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这么说。”陈老师拍拍他的肩,“她是你妈妈,担心你是真的。只是。。。她的方式有问题。”
江梧睁开眼睛,看着手里的病历。那张薄薄的纸,轻飘飘的,却像有千斤重。它解释了一切——为什么母亲突然出现,为什么坚持带他出国,为什么总逼他做各种检查,为什么每次他咳嗽一声她就紧张得要命。
也解释了,为什么他离开得那么突然,那么决绝。
因为恐惧。对命运的恐惧,对重复父亲悲剧的恐惧,对失去唯一儿子的恐惧。
“苏念知道吗?”他突然问。
陈老师摇头。“应该不知道。这事只有你奶奶,你妈,还有我知道。”
江梧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慢慢把病历折好,放回文件夹,又把文件夹放回纸箱最底层。
“你要告诉她吗?”陈老师问。
“不知道。”江梧站起来,走到窗边,“我需要想想。”
窗外,北京的天空是冬日特有的灰白。梧桐树光秃秃的枝桠伸向天空,像在祈求什么。
江梧想起父亲最后的日子。那个曾经高大强壮的男人,被疾病折磨得只剩一把骨头。咳嗽,咯血,疼痛,最后连呼吸都成了奢侈。
他记得父亲握着他的手说:“小梧,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你也。。。别怕。爸爸在前面等你。”
那时候他不懂父亲在说什么。现在懂了。
原来父亲一直知道。知道他可能遗传了那个该死的基因,知道命运可能在他们父子身上重复同样的悲剧。
所以父亲才那么迫切地教他画画——不是要他成为画家,是要给他一件武器,让他在面对死亡时,还能创造美。
原来所有那些关于美的教诲,关于坚持的训导,关于“画画要真诚”的叮嘱,都是父亲在有限的时间里,能留给他的全部铠甲。
江梧的手指紧紧抓住窗框。木头的粗糙触感透过皮肤传来,真实得让人想哭。
但他没哭。
只是站着,看着窗外,看着这个他离开了十二年又回来的城市。
看着自己三十岁的人生,原来一直活在一条隐形的绳索上。绳索那头,是遗传的宿命;这头,是侥幸的今天。
而苏念,是他在绳索上行走时,抬头看见的那片星空。
美好,但遥远。
危险,但值得。
二、医院
两天后,江梧去了北京肿瘤医院。
他挂了遗传咨询门诊。候诊室里坐满了人,有年轻人,有中年人,有带着孩子的父母。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同一种表情:不安。
叫到他的号。诊室里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医生,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温和。
“江梧?请坐。”
江梧坐下,把那份旧病历递过去。“医生,我想重新评估一下。”
医生接过病历,仔细翻看。看完,她抬起头:“这份病历是十三年前的。基因检测技术这些年进步很大,当年的结果不一定准确。”
“但基本意思是没错的,对吗?”江梧问,“我遗传了那个基因,风险比普通人高。”
“是的。”医生放下病历,“遗传性肿瘤易感基因,确实会增加患病风险。但风险不等于必然。很多人携带基因,一辈子也没发病。”
“我父亲发病了。”
“我知道。”医生的语气很温和,“家族史很重要。但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今年三十岁,按常规建议,携带者从二十五岁开始应该每年做一次全面筛查。你这几年检查过吗?”
“在多伦多做过一些。胸片,B超。”江梧说,“没发现问题。”
“那很好。”医生点头,“坚持筛查是关键。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预后会好很多。”
她打开电脑,调出一个表格:“根据最新的指南,像你这种情况,建议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CT,腹部B超,肿瘤标志物检查。另外,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戒烟限酒,规律作息,适当运动。。。”
江梧听着,但医生的话像隔着一层水。他想起父亲——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规律,还是得了病。基因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
“医生。”他打断她,“如果我。。。如果我结婚,要孩子,这个基因会传下去吗?”
医生看着他,眼神里有了更多理解。“会。这种遗传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你有50%的几率传给下一代。”