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三尼采的自我超越过程（第1页）

三、尼采的自我超越过程

以精神三段变化的教育过程观考察尼采，我们发现尼采本人经历了一个由“天才崇拜的时代”（崇拜叔本华和瓦格纳），到“否定的时代”（敌基督、驳叔本华、驳瓦格纳），再到“创造的时代”（《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版、瓦格纳去世）的自我教育和自我超越过程。

（一）天才崇拜时代的尼采

尼采的精神转变为骆驼的阶段，大约在1870年至1876年间。在这一阶段，尼采极为崇拜哲学家叔本华和艺术家瓦格纳。《悲剧的诞生》（1872）和《不合时宜的沉思》（1873-1876）等，是他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

早在1865年10月，21岁的尼采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古典语文学专业时，就阅读了叔本华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立刻就被叔本华的思想观点所深深吸引，从此便认定叔本华是自己的精神导师。1869年11月，尼采在莱比锡结识了日后对他的思想和精神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另一位人物——瓦格纳。

在《悲剧的诞生》和《不合时宜的沉思》中，尼采毫不隐晦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崇拜和敬仰之情。他的教育思想也明显受到这两个人物的影响。在这一阶段，尼采将论战的矛头对准了“理论家”、对准了19世纪的学者，对准了德意志精神的贫困化。他认为，在德意志精神中找不到力量，找不到充实的生活和天才的创造性了。整个德意志教育充满了单调、机械、无聊的特征，在军国主义和职业技术主义的钳制下，德意志教育走向了颓废和衰落。

尼采认为，当时的德国处于一个偏狭平庸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他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勉强忍受。没有人对他追求的伟大风格和教育理念感兴趣，没有人哪怕仅仅以千分之一的热情和痛苦来对待他和他的思想，他只能在叔本华和瓦格纳那里找到思想的慰藉。对此，他有着常人难以体验的切肤之感。

为了能以25岁的年纪构想出《悲剧的诞生》，一个人必须已经对自身中的一切作多少体验啊！

我从未抱怨我无法形容的匮乏：决不听一种类似的声音，决不受相同的痛苦和意愿。

我自己知道，在任何文献中都没有具有此种丰富心灵经验的图书，而且从最伟大的直到最细微和最精巧的东西都是如此。除了我，没有人能认识和弄懂这一点，原因在于以下事实，即：我注定要在一个蠢材发达的时代里生活，而且还是在一个民族中间，这个民族在一般心理事物方面还缺乏任何预备性训练（那是席勒和费希特严肃对待过的一个民族！！）。[[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56。]

尼采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蠢材发达的时代，他所生活于其中的民族是一个在一般心理事物方面还缺乏任何预备性训练的民族。对他来讲，在这样一个时代和民族中生活，是命中注定的，因此，他从不抱怨任何匮缺和贫乏。他勇敢坚毅地生活着，并且已经对自身中的一切产生非常深刻的体验，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心灵经验。这一时期的尼采愿意像骆驼一样跪下来，心甘情愿地将最重的负荷扛在肩上。

《悲剧的诞生》是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开始酝酿，最终于1872年出版的一本关于希腊人的种种随想的著作，也是尼采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书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迄今为止人类中最健壮、最优美、最令人羡慕、最富人生魅力的种类，这些希腊人——怎么了？偏偏他们需要悲剧？而且——还需要艺术？希腊艺术有何功能？”[[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赵登荣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3。]在这本书中，尼采获得了两项根本性的发现，一是对希腊人的狄奥尼索斯现象的认识，二是对苏格拉底主义的认识。

在尼采看来，把握狄奥尼索斯现象，是通向古希腊悲剧诗人的一把金钥匙。什么是狄奥尼索斯现象呢？就是肯定生命，甚至肯定生命的最陌生和最棘手的问题的一种现象。在尼采看来，古希腊人需要悲剧决不是因为他们贫乏、病弱、悲惨、可怜，恰恰相反，古希腊悲剧神话是一种因幸福舒适、健康无比、生活充实而生发的对于生活中的艰辛、恐怖、邪恶、疑难问题的理智的偏爱，是一种来自充盈和超充盈的、天生的、最高级的肯定，一种无保留的肯定，对生命本身一切疑问和陌生东西的肯定。尼采认为，悲剧的诞生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那样，为了摆脱恐惧和同情，为了用激烈迸发来摆脱危险的冲动，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同情，成为生命本身的永恒快乐。

此外，尼采在这本书中还首次认识到苏格拉底是希腊消亡的工具，是典型的颓废派。尼采认为，苏格拉底用“理性”对抗本能，而主张“理性”就是埋葬生命的危险的暴力。借助苏格拉底问题，尼采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伦理道德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回答就是，道德本身就是颓废的象征，是对生命的诽谤和敌视。

尼采以“致理查德·瓦格纳”作为《悲剧的诞生》的前言，并在前言中热情洋溢地称瓦格纳为“我尊敬的朋友”，明确指明将此书献给“我的这位走在同一条路上的高贵的先驱者”。由此可见，当时的尼采对瓦格纳的崇拜之情。

《不合时宜的沉思》由四篇论战性论文组成，第三篇名为“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在这篇文章中，尼采称叔本华为“应当夸耀的一位导师和教化大师”、“梦幻中的那个作为教育者的哲学家”，认为他可与法国著名哲学家和作家蒙田相媲美，并表示愿意成为叔本华式的人物。

（二）否定时代的尼采

大约在1876年至1882年间，尼采的精神发生了第二次转变，开始由骆驼变成了狮子。这一阶段的尼采逐步在哲学上否定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在艺术上则彻底与瓦格纳的观众艺术观分道扬镳。他在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1880）、《漫游者及其影子》（1880）、《曙光》（1881）和《快乐的科学》（1882）等。

正如他自己所说，“有一天，——那是在1876年，我产生了一种突如其来的蔑视和洞见：而且从那时起，对所有这些美好的愿望，我都无情地不予理会，那原是我青年时代所钟情的愿望。”[[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80。]尼采这里所说的青年时期所钟情的愿望，就包括他在青年时期的著作《悲剧的诞生》和《不合时宜的沉思》中所表达的对于两位精神导师的无限崇拜和敬仰的心愿。

如果说前一阶段的尼采是一个狂热地跟在叔本华和瓦格纳背后亦步亦趋的骆驼形象，那么，这一阶段的尼采已经开始反思和讥嘲自己，由惟命是从的骆驼变成了发号施令的狮子。

当我过去把“不合时宜”一词写在我的书上时，在这个词上传达出多少青春、无经验、冷僻啊！现在我明白，带着这样一种哀叹、热情和不满，我恰恰因此属于现代人中最现代的。[[德]尼采。权力意志[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94。]

是什么原因促使尼采在1876年突然间发生了精神的第二次飞跃性转变呢？导致尼采的精神由骆驼阶段变成狮子阶段的转折点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尼采因严重疾患辞去大学教职，二是对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否定，三是对瓦格纳教会化的反感。

1。身体疾患使自我重现

1869年2月，不到25周岁的尼采被破格受聘于巴塞尔大学，出任古典语言学教授。尼采本人对于自己的教学效果还是极为满意的，在其自述《瞧！这个人》中，他曾非常自豪地说：“在巴塞尔讲授高年级希腊文的七年中，我从未借故惩罚过学生；在我的班上，连最懒惰的学生也变得用功了”。[[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4。]如果不患病的话，说不定尼采很可能像康德一样一生生活在大学中，从事古典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了。然而，病痛一直在折磨着他。在他36岁那一年，尼采的身体状况糟糕到了极点，他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重度的消化系统衰弱引起了全面的机能衰退，持续的头痛和严重的眼疾已经使他难以看清三步以外的东西，几乎随时都有失明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1879年，病重中的尼采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务。

在生命的低潮期，在生命中这段最最暗淡无光的日子里，尼采的头脑却极度清醒，思维也极为缜密，他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反思，极其冷静地思考了许多在健康情况下不会思考的问题。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尼采开始了对他的人生、他的精神和他的精神导师的重新审视。这样，长期的疾患就成了上天对于尼采的丰富馈赠，它给了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勇气和一双颠倒乾坤的大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