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最怕没有恒心。陈鹤琴用一种自励的方法,也就是古人用的“座右铭”来维持苦学的恒心,来刺激他向上的精神。他把好的格言,一句一句地写在纸条上,挂在墙壁上,并且常把这些格言当歌儿来唱。这些格言对于他人格的发展是很有影响的。在中学时代他最喜欢奉行的格言如:卧薪尝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志者事竟成;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寸阴是惜;满招损,谦受益等。
在中学时期,他的人生观和从前有很大的不同了。从前他只知道显亲扬名,谋个人的福利。此时他有爱人的热诚,牺牲的精神。知道不仅要为己,还要为人。自从他在蕙兰受浸礼起,他的人生观完全改变了,把“小我”竟变成“无我”,并以“无我”二字作他的隐名。
在那个时代,他就立誓不嫖,不赌,不吸烟,不喝酒。对于这“四不”,他素来严格而极端地遵守。就是在他结婚的时候,虽照旧俗设宴招待亲友,但也没敬酒,亲友敬他,他也没有回敬,即使得罪人也不愿抛弃他的主义。这“四不”主义,几十年如一日。后来只是对酒的态度,不如从前那么严格,偶有宴会,也喝一两杯。
3。大学时代
(1)在圣约翰大学。
陈鹤琴19岁那年(宣统二年)从蕙兰毕业,他的母亲、姐夫、小哥都很高兴。但中学毕业后该去做什么又成了问题。他虽然可以去考邮局、海关之类的职位,但他的志向不在赚钱谋生,因为他立志要做济世救人的事业,以前那种显亲扬名的狭窄观念,早已抛到脑后了。那么究竟怎样去济世救人呢?他还“毫无具体的计划,只晓得要济世要救人,非有学问不可。要有学问,非读书不可。”①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小哥(小哥待他很好,除了
在蕙兰的第一学期,自他从蕙兰读书起一直到清华毕业,所有的学费、零用、衣服、书籍等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他的小哥供给)。小哥听了他要上进求学,就满口答应。所以陈鹤琴20岁那年的前半年就慕名进了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圣约翰大学。
到了圣约翰大学,尽管环境不熟,教师和同学是陌生的,读书摸不着头脑,也无从去切磋,但陈鹤琴的人缘素来很好。到了不久,同学熟了,朋友也日渐多了。尤其与同班同学沈子高最要好。沈又是一个老学生,常常能指导、帮助他。只是觉得功课还是很困难。因为在蕙兰,用的课本除英文科之外,都是用中文的。到了圣约翰,所用的课本除国文外,都是用英文的。理化、算学、历史都用原本。这个变化太大了,幸亏陈鹤琴在蕙兰的英文程度还可以,英文原本勉强可以读得懂。但感觉最困难的,就是他所学
的功课都是第二学期的新教材,第一学期的功课他又没有读过。因为当时中国的学制是春季始业的,而圣约翰是秋季始业。大学一年级一学期的功课全靠自己修读是很困难的。
陈鹤琴是不怕难的,他要读读看。当初进来的时候,卜芳济校长也是看到他在惠兰的成绩还不错,就叫他在一年级下学期试读两星期。若读得好就跟下去,读得不好,只可退到中等科去。
像当年进蕙兰时,他的姐夫警告他一样,校长也给了他一个警告。他心想,校长的警告也就是一个刺激罢了,他要硬着头皮,拼着命去读。两个星期的试读过去了,校长准许他继续读下去。别的功课他都可以应付,只是“拉丁文”读得特别苦。拉丁字从没有学过,比英文又难得多,先生还要他读拉丁书的下半本。所以他一方面,要补读上半本;另一方面还要赶读下半本。教拉丁文的巴尔登先生虽然严格,不过待他不错,常常叫他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补习。学期结束考完试,成绩报告寄到家里。功课门门都及格,只有拉丁文考了59分,要到下学期补考。只因那年暑假陈鹤琴考取了清华,也就没再去补考拉丁文。
圣约翰大学的校长数十年惨淡经营,苦心孤诣,把梵王渡一个小学校变为一个国内著名的大学,50余年来,桃李满中国,对中国的教育有很大的贡献。一个外国人能够做到这样,陈鹤琴感到十分景仰。但是在他头脑中还有一种不良的印象:在那里一般学生总不注重中文,学校更看不起中文先生。外国教员的待遇比教西文的中国教员好,教西文的中国教员的待遇比教国文的中国教员好。所住的房子,所领的薪金都有这三种等级。最痛心的是一般洋行买办的纨绔子弟,对于国文一点不注重,对于国文教员没有一点礼貌,有时还有意作弄国文教员。那种怕外国人而欺侮中国教师的奴隶心理,让陈鹤琴一直愤愤不平。
(2)在清华大学。
宣统三年六月,小哥看报得知清华学校招考。当时陈鹤琴已19岁。在小哥及几位蕙兰老同学的怂恿下,他就去报名投考。初考考的是国文、英语、算学,复考考的是国文、英语、算学以及史地科学,陈鹤琴顺利通过初考和复考。考取之后,承姚天造介绍,请范炯泰先生作保。到了清华,他被排在高等科一年级。那时清华还没有改大学,相当于大学三年的程度,所以他就在清华读了三年。这三年他获得了不少有用的知识,认识了许多知己朋友,还获得了一点服务社会的经验,立下了爱国爱人的坚实基础。
清华学校原是一个王公的花园,环境优美。学校监督是唐开森先生,待人诚恳,办事热心,视学生如子弟,看同事如朋友。可惜不久他就病逝了。读书不到两月,武昌起义了。学校每人发20元遣散费。由于想读书不愿离开,动身太晚。他和同乡杨炳勋从北平乘车到天津,在天津乘太古邮船南下。在船上只能睡在货舱里的一口棺材旁,货舱拥挤不堪。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逃难,也是逃难中最难逃的一次。
他回到杭州,剪掉“相依为命”20年之久的辫子。之后,又回到圣约翰去读书。第二年清帝退位,民国成立,清华登报开学,他又北上去读书。
陈鹤琴在清华读理科。伍尔德(Wald)先生教物理,孟龙(Malone)先生教西洋历史。辟盖脱(Pickett)两姊妹分别教美国史和德文。司密斯(Smith)先生教英语文学,施带尔(Starr)女士教美术,舒美克(Shoemaker)先生教体育。别丽司(Breece)教高年级的英文,韬美极(Talmage)女士教英文,教算学的是海痕司(Heines)先生。鲍尔特(Dr。Bald)先生是校医,还有最受欢迎的西莱(Scelye)女士教音乐。
张伯苓先生曾做教务长。虽然在清华的时间不长,但他的伟大人格,已深深地印在陈鹤琴的脑海里。校长周诒春,办事认真,毫不敷衍。校规不订则已,一订非守不可。他能处处以身作则,不爱名,也不贪利。说话总是诚诚恳恳,切切实实。他养成清华纯洁的学风,深受全体学生的爱戴,是陈鹤琴最为爱戴的导师。
清华的师长不但顾到学生学业的增进,而且还注意培养学生的人格。周校长一方面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模范,另一方面常常对学生训话,做学生的晨钟暮鼓。所请的美国教师在礼拜天也是不辞辛苦,开《圣经》班,教学生如何求学做人,怎样处世待物。
周校长素来不主张学生读死书,在他的倡导下清华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什么辩论会、演讲比赛,什么足球比赛、篮球比赛,什么化装表演,什么音乐会,像雨后春笋般地开展起来。陈鹤琴他们毕业的时候,还表演过一出《威尼斯商人》。
清华同学对于宗教也是有兴趣的。陈鹤琴他们几十个基督徒学生星期日要在美国教师的会客厅里做礼拜。第二年王正序、陈鹤琴等几个人创办学校青年会。他们一方面,互相砥砺,以身作则来领导同学,皈依真道;另一方面,实行社会服务,提倡教育。
在清华的第二年,陈鹤琴做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件是在校内开了一个“校役补习夜校”班;一件是在城府办了一个“义务小学”。清华学校青年会是中国国立学
校内第一个青年会,校役补习夜校可能是中国学校内第一个校役补习学校。城府的义务小学,可能也是中国国立学校学生所创办的第一个义务学校。这两个学校都是陈鹤琴一手创办的,校长也是由他一个人兼的。教书他一个人顾不过来,就请同学帮忙。校役夜校有三四十人上课,城府小学也有几十个儿童。
陈鹤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还和陆梅僧等人办了同志会。同志会的名字叫做“仁友”,取“以文会友,以及辅仁”的意思,目的是切磋学问,砥砺品行,联络感情,互相协助。同志会的同学常常在一起讨论学问,规劝过失,还油印一张小报以资鼓励。这个小小的团体保持了好几年。
民国三年,学校要办一种刊物,由同学组织一个编辑委员会,陈鹤琴担任经理职务,负责出版发行事宜。一学期之后,学校看他干得还不错,就送他了一块金质五角宝星奖章。
在体育方面,陈鹤琴虽身材较矮,球类、田径也不及别人,但是力气、筋骨还是不错。体育先生举行全校学生体力测验,有握力、腿力、背力、臂力、举力和攀力等共七八项。全校几百个同学中陈鹤琴的体力总分位列第二。
第二年的全体比赛,他又考了第一。
在清华读书时,约翰·彭杨(JohnBunyun)的《天路历程》(PilgrimProgress)、斯托(HarrietBeecherStowe)的《黑奴魂》(Uom'e)、富兰克林(BenjaminFranklin)的《富兰克林自传》(Autobiography)这三本书,令他感触最深。在童年时代,他的人生观无非是显亲扬名;在中学时代,他的人生观是济世爱众;在大学时代尤其在清华,他的人生观除济世爱众外还能注意到救国。清华创办的历史让他明白,清华的经费是美国退还的庚款,庚款无非是民脂民膏。所以他认识到自己所吃的是民脂民膏,所用的也是民脂民膏,将来游学美国所有的一切费用,也都是民脂民膏。政府用人民的脂膏来栽培他,他不能不思报答。于是爱国爱民的观念从此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