合作模式。

（三）政府、企业、社会需要良性互动

要利用数字化实现“双碳”目标，推动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之间良性互动变得越来越重要。

首先，政府应起到对企业和公众的政策引导作用，一是加强绿色经济和低碳转型的意识宣传和政策宣讲，尤其是让企业意识到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绿色发展的基本概念和重要理念；二是通过一定的政府资金引导形成杠杆效应，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企业绿色转型之中，提升企业、社会利用数字化实现“双碳”目标的意识。更重要的是，政府须采取数字化碳核算方式，合理有序地推进“双碳”目标，不必操之过急，更不必粗糙蛮干。

其次，企业应充分认识到国家战略的长期性、坚定性。推动绿色发展和低碳经济虽然会带来减排压力，但也具备重要的发展前景与机遇。在“双碳”目标下，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发展质量、环境责任为目标开展绿色升级转型。

最后，公众应密切关注国家关于低碳发展与碳中和目标的各类重大政策，利用各类低碳App等数字技术，逐渐培养绿色低碳生活的意识和理念，自觉开展绿色出行、低碳消费，提高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从而带动企业开展绿色生产，提高绿色产业的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