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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法国式革命暴力是共产党成功的秘诀（第2页）

在解放战争期间，由于坚持了阶级斗争的理念，中共还得以通过一种“新式整军运动”来提升士气和扩充军队，这也是中共能够在军事上迅速击败国民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该运动全称为“诉苦（即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运动，是彭德怀领导的西北野战军在1947-1948年之交的冬季创造的经验，后被迅速推广到全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毛泽东如此欣赏这一经验，自然是看到了它有提高军队战斗力之奇效：整军之前西北野战军一次最多只能歼敌两个旅，之后就能一次歼敌五个旅了！盖因“诉苦”“三查”运动“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动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的团结。……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18]而此经验推广至全军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也的确没有出乎毛之所料。此外，该整军运动还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副产品，那就是尽管残酷的战争造成了部队的大批减员，解放军人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战越多。如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开始时只有36。9万人，战役期间伤亡10。5万人，可是到战役结束时，其兵力竟增至55。1万。[19]补充进来的新兵，不少是翻身农民，但大部分（约三分之二）是所谓的“解放战士”，也就是来自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兵——须知这些“国军”老兵很多都是训练有素的战士，尤其是会使用很多中共士兵从未接触过的、刚刚从战场上缴获的美式武器装备，他们加入中共军队对于国共军力对比的影响自是非同小可。[20]而这些俘虏之所以能调转枪口炮口为中共作战，一方面是为中共土改运动所感召，同时也是在“新式整军运动”中接受了“阶级教育”的结果，总之都是中共阶级斗争理念的胜利。据有关文献记载，中共在淮海战役中进行战地休整时，特别重视政治工作：“除了对敌军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外，还不断地对全体指战员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本着新式整军的精神，开展诉苦和三查运动，整顿组织纪律，训练新战士并溶化俘虏。……使全体指战员不断提高阶级觉悟，都充分懂得为什么作战、为谁作战，个个保持旺盛的战斗意志，准备彻底消灭敌人。”[21]据有关专家最近的研究，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主要就是用这种阶级教育的办法，总共消化和改造了177万国民党起义和投诚官兵，由此源源不断地为战斗中的解放军提供着新鲜血液。[22]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统一战线问题。对于在1949年前的国共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的中共而言，这个问题实具有格外的重要性（所以才被当时的毛泽东列为中共三大法宝之首）。应该说在中国革命的实际进程中，曾有过两种统一战线：一种是由国民党主导的，存在于两次国共合作时期，那是一种民族统一战线，分别以军阀和日本侵略者为斗争对象，或者说以反帝或争取民族解放为主要诉求；另一种是由中共主导的，那可以说是一种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具有既反帝也反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性质。但无论哪一种，对于中共来说都是发展壮大自身并实现自己的政治图谋的重要工具。历史表明，在毛泽东主事之前，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不成功，之后则一路辉煌：通过巧妙利用各敌对营垒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纵横捭阖，借力打力，一度濒临绝境的中共不仅转危为安，还渐渐发展成为中国革命的唯一中坚。成功的原委何在？毛个人高明的谋略艺术固然重要，但阶级斗争理念在其中的关键意义仍不容忽视。

不言而喻，统一战线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寻找政治盟友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革命事业究竟有多么重要，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洞若观火。《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最初发表于1926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劈头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那么怎样才能分清敌友呢？在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只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的毛泽东看来，这只能借助“阶级分析”了——“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经过分析，毛得出的结论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23]看来，阶级分析方法的妙处，主要就在于它能够越过社会中复杂纷纭的个体的层面，通过经济状况（贫富差异及其缘由）的对比，对全部社会成员进行分门别类的群体划分，从而把一个看上去混沌不清、杂乱无章的社会描绘得井井有条，于是革命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各种社会力量的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区分敌友时也就可以成竹在胸了。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术语（如“半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就是他自己的创造，其所指主要是中国的贫苦农民），但也惟其如此，它更准确地揭示了当时中国各社会群体的实存状态，从而为中共寻找革命盟友的工作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实际上，毛泽东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为自己的政治谋略艺术，同时也为中共后来的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一个科学的基础。

其实，同为“布尔什维克化”政党的中国国民党，也不是不知道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在北伐战争期间，孙中山实施过“容共”（即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蒋介石还进一步提出过“联共”的主张[24]，说明国民党也曾积极寻求过政治盟友。干革命总是人多一些才好，这个道理国民党一样明白。只是很可惜，由于根本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因而也不可能懂得阶级分析对于政治结盟的指导意义，国民党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条能为己所用的统一战线。

由此可见，中共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中共坚持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路线。正是由于始终不渝地贯彻了阶级斗争的理念，中共在革命中才得以像法国革命者那样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它所行使的暴力也才得以像法国革命者行使的暴力一样所向披靡。所以说中共的胜利，某种意义上也是法国式革命暴力的胜利。

[1]如果从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的兴中会算起，则中国国民党的生日还可以上溯至1891年11月24日，但从这时直到1919年10月10日这个时期，应该说只是中国国民党最后成形之前的一段“前史”：1905年8月20日，由孙中山倡议，兴中会和1903年11月4日成立的华兴会（会长黄兴）、1904年11月成立的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同盟会，但该组织自袁世凯当政后便陷入分化；1912年8月5日，同盟会和几个小党联合组成国民党，但“二次革命”失败后即又分崩离析；1914年7月孙中山召集部分国民党党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最后于1919年10月10日将之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2]参见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载《党史纵横》2007年第6期，第58～60页。

[3]当然，按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统看法，也可以说美国革命也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是美国资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阶级斗争。但这种“阶级斗争”显然没有这个概念一般意义上的“国内阶级冲突”的含义，而是以“民族解放战争”为具体表现形态的，这更接近于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斗争”的概念。

[4]孙中山：“民生主义四讲”，见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247页。

[5]孙中山：“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见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下），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612～613页。认为中国没有欧美式的阶级斗争的意思，孙中山在另一篇演说中说得更直白：“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一般普通的贫。中国人所谓‘贫富不均’，不过在贫的阶级之中，分出大贫与小贫。其实中国的顶大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不过是一个小贫，其他的穷人都可说是大贫。中国的大资本家在世界上既然是不过一个贫人，可见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我们要把这个分别弄到大家平均，都没有大贫，要用什么方法呢？大概社会变化和资本发达的程序，最初是由地主，然后由地主到商人，再由商人才到资本家。地主之发生，是由于封建制度。欧洲现在没有脱离封建制度。中国自秦以后，封建制度便已经打破了。当封建制度的时候，有地的贵族便是富人，没有地的人便是贫民。中国到今日脱离封建制度虽然有了二千多年，但是因为工商业没有发达，今日的社会情形还是和二千多年以前的社会情形一样。中国到今日，虽然没有大地主，还有小地主。在这种小地主时代，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民生主义四讲”，见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第257～258页]。

[6]蒋介石的早期思想似乎相当激进——比如，虽明知孙中山反对在中国实施阶级斗争的观点，蒋却公开主张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同时并举：“现在世界只有二种斗争，一种是民族斗争，一种是阶级斗争”，并认为民族斗争就是被压迫民族求独立的斗争，阶级斗争就是被压迫劳动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中国的革命，要在阶级斗争之中，来求民族独立；在民族独立之中，来求革命成功。”（1924年2月17日的讲演，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6～107页）但在内心深处，这时的蒋介石其实根本没有背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例如他在1925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就这样指出：我们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明白地说，就是打倒资本家，反对大地主。这明明白白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的。……所以民生主义到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见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第108～109页）显然，这跟孙中山的这一经典说法：“我们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民生主义四讲”，见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年，第263页]，唱的还是同一个调子。

[7]蒋中正：“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出席长沙市民欢迎大会讲演），见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391页。

[8]参见高华：“民族主义乎？国际主义乎？”，。fyjs。viehp？id=101334，2009-12-26。

[9]毛泽东后来明确说过：“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见毛泽东：“呼吁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载《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第一版）

[10]参见王也扬：“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研究”，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第5页。

[11]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450页。

[12]转引自姜义华：“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载《史林》，2007年第1期，第7页。

[13]参见徐庆全：“‘统一战线’成就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0月25日（TM01）评论周刊封面。

[14]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63～64页。王奇生的研究表明，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强调集权和纪律。例如，1924年国民党一大制定的党章基本上是照抄俄共1919年的党章，而1922年中共二大制定的党章却比1919年俄共党章规定得更细密、更严厉。俄共党章内有关“纪律”的条文列有4条，而中共党章中有关“纪律”的条文列有9条。而且中共在党章之外，还通过了一个组织章程决议案，内中强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并在党章之外规定了7项组织纪律的原则，如“个个党员都要在行动上受党中军队式的训练”；“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个个党员须牺牲个人的感情意见及利益关系以拥护党的一致”；“个个党员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个个党员的言论，必须是党的言论，个个党员的活动，必须是党的活动”。在国民党的党务法规中从未见有类似的严格规定，尽管国民党改组后也强调集权和纪律，但与中共相比仍逊色不少。——由此看来，由于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国民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充其量只是对俄共组织原则的一种形式上的模仿；而中共之所以比俄共更重视纪律问题，则可能与中国革命中有组织讲纪律的工人阶级人数更少有关。

[15]参见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以及许福明：《中国国民党的改造（一九五○～一九五二）——兼论其对“中华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第46页。

[16]参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淮海战役》，第三册，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第359页。

[17]转引自刘统：《华东解放战争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6页。

[18]毛泽东：“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1189页。

[19]参见粟裕：《粟裕回忆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第二十章“粟裕谈淮海战役”（5），引自梦远书城，。my285。zjzgxdsyzz133。htm。

[20]参见陈毅：“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陈毅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236～258页。

[21]刘广志：《淮海战役》，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0～91页。并参见刘统：《华东解放战争纪实》，第18章“化敌为友”（第270～286页）。

[22]参见高戈里：“起义投诚百万‘国军’的归宿”，载《文史精华》，2002年第4期。

[23]《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3～9页。

[24]参见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