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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十字路口（第2页）

同样被命运重击，一个选择向内封闭、自我了断，另一个则挣扎着向外寻求新生、重新扎根。这其中的差异，除了际遇、性格，是否也关乎在绝境中是否曾抓住过一丝温暖的支持？苏晚有苏晨（尽管关系曾扭曲），有后来出现的林静秋和沈婕，有秦安这个新生命。而许宁，似乎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份冰冷的基因报告和母亲临终前的惨状。

医者的职责，是否仅限于评估手术指征和心理能力？当患者基于“理性”做出的选择，背后是彻骨的孤独和对自我价值的全盘否定时，医学是否应该做点什么，去触碰那冰层之下或许尚未完全熄灭的、属于“许宁”这个人本身（而非仅仅是“疾病携带者”）的火星？

这个念头让她有些不安。这似乎逾越了传统的医疗边界，涉入了更模糊的情感与存在领域。但她无法将许宁那双空洞决绝的眼睛从脑海中抹去。

第二天，林静秋召集了一个小型的多学科讨论，参与的有心理科王医生、伦理委员会的一位资深委员，以及科室里两位经验丰富的高年资医生。她介绍了许宁的情况，出示了所有检查报告和心理评估。

讨论很激烈。伦理委员强调患者自主权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如此明确的遗传风险下，尊重其“不伤害后代”的决定是符合伦理原则的。一位高年资医生从医学实践角度赞同，认为患者知情同意充分，手术风险低，符合指征。心理科王医生再次陈述了她的观察：患者决策能力具备，但动机中自我否定成分浓厚，社会支持系统几乎为零。

“如果我们只是机械地执行一个‘合法合规’的手术，”王医生缓缓说道，“我们或许解决了一个遗传学问题，但可能同时默认甚至强化了她‘我的存在本身就是错误，需要被清除一部分来修正’的绝望信念。这算是一种真正的医疗帮助吗？”

另一位高年资医生皱眉：“但我们也无权将我们的价值观强加给她，告诉她‘你应该对未来抱有希望’。那太傲慢了。她的痛苦是真实的，她的恐惧是基于事实的。”

林静秋听着，没有立刻发言。她想起自己曾经对苏晚和苏晨的某些“逾越边界”的介入，那些介入源于更直接的、关乎人身安全的危险。而许宁的情况不同，危险是内在的、缓慢的、关乎意义的。

最终，讨论没有达成明确共识，但形成了几点意见：第一，手术可以纳入考虑，但非紧急，应留有更充分的缓冲期。第二，应竭尽全力尝试为许宁建立至少一点点社会连接或心理支持，哪怕只是找到一位能定期探望的志愿者、一个相关的病友线上社群，或者鼓励她尝试一些极其简单的、手部要求不高的兴趣爱好（如听书、拼图）。第三，建议许宁进行一次更详细的遗传咨询，由更专业的遗传咨询师再次透彻解释疾病、未来可能性和各种选择（包括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等辅助生殖技术，虽然对许宁目前情况可能不适用，但可作为知识储备）。

会议结束后，林静秋感到更加沉重。缓冲期、社会连接、遗传咨询……这些建议听起来合理，但面对许宁那块坚冰，似乎都显得绵软无力。

她再次来到许宁的病房，将讨论的意见（除了关于自我否定的心理分析部分）委婉地告诉了她，强调了非紧急性和尝试其他支持的可能性。

许宁听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轻轻地问：“所以，还是不能马上手术，对吗？”

“我们需要确保这是对你最负责任的决定。”林静秋说。

许宁低下头，看着自己消瘦的手，半晌，低声道：“我知道了。我会等。”她没有抗争，但那顺从里透出的，是一种更深的、听天由命的灰心。

林静秋离开病房时，在门口遇到了来送晚餐的护工。护工是个面相和善的中年妇女，小声对林静秋说：“林主任，这姑娘一下午就盯着窗外，饭也没吃几口。跟她说话，她也就‘嗯’一声。怪可怜的。”

可怜。这个词刺痛了林静秋。她不需要可怜，她需要的是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看见，而不仅仅是“可怜的病人”。

夜深了，林静秋还在办公室。她翻看着许宁空荡荡的病历，除了冰冷的诊断和检查数据，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她个人的信息。她是一个怎样的人？生病前过着怎样的生活？有什么梦想？喜欢什么颜色？有什么害怕的东西（除了疾病本身）？

这些，病历上没有，许宁也闭口不谈。她将自己简化成了一个亟待处理的“遗传问题”。

林静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白色巨塔之外，秋夜的风吹过城市，带来遥远的、模糊的喧嚣。苏晚和苏晨的南方小院里，枇杷树在月光下应该已经睡着了。李薇或许正在哄着念安入睡。赵小雨的早产儿子应该又长大了一些。

而许宁，独自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清醒地背负着那个名为“未来”的、沉重而黑暗的十字架。

医学的灯光，能照亮她身体检查的每一个角落，却照不进她内心那片被遗传诅咒冰封的荒原。

或许，有些照亮，本就不属于医学的范畴。但当她站在那片荒原的边缘，感受到那彻骨的寒意时，她无法说服自己，仅仅递上一份手术同意书，就是全部的答案。

她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既不越界强行“拯救”，也不冷漠地“执行”。她需要在这基因的十字路口，为那个名叫许宁的年轻女孩，点一盏或许微弱、但属于“人”而非“病”的灯。

哪怕，那灯光最终无法改变她走向黑暗的方向，至少，让她在途中，不那么孤单。

窗外的夜色，深不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